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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物极必反，后来事情突然就变化了。对上学的热爱，在15岁前由于过于猛烈，全部耗尽。从高一开始，我渐渐敢于逃课，最后工于逃课。
高中的逃课主要是去网吧。在一些晚自习，判断班主任不会来学校，我和同学，就像幼儿园时代那样，悄无声息，贴着墙壁徐行，溜下了楼，跨上自行车，飞速去了网吧。
很多人的自行车都是在网吧被偷的。在回家之后，我们通常会告诉父母，今天在新华书店看书，时间太久，出来发现车子没了。
因此在家长们眼里，新华书店是整个县城里治安最差的地方。现在想起来，很对不起这个书店，那里不仅书卖不出去，还替一众黑网吧背了多年黑锅。
我们去网吧主要是打网络游戏。在智力进展相对缓慢的女同学们看来，网吧是丑恶之地，去那里是不对的。我对游戏没有兴趣，在网吧主要是泡一些论坛，也写一些博客，最早注册的一个论坛是周星驰粉丝会。那个论坛已经关了。
后来县里有了一家特殊的网吧，机器落后，网速极慢，光线不好，空气混浊，永远不开灯，价格却二倍于普通网吧。但是，这个网吧常年人满为患——它的秘诀是d盘里一个隐藏的文件夹。
在那几年的时间里，这个网吧完成了对整个县城中学男生的生理知识教育，培养了整整一代人。网吧的名字起得也好：“清华网吧”。
于是，当老师偶尔问及将来读大学的理想时，总有一帮人不怀好意地回答，上清华。某种程度上讲，那几年，我们县里的男生，其实都是清华毕业的。
除了去网吧，我也逃课去踢球。在如今已经被商业楼盘攻陷的我的中学不远处，正是一条宽几十米的大河。大河奔流，两岸绿草如茵。
三
我逃课出来，和社会上的“大人”们踢一场球。球不免被踢进河里。总有一个人，在众人的欢呼里，青蛙般一跃入水，从水面捡了足球，浑身湿透，上岸接着踢。我不会游泳，心生羡慕。
踢完球，我坐在岸上喝水，心里就泛起了《桃花源记》。“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过了几年我再回去，这个河岸也被商业攻陷，沦为步行街。夜幕四下，走在上面，必须躲避星火般的野屎。
我也逃课去看球。2006年，郑智在山东，鲁能队在中超联赛呈砍瓜切菜之势，我们溜出晚自习教室，在学校对面的眼镜店里一场不落。第二天，我们把《齐鲁晚报》的体育版剪下来，贴在黑板旁边的电视机上。去年11月，在广州的天河体育场，我看到了恒大夺冠，听着全场高唱《海阔天空》，就想起了属于山东人的2006年。
逃课持续到高考前。六月的烈日焦灼，我和同桌躲到了河边，还买了两瓶叫做蓝带的啤酒。我们躺在草地的斜坡上，碰了碰易拉罐。
远处天空里传来不时响起的上课铃和下课铃。我想，从幼儿园开始，这世界就再也没改变过，上课又下课，下课又上课，乏味的铃声构成了一个恼人的体制。我已经不喜欢举手回答问题，那些艰涩的数学和物理我也毫无兴趣。可我们找不到一个永可躲避的天空之城，唯有不断逃课、逃课、逃课。
躺在河边，我开始进行对人生漫长的怀疑。众生都这么辛苦地活着，如何才能远遁他乡，做一个伟大的自由民？而自由呢，什么是自由，谁来翻译翻译。
我和同桌都翻译不了。正如每个班里都有一个胖子，我的同桌当时260斤——能换算两个我。许多年后，早期以逃课为生的胖子同桌见识了社会的残酷，洗心革面地苦读，后来在长安街上成为一名金融业人士，衣着光鲜，回到家乡所有的老师一听就竖起了大拇指说，诺，我早说你有出息了。
走出中学，我的同桌骂道，我操，当年逃课时，他们可是把我当败类对待的。
四
人生就是如此扯淡，没得计算。高中时我有个朋友的网名叫1024。为了破解这个名字，我拿计算器算过几次，百思不得其解。后来1024告诉我，24是他高一时候的学号，10则是另一个女生。为了表达一种合二为一的夙愿，他就叫1024。
直到上过草榴之前，我一直认为1024是古往今来最浪漫的网名。
1024后来也去了北京读书，并且成为了10的男朋友，后来分手，去年娶了一个别的什么数字。
几经挣扎，我也幸运地成了大学生。在一个小城，我从军训就开始逃课。迎着烈日，我掀开裤子，指着膝盖上踢球造成的伤痕告诉教官，你看，我不行了。
教官忙于纠正女大学生的军姿，马上摆手打发我：快去休息。
我躲进宿舍开始写小说，也同时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漫长逃课，一直到毕业为止。拍毕业照的那几天，站在前面的女生扭过头来说，同学，你走错班了吧？旁边我的室友告诉她，没错，这就是我们寝室那个写小说的傻逼。女生不解地问，那你怎么还坚持到毕业呀，写小说的不是应该退学了吗？
但是毕业证已经发了，退学都来不及了。我感到脸红，觉得其实应该有一次说走就走的退学。
过了几个月，阴错阳差，在上海，我进入了一个女生人满为患、校园里满溢香水味的学校读研。参加开学典礼后，我又躲进了宿舍。我从图书馆借来各类哲学书籍，心想，这些是不是能参透人生之真谛。
就这样参了一个多月也没有结果。有一天晚上我看到，有个人在云南写了一个煽情的长微博，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新闻行业正缺人呀。
我百度了一下这个人的名字，发现这货26岁就成了一个叫“总编辑”的角色。当时我23岁，掐指一算，还有三年。我想，这是个好行业呀，26岁就能当老大——和职业球员差不多呀。我收拾了一下东西，直奔云南而去，经此一逃，再未回去上课。
五
上个星期我回了一趟上海，路过学校，我的同学读到研三，还没毕业。辅导员老太太迈着略带蹒跚的小步子走下文科楼，她并不认得我。离开学校之前，她善良地一遍遍劝我，不要冲动，要读书。
而我站在那里，用很多年前准备去网吧之前告诉妈妈“我必须去新华书店看书了”的语气说，不行，我不能读了，新闻业需要我。
当然，在新闻业厮混两年后的今年，我发现自己判断错了。岁月如歌，再次掐指一算，还有半年，我就满26岁。回到广州，有一天我在楼道里遇到了总编辑。好在总编辑并不认识我。我小心地打了一声招呼，怕他看出了我的野心。
在报社我常和几个同事躲进烟雾缭绕的会议室，这又是另一种逃课。在这种逃课里，我们讨论为何房价居高不下，也讨论为何稿费居下不高；我们觉得广州的地上车太多，天上的星星太少；我们不想写稿子了，又不知道不写稿子该去干什么。
这人生呐，你说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我这么多年都干了啥。同事吐一口烟圈说。
知足吧，你都有儿子了。另一个同事打断他。
我深陷在椅子里一言不发，想起了我们县里那条奔流的大河。七年过去了，我逃课出来，一直就躺在河岸上，从来就没离开过。
我在岸上听见铃声。
我听见上课铃响了，下课铃响了。我听见上课铃响了，下课铃响了。我听见上课铃响了，下课铃响了。
王深，记者。已在「一个」发表《拇指时代的小偷》。@兰陵路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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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604 当我们谈论金钱的时候
t；xt；小；说天；堂
作者李松蔚
1
我的师兄是个小有名气的婚姻治疗师。有一天他离婚了，我们请他喝酒。
师兄喝得豪气干云，拍桌子：擦！心理咨询什么的，有个蛋蛋用！
一桌小辈，听到这种大逆不道的话，都不敢开口。还是我大着胆子问了句：“怎么说？”
“鼓吹什么接受现实，调整心态……扯那些唯心主义的闲蛋！老子就是没钱，调整心态就能有钱啦？调整心态老婆就不跑路啦？接受现实，他妈的现实是个屁呀！”
一桌默然。师兄家里的情况我们了解一些，无非是贫贱夫妻百事哀。
话题后来就变成了“钱的问题是不是真的没法靠心理建设解决”。年轻人和富二代们都主张积极向上的观点：只要两个人的心足够坚定，钱的问题能解决。老成一点的，尝过几分生活滋味的都摇头，说没那么轻巧。正在将辩未辩之际，师兄加入战团了。师兄两眼通红，怒吼：钱的问题好解决？女人说了，老娘瞎了眼才嫁给你！就你这怂样还想霸占我一辈子？赶紧签字！老娘趁年轻得换个出路！——来啊，你们能解决，怎么解决？
师弟妹们缩了头，嗫嚅地接口道：“总还有商量的余地吧……”
余地？行！去借，去骗，去偷，去抢，给老娘把首付凑出来！买了房就跟你继续过！
“这太极端了，”最小的师妹说，“难道没钱没房，连爱情也没了吗？”
“……爱情？”师兄的表情很古怪，“嘿嘿，爱情？”
大一点的几个都笑了。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