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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素贞此刻正走到跟前，啐了一口，不高兴地说：
“你说谁妖精？”
徐维礼再次“哈哈”大笑，盯着这个细高挑的青岛大嫚走出老远，看一条大辫子一甩一甩地拖在她身后。
从此以后，素贞每走到这里，便看见那个南方男人在柳树下喝着大茶，偷窥她的一颦一笑。
好景不长，素贞很快不在路上走了，日本人在青岛登陆，接管了烟草公司。工资减了，馒头变成了橡子面窝头，工人开始往家偷烟，日本人就大批开除工人，让偷烟的女工脖子上挂满香烟游厂。
终于，连大鼻子彼得都被日本人软禁起来了，在《青岛新民报》这份日伪报纸上，“英”、“美”两个字的右边被加上了大大的“犬”字，作为对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声援。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全部被赶回家，另换一批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付给她们低得可怜的工资。
素贞消失了，爱看她的南方人也消失了。
街上满马路日本膏药旗，美国轰炸机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来了，家家要挂红黑两层的防空窗帘，玻璃上用胶布贴着“米”字，门口放着准备灭火用的沙子和水桶。素贞她姐姐已嫁人，她也要收拾铺盖卷在大魁的护送下回乡。
身高马大的大魁早已是火柴厂的老工人，当年焦家大娘曾将素贞的四姐淑英许配给他，可是淑英进城不久就嫁了人，大魁就一直未娶。眼见着素贞越发出落得像她姐姐，而且身材高挑，比她姐姐还水灵挺拔，大魁打心眼里喜欢她。可他一个穷工人，住在6平方米的工人房里，只有窗棂子和封窗纸，他哪里配的上“大英”的女工。
局势越来越紧张，抗日的青保游击队在谦祥益绸布店门口放下定时炸弹，还在大麦岛杀了日本顾问乔智星，日本人疯了一样地大搜捕。日本兵在街上看见漂亮的大姑娘，就围上去调戏，嘴里咕噜着：“花姑娘，花姑娘。”素贞她们都把大辫子藏进青色竹布棉袍里，脸上抹灰，打扮成中年妇女的模样。
反正青岛是呆不下去了，素贞今天要去火柴厂，大魁在那里等她一起坐火车回高密。
兵荒马乱中离开青岛，素贞心里真不是滋味，不是为了怕回去过苦日子，而是她已经彻底融进了这座城市。她习惯了去湛山寺烧香，习惯了逛台东萝卜会，习惯了吃金诚包子铺的包子，还有劈柴院的豆腐脑，“西大森”的油炸糕。她现在说一口青岛话，用牙粉刷牙，连高密大黄牙都不黄了……
这一切马上就要消失了，怎么让她不伤心。
这一天，她朴素得像个村姑，穿一件二蓝色仁丹士林布棉袍，依旧像来时那样挎着蓝花包袱，只是包袱变得很大很沉。里面不光有给她娘买的珠羔里子的小皮袄，还有给她侄儿做棉袄面的品蓝摹本缎，甚至还有几斤万春盛的点心。东西再多，怎么也装不下她眼里的青岛。
大魁却很高兴地直搓手，他一见素贞就想，和她一起回去，添置两亩地，过老婆孩子热坑头的日子他也知足了，他也打谱不回来了。这一辈子，能娶到焦素贞，就是他的最大愿望。
在火柴厂院里，素贞先从怀里把大魁的照片拿出来，羞答答递给大魁。为了回家，两个人每人在辽宁路照相馆照了几张相。大魁红着脸说：“你收着吧，反正回家还有的是时间看。”
可是，正当素贞跟着大魁要出工厂大门的时候，一个带南方口音的男人突然在背后大声说道：
“大英出摩登，火柴出妖精。”随后是一串爽朗的大笑。
大魁赶紧行礼：“徐先生，你好。”徐维礼身穿古铜色银花缎长衫，不理会大魁，却径直走到素贞面前，笑吟吟地问：
“请问小姐贵姓？”
“你不是叫俺妖精吗，还问什么？”素贞认出来眼前的男人，不高兴地要拉大魁走。
“慢，小姐能不能赏光看样东西？”
素贞迟疑地跟徐维礼进了帐房，空留下大魁站在院子里不安地向上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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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维礼回到帐房，桌面上乱堆着些青布面、梅红签的帐簿，他从底下拣出一个画轴。素贞正疑惑，徐维礼“哗”地展开了画轴。
展现在素贞眼前的，是她夏天穿着粉红绉纱马蹄袖圆边小褂的白描仕女画，旁边端端正正盖着徐维礼的大印。
不用再说，徐维礼这类模仿《牡丹亭》那类才子佳人的小把戏，唬住个北方小脚姑娘绰绰有余。
“你把俺画得真俊！”素贞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
徐维礼把画轴卷起来，又仔细用红缎带扎好，郑重送到素贞手里。素贞惊慌地连连往后退，一边摆手，一边说：“徐先生，俺哪敢要你的东西，俺不知怎么谢你。”
徐维礼哈哈大笑说：“谢什么？小姐如何称呼，侬告诉我，这就是最好的答谢了。”
素贞用小得不能再小的声音，抬眼偷偷看着徐维礼说：“俺叫焦素贞。”说完，抱着画轴转身跑下楼。
徐维礼在楼上看着素贞和大魁肩并肩走出厂门，惋惜地摇了摇头。
素贞头也不回地走了。她这趟回乡是要跟大魁成亲的，她们闯荡青岛的这帮童工，都二十多岁了，早该成家了。
大魁坐在火车上一路瞅着素贞笑，弄得素贞不好意思，嗔怪他：“看什么，看进了眼里扒不出来了？”大魁幸福地直搓手。
好景不长，车到蓝村站就停住了，车下一排一排的日本兵让大魁再也笑不出来了，日本人在胶济铁路沿线查青保游击队，决不放过一个人。
一个矮胖的日本兵在车厢里横冲直撞，查每个人的良民证，查到素贞时竟不怀好意地用手指掐了掐她的腮帮子。大魁火了，站起来大吼一声：“你干什么？”素贞小声说：“算了算了。”大魁刚坐下，一只肮脏的大手冷不丁向素贞的胸脯摸来，大魁一把抓住这只穿日本军装的胳膊，反手就拧了起来，日本兵痛得哇哇大叫：“青保的干活！游击队！”正在盘查的日本兵马上一拥而上，车厢里大乱，大魁抢起胳膊左右出击，但寡不敌众，很快就满脸是血，被日本兵押上卡车，往市里开去。
素贞在混乱中逃下火车，等她辗转一路回到小鲍岛大院时，吓得一头扑到她表婶身上，表叔一听大惊失色，青保游击队刚杀了个汉奸，大魁被抓去了那可是死罪啊！
果然，枪毙告示很快在日本宪兵队贴出来了，大魁列在其中。素贞她表叔带回这个消息时吓得上下牙直打哆嗦。
素贞一听，吓得几乎瘫在地上，她表婶正在那儿重新收拾素贞的东西，拿着画轴突然惊喜地说：“素贞，你认识徐大老板？你怎么不早说，可能大魁还有救！”
素贞顾不上哭了，抱起画轴就跑出去。
果然，徐维礼二话没说，放下手里的应酬。在北京路“顺兴楼”宴请了日本宪兵队的植广健太郎和几个汉奸，还让仆人抬上一小箱银元作见面礼，又出重金请顺兴楼王老板求了清末遗老的字画送礼，酒足饭饱后，徐维礼陪他们逛了平康里的上等妓院，好一通忙活。
大魁遍体鳞伤地被放回来了，和素贞抱头痛哭，不是哭他的死里逃生，而是为素贞——为报答徐维礼的救命之恩，她答应做他的外室。
1942年初冬，焦素贞坐着徐维礼的汽车去新南京开记理发馆烫了头，然后和他去天真照相馆照了结婚像，婚礼很快就举行了。
那可不是一般的婚礼，她嫁的是火柴公司大股东、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商人徐维礼。她要住的新房是胶东路标准的公馆房，两层，带一个院落，有观海露台，是徐维礼按照他在上海福熙路的公馆图纸盖的，很有气派，洋味十足。
新房里摆满柚木家具，8个大樟木箱，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梳妆台上摆着银粉盒、银漱盂、银花瓶，屋中是一张带帐子的宁式大床。这张红木大床，有描龙雕凤的床门，铺着舒适的棕棚，三面镂空花板下还有好些小抽屉，纱绡帐子上绣着仙女，床前还有绒脚凳。这是徐维礼专门从出产宁式床的浙江乌镇定做后，用轮船运来的。
至于珐琅自鸣钟、留声机、缀有小绣球的墨绿色窗帘等稀罕物，全是从上海采买来的正宗货，甚至素贞穿的软缎绣睡衣、小金表、垂脚面的十几件乌绒阔滚软缎长旗袍，也各有品牌和出处。
喜得素贞她表婶子说，这侄女是掉进“福墩子”里去了。婶子给素贞穿上上海买来的洋婚纱，扶她坐上花车，高兴地闭不上嘴，直唠叨：
“‘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大太太在上海，当个二房一点不寒碜。俺家素贞算是熬出头了。”大杂院里的人都很巴结地叫她“二姨”，让她享福别忘了老邻居。
果然，徐维礼对他的北方“二姨”宠爱有加，下班一回来就教素贞跳舞、识字、打麻将，还带她到中山路上德国人佛劳塞尔开的牛排馆，吃两元钱一份的正宗德式牛排，到青岛咖啡馆去品南美咖啡，完全是按一个正室太太的标准来调教她。
日子一晃而过，进了腊月，到处都响着鞭炮，徐维礼要回上海过年了，素贞眼泪汪汪。快过小年了，分别的日子日渐临近，徐维礼的小轿车里又走出个土里土气的大姑娘，他把这个叫杏花的莱西丫头交到素贞手里，又去请了秧歌队，让他们从正月初一起，每天来徐家楼前院子里踩高跷，跑旱船，赏钱是每天两块，直耍到正月十五，那时他就回来了。
在分手的前一天晚上，徐维礼“悉悉嗦嗦”挑开帐子下了床，从柚木大橱里翻出个紫檀匣子。他小心地打开，从里面拿出了一件让素贞张大了嘴的宝贝。那是一串金光灿灿的项链，细细的金链子上挂着带有宝石的小金锁，徐维礼娴熟地把小金锁下面一把小小的金钥匙一拧，鼓鼓的心形小锁“哗”地开了，就着台灯的弱光，素贞接过来仔细一看，惊叫了一声：
“我的天，真是稀罕人。”
金锁里左右两瓣各镶着徐维礼和焦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