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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胖进了国有单位，成了一名卡车司机，几年后时来运转，被提拔为小车队长。他通过成人自考，拿到了本科学历。如今，他是一名中层干部公务员，体重超过三百斤，开口闭口都是官腔，新闻联播版的。
二胖是个好孩子，高考拿到七百多分，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他成了一名出色的调查记者。几年前，他去某省调查征地拆迁血案，深夜莫名死在所住酒店楼下，当地警方定性为跳楼自杀。所有人都相信他是被自杀。
至于，李毅大帝，我再没有过他的消息。
1997年，球迷老榕的《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看中国足球了。
有时候，我会梦见1994年的夏天，美国世界杯冠亚军决赛上，巴乔踢飞点球后的第二天，在上海江湾体育场的灯光下，大自鸣钟索多玛一百二十天队，还有李毅大帝离开球场的雨中背影。
后来，我听说甲a联赛里有个球员叫李毅，是个很会进球的前锋，护球啊盘带啊射门啊都老牛逼了。我上网看了照片——跟我的初中同学李毅有几分像，年龄也差不多，出生地也是安徽蚌埠。虽然，身高差距太大，不过男生在二十岁后才窜个子的先例也不是没有。
2002年，中国男足第一次打进世界杯决赛圈，就在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比赛。
我想，李毅的梦想实现了吗？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杯？很遗憾，我在中国队的大名单里没有看到我的同学。
零比二输给哥斯达黎加，零比四输给巴西，最后一场对土耳其，有人说赢球可能出现，结果零比三。
再见，中国队。
我本以为，四年后的德国世界杯，能再看到他们，但没有。
这些年里，网上流传起李毅的各种名言：“天亮了”、“恶有恶报”、“我的护球很像亨利”、“球迷骂我是因为我有威胁谁让我踢得好呢”、“我从来就不会耍什么大牌”、“此球让我铭记一生”、“我喜欢巴萨，但是我却想去拉科和瓦伦西亚。皇马？他们的锋线很强，不过后防却不好”……
我才发现，百度贴吧里最有名的李毅大帝并不是我的初中同学。
但自那以后，我开始四处寻找我的初中同学李毅。我去过山东蓝翔足校。在整个蓝翔足校的花名录里，我找到369个李毅，再仔细筛选他们的年龄和籍贯，终于发现了我的初中同学。
他十八岁那年，代表一支业余队参加乙级联赛。预赛阶段的球场上，他的左腿被人踢断。因为医生的疏忽，最终断腿没有接好，左腿比右腿短了十厘米，一辈子都需要拐杖为伴。
李毅再无可能踢球，只领到三千块赔偿，消失了。
我没有放弃寻找他。
又过四年，南非世界杯，我还是没看到中国队。那一年，中超联赛的李毅大帝快退役了，全年出场一次，进球为零。
2014年，六月，巴西世界杯。
傍晚，我开车经过西康路，靠近长寿公园。从前，这个路口叫做大自鸣钟。堵车风景时刻，无意看了一眼窗外，好像有什么混了进来……
今晚百度贴吧在搞活动吗？不，是块招牌，在一家街边小店，布满油腻和污垢——
李毅大帝包子铺
我在路边停车，冒着被罚两百块的危险，来到这间微不足道的包子铺门口。几屉包子冒着热气，收钱的是个女人，三十岁上下，一看就是外地农村来的。我猜她是产后发胖，脚边跟着个五六岁的男孩，拖着鼻涕问妈妈要包子吃。
然后，我看到了他。
包子铺内间，有个男人坐着擀面皮。刚做完的包子，正要放入蒸笼。
他的背后有一副拐杖。
虽然，相隔整整二十年，五届世界杯——其间，巴西拿了两次冠军，法国一次，意大利一次，西班牙一次，阿根廷一次都没有，不知道这次轮到谁？可我依然认得他。
上海市五一中学，初三（2）班，他叫李毅，外号大帝。
小男孩回头管他叫爸爸。他从裤兜里掏出一粒糖，不耐烦地说：一边玩去！
我走到他面前，看着他的眼睛问：兄弟，包子怎么卖法？
两块钱一个。
我掏出十块钱，说买五个。
但他呶了呶嘴，指着门口的胖女人说：钱交给我老婆。
我交了钱，还想说些什么？喉咙却堵塞了。他依旧低头做包子，把我当作路人甲或死尸乙。闷热得像火化炉，只有台小小的风扇。他的汗水滴落，混入面粉将被我们吃掉。
后面有人排队，我退回路边，镜片上的蒸汽，却不曾褪去，带着咸味……
一个礼拜后，凌晨时分，我独自出门透气，一路走到大自鸣钟。
李毅大帝包子铺，那道窄门开着，露出诡异白光。有台破旧的小彩电，正直播世界杯d组的小组赛——意大利vs哥斯达黎加。
幽暗的屋子深处，女人抱着孩子睡觉。还有个男人，默默地看比赛。他打着赤膊，后脑勺堆起肥肉，汗滴纵横在后背。
忽然，他看到了我，艰难地撑起拐杖，傻笑着露出发黄的门牙……
最亲爱的朋友，我想跟你拥抱，你却说：早上六点才有包子！
再见，李毅大帝。
有人说，时间夺去了我们轻狂的眼神，却给了我们嘴角上扬的资本。
对不起，我只同意前半句。
我说，人这辈子，仿佛一次漫长的足球比赛。而我们大多数人，就像我的同学李毅大帝那样，只能看着别人成为梅西。但在那一夜，你有没有问过自己：我真的输了吗？
比赛，才刚刚开始！
（《最漫长的那一夜》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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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625 忽然之间
t@xt‘小说天〃堂
作者周嘉宁
2011年3月11日下午。
我和朋友约在东湖路的“新元素”见面。因为是下午，店堂里没有什么人。为什么要见面已经忘记了。朋友刚刚从出版社辞职做起自由职业来，大概说起同样是自由职业的妻子并不支持他。两人住在复兴路一个老式新村里，对于需要独立空间的自由职业者来说确实是个问题。
“日本又地震了唉。”我看了一眼手机。
“哦，他们都习惯了。” 朋友说。
他的妻子是日本人，那会儿正在茨城的家里探亲，就是东京旁边那个小城市。其实直到去年乘坐廉价航空的航班到茨城中转到东京，才真的弄明白那是哪里。
我们的话题正在枯竭。于是只能再谈论了一会儿日本，朋友拿出一个小本子来，告诉我说他正在学习日文，我心不在焉地翻了翻。
过了一会儿，他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他和他的父亲用上海话交谈了大概五分钟。
“好像听说地震很严重。能用你的电脑查一下具体消息吗？”他挂完电话以后急切地说。
于是我们打开电脑，盲目地在网页上输入关键词，仙台地区发生8。8级大地震，东京震感强烈。除此之外，暂时没有额外的信息。
朋友给妻子打了电话，不出意外的，无法接通。
“应该是电缆都坏了。”他自己解释着。
我们又坐了一会儿，不知道是在等待什么。直到朋友站起来说，他得走了。
“真抱歉啊，突然要走。可能我太太会打我家里的电话。”
“没事没事。想起来，我也有一个朋友在东京。”
“嗯，东京会不会好些，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
“以前有过那么严重的地震吗？”
“没有，没有。”
哦。小五在东京。他和搭档在那儿做展览，展览是明天开幕，还是今晚？不管怎么说都泡汤了。几乎能想象他跳脚的样子，说不定又有点庆幸，什么都不用做了的话，应该立马就和搭档去秋叶原了吧。这已经是他第n次在国外办展览，很早以前就骄傲地放话出来说，以后去国外做展览的话，只做个展，不做群展。后来好像真的一直信守承诺。
我们那会儿分手了吗？我现在也记不清，应该是双方都打算做出一个决定。当时我们认识已经有十年，不过最后的四年一直处于无法言说的临界点上。性别的角力早就已经达成和解，所以到底在踯躅什么，哪怕是至今，也依然没能完全理解。
想过要问他，后来也确实问过。一次。两次。但是。
朋友走了以后，我继续待在餐厅里。早春下午的太阳过分敞亮，现在想来，那真是一个干净的下午，空气也像被洗过。
我拨了小五的电话，在接通和不接通的希望间摇摆。像是掷出一个骰子。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嘟嘟嘟”，急促的三声就断了。再打。三次。四次。还是这样。
果然是电缆的问题吗？而网络上依然没有具体的消息。
在傍晚回家的路上，我思索着，如果再也见不到小五的话，那最后一次见他是怎样。很容易回忆，开车送他去机场的时候，他从后备厢里拿箱子。我站在旁边看着他，然后我们站在那儿各抽了根烟。
“别胡思乱想，回来再说。”他说着，拍拍我的头，便潇洒地耸着肩膀走了。真是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