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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部作品中，其中形象与个性鲜明生动的不下几十个。 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他是一个传统观念中“行为偏僻性乖张”、“古今不肖无双”的贵族子弟。他怕读被当时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的《四书》，却对道学先生最反对读的《西厢记》、《牡丹亭》之类书爱如珍宝；他厌恶封建知识分子的仕宦道路，讽刺那些热衷功名的人是“沽名钓誉之徒”“国贼禄鬼之流”；他嘲笑道学所鼓吹的“文死谏，武死战”的所谓“大丈夫名节”是“胡闹”；特别是他一反“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在丫鬟、僮仆、小戏子等下人面前，他从不以为自己是“主子”，别人是“奴才”，总是平等相待，给予真诚的体贴和关爱。从这个封建叛逆者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时代的征兆：封建主义在趋向没落，民主主义思想已逐渐萌芽。《红楼梦》构思奇妙、精细而严密，情节的安排、人物的言行、故事的发展都置于有机的整体结构中，没有率意的、多余的、游离的笔墨。小说的文字往往前后照应，彼此关合（故脂评常喜欢说“千里伏线 ”），人物的吟咏、制谜、行令甚至说话也常有“闲闲一笔，却将后半部线索提动”（七回脂评）、带“谶语”性质的地方。作者落笔时，总是胸中有全局、目光贯彻始终的，所以读来让人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这样的结构行文，不但为我国其它古典长篇小说中所未有，即便是近代小说也不多见。《红楼梦》第一回以“甄士隐”“贾雨村”为回目，寓意“真事隐（去），假语存（焉）”（曹雪芹一定对人说过这一意图，可脂砚斋将后半句错听成“假语村言”——这组不成短语——写入“凡例”，后移作第一回回前评，又被传抄者混为正文，“假语村言”开始四字遂讹传至今）。作者想以假存真（用假的原因自有政治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文学创作的等等），实录世情，把饱含辛酸泪水的真实感受，用“满纸荒唐言”的形式表达出来，其内涵和手法自然都很值得研究。本来，文学创作上的虚构也就是“假语”“荒唐言”，但《红楼梦》的虚构又有其相当特殊的地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在描写都中的贾家故事外，又点出有一个在南京的甄家，两家相似，甚至有一个处处相同的宝玉。这样虚构的用意有一点是明显的，即贾（假）、甄（真）必要时可用来互补。比如曹雪芹不能在小说中明写他祖父曹寅曾四次亲自接待南巡的康熙皇帝这段荣耀的家史（又不甘心埋没），能写的只是元春省亲的虚构故事，于是就通过人物聊天，从省亲说到皇帝南巡，带出江南甄家“独他家接驾四次”的话来，这就是以甄家点真事。故脂评于此说：“甄家正是大关键、大节目，勿作泛泛口头语看。”“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 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我们说过，小说所写不限于曹氏一家的悲欢，经过提炼、集中和升华，它的包容性更大得多。我们发现，作者还常有意识地以小寓大、以家喻国，借题发挥，把发生在贾府中的故事的内涵扩大成为当时整个封建国家的缩影。产生这种写法可能性的基础是，在封建时代家与国都存在着严格等级区分的宗法统治，两者十分相似，在一个权势地位显赫的封建官僚大家庭中尤其如此。大观园在当时的任何豪门私宅中是找不到的，它被放大成圆明园那样只有皇家园林才有的规模，这不是偶然的。试想，如果只是一般花园那样，几座假山、二三亭榭和一泓池水，故事又如何展开？不但宝玉每见一处风景便题对额的“乾隆遗风”式的情节无法表现，连探春治家、将园林管理采用承包制的办法来推行兴利除弊的改革也没有必要和不可能写了。“天上人间诸景备，芳园应赐大观名。”这两句总题大观园的诗，不是也可以解读成小说所描写的是从皇家到百姓、形形色色、包罗万象、蔚为“大观”的情景吗？ 《红楼梦》综合体现了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小说的主体文字是白话，但又吸纳了文言文及其它多种文体表现之所长，有时对自然景物、人物情态的描摹也从诗词境界中泛出，给人以一种充满诗情画意的特殊韵味和美感。小说中写入了大量的诗、词、曲、辞赋、歌谣、联额、灯谜、酒令……做到了真正的“文备众体”，且又都让它们成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份。其中拟写小说人物所吟咏的诗词 作品，能“按头制帽”（茅盾语），做到诗如其人，一一适合不同人物各自的个性、修养、特点，林黛玉的风流别致、薛宝钗的雍容含蓄、史湘云的清新洒脱，都各有自己的风格，互不相犯，这一点尤为难得。还有些就诗歌本身看写得或平庸、或幼稚、或笨拙、或粗俗，但从模拟对象来说却又是维妙维肖、极其传神的作品，又可看出作者在小说创作上坚持“追踪蹑迹”地忠实模写生活的美学理想。《红楼梦》写到的东西太多了，诸如建筑、园林、服饰、器用、饮食、医药、礼仪典制、岁时习俗、哲理宗教、音乐美术、戏曲游艺……，无不头头是道，都有极其精彩的描述。这需要作者有多么广博的知识和高深的修养啊！在这方面，曹雪芹的多才多艺是无与伦比的，也只有他这样的伟大天才才能写出《红楼梦》这样一部涉及领域极广的百科全书式的奇书。 2000年7月于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
论《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
真正的“文备众体”
我国人民引以为荣的伟大文学家曹雪芹，除了有一部不幸成为残稿、由后人续补而成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传世以外，几乎什么别的文字都没有保存下来。然而，谁也不会怀疑他的多才多艺。小说家要把复杂的生活现象成功地描绘下来，组成广阔的时代画卷，这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在这一点上，曹雪芹的才能是非凡的。他能文会诗，工曲善画，博识多见，杂学旁收，三教九流无所不晓。
自唐传奇始，“文备众体”虽已成为我国小说体裁的一个特点，但毕竟多数情况都是在故事情节需要渲染铺张或表示感慨咏叹之处，加几首诗词或一段赞赋骈文以增效果，所谓“众体”，实在也有限得很。《红楼梦》则不然，除小说的主体文字本身也兼收了“众体”之所长外，其它如诗、词、曲、歌、谣、谚、赞、诔、偈语、辞赋、联额、书启、灯谜、酒令、骈文、拟古文……等等，应有尽有。以诗而论，有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排律、歌行、骚体，有咏怀诗、咏物诗、怀古诗、即事诗、即景诗、谜语诗、打油诗，有限题的、限韵的、限诗体的、同题分咏的、分题和咏的，有应制体、联句体、拟古体，有拟初唐《春江花月夜》之格的，有仿中晚唐《长恨歌》、《击瓯歌》之体的，有师楚人《离骚》、《招魂》等作而大胆创新的……，五花八门，丰富多彩。这是真正的“文备众体”，是其它小说中所未曾见的。
借题发挥伤时骂世
《红楼梦》当然不像它开头就宣称的那样是一部“毫不干涉时世……大旨谈情”的书，它只不过把“伤时骂世之旨”作了一番遮盖掩饰罢了。诗词曲赋中有时比较可以说些小说主体描述文字中所不便直接说的话，在借题发挥、微词讥贬上有时也容易些。
比如薛宝钗所讽和的《螃蟹咏》，其中有一联说：“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写的虽然是横行一时、到头来不免被煮食的螃蟹，但是作为给那些心机险诈、善于搞阴谋诡计、不走正路、得意时不可一世的政客、野心家画像，也十分维肖，他们最后不都是机关算尽，却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吗？小说中特意借众人之口说：“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可见，确是在借题发挥“骂世”。
又比如《姽婳词》，看起来对立面是所谓“‘黄巾’、‘赤眉’一干流贼余党”，颂扬的是当今皇帝有褒奖前代所遗落的可嘉人事的圣德，实质上则是指桑骂槐，揭露当朝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天子惊慌恨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如果不是借做诗为名，敢于这样直接干涉时世、讥讽朝廷吗？
再如“杜撰”诔文，以哀痛悲切为主，感情当然不妨强烈些、夸张些，文章不妨铺陈些，把可以拉来的都拉来。“况且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作俑。”既然古时楚人如屈、宋等可以用香草美人笔法来讥讽政治黑暗，我当然也不妨借悼念芙蓉女儿之名写上一点“伤时骂世”的“微词”，责任可以推给“作俑”的“古人”，所以，在祭奠一个丫头的诔文中，把贾谊、鲧、石崇、嵇康、吕安等在政治斗争中遭祸的人物全拉来了。“孰料鸠鸩恶其高，鹰鸷翻遭罦罳，萤施妒其臭，苣兰竟被芟钮！”“固鬼蜮之为灾，岂神灵而亦妒！钳诅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一任意纂著”的文中表达了屈原式的不平，“大肆妄诞”的笔下爆发出志士般的愤怒。从全书来看，似此类者虽则不算多，但却也不能不予以注意。
小说的有机组成部份
《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是小说故事情节和人物描写的有机组成部份，这也是有别于其他小说的一个特点。
当然，其他小说也有把诗词组织在故事情节中的，比如小说中某人物所写的与某事件有关的诗等等，但在多数情况下，则是可有可无的闲文。如果我们翻开李卓吾所评的一百回本《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就会发现它的诗和骈体赞文，要比后来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或七十回本来得多，但其中有一些被评者认为是多余的，标了“可删”等字样。的确，这些无关紧要的附加文字，删去后并不影响内容的表达，有时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