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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别走!”
“我——”
“我也爱你!别走!”
但他已经走了,她的耳朵里只有黑暗的死寂。
她握着断了线的电话又坐了一两分钟,然后挂断了。也许严格来说,不能说她挂断了电话。随后她又提起电话,里面传来正常的等待拨号的声音,最终她按了号码查询。里面传出来的机器声音告诉她,最后一个电话是上午九点钟的。她知道那是谁:她妹妹尼尔从新墨西哥打来的。尼尔打电话通知安妮,她的飞机延迟了,她今晚才能到达。尼尔还告诉她要坚强。
所有远的近的亲戚——詹姆斯的,安妮的——都赶了过来。显然,他们认为詹姆斯把这一大家族所有的不测都耗光了,最起码现阶段是。
没有刚刚的电话记录。她看了看表,现在是下午三点十七分,也就是刚刚的电话是三点十分左右打来的,在她成为寡妇的第三天下午。
有人敲了敲门,是她哥哥。“安妮?安妮?”
“我在穿衣服!”她回答。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幸运的是,这屋里没有人认为那有什么奇怪的。“让我一个人待会!”
“你还好吧?”他隔着门问到,“我们好像听到你说话了。爱丽还听到你在喊。”
“我很好!”她边说边又用浴巾擦了把脸,“马上下去!”
“没事儿,不用急。”停了停,“你还有我们。”然后,他咚咚地走开了。
“嘀,”她小声说,然后捂住嘴,不让自己笑出声来。有一种情绪,比伤悲更复杂,奔涌而来。“嘀,嘀。嘀,嘀,嘀。”她躺倒在床上,大笑着,眼睛瞪得大大的,泪水流到脸上、耳朵上。“他妈的,嘀什么嘀。”
她笑了好一会,然后穿好衣服,下楼来,回到前来分享她悲伤的亲戚中间。但他们跟她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没打电话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他给她打了电话。不管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他给她打了电话。
那年秋天,飞机坠落时撞毁的建筑依旧被黄色的警戒带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隔开——虽然已经有好事之人进去,留下了喷漆涂鸦,写着酥脆伙计到此一游——安妮从网上收到了骇人听闻的信息,就是网虫们常喜欢向一大堆人群发的那种。这条消息来自戈特·费舍尔,佛蒙特州提尔顿镇的图书馆员。和詹姆斯在那里过夏天时,安妮曾在当地图书馆做志愿者,而尽管这两个女人相处得也不怎么好,戈特却此后一直把她作为自己季度八卦报告的对象之一。通常,这些消息都没什么意思,但这一次,在一堆婚礼、葬礼、4…h协会活动中间,一则消息让安妮顿时屏住了呼吸。杰森·麦克柯马克,老休尼·麦克柯马克的儿子,劳动节那天出事故死了。他爬上一栋小型消夏别墅的屋顶清理排水沟,掉了下来,摔断了脖子。
“他只是在帮父亲做事,你知道,他父亲前年中风了,”戈特写道,然后又开始闲扯图书馆夏末露天书会下了场大雨,还说那场雨扫了所有人的兴。
在长达三页的八卦新闻中,戈特并没说杰森是从谁家的屋顶上掉下来的,但安妮却深信他是在曾经属于他们的别墅上出事的。事实上,她有十足的把握。
丈夫去世——不久后杰森·麦克柯马克也出事了——五年之后,安妮再婚了。尽管他们搬到了波克拉顿的新居,她仍然常回以前住的地方。克雷格,她现在的丈夫,还没有完全退休,每三到四个星期就要去纽约公干。安妮几乎每次都和他一起去,因为她在布鲁克林和长岛仍有亲人。尽管他们人数多得让她不知如何相处,但她爱他们,爱他们表现出的专属五六十岁人们的丰富情感。她永远都忘不了詹姆斯的飞机失事之后,他们是怎样陪伴在她身边,给她支持,帮她渡过难关的。
回纽约时,她和克雷格从来都是坐飞机。她对飞行没有心理阴影,但她在家时,再也不周日时去佐尔丹面包房了,尽管她认为那里的葡萄干百吉圈够资格供天使们享用。相反,她改去弗罗格。事实上,当她听到爆炸声时,她正在弗罗格买面包圈——那儿的面包圈还凑合——尽管佐尔丹远在十一个街区以外,她仍然清楚地听到了爆炸声。液化石油气爆炸,死了四个人,其中包括常接待安妮的女店员。她总喜欢把袋子的口卷起来,对安妮说:“拿回家再打开袋子,要不然就不好吃了。”
人们站在路边,手遮眼睛,朝发出巨响并冒着浓烟的东边看去。安妮目不斜视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她不想看到爆炸之后的浓烟,不需要这样的提醒,她也已经无数次地想念詹姆斯,特别是在一个个无眠的夜晚。到家时,她听到屋里的电话在响。要么家里每一个人都去看当地学校的露天美术展了,要么就是没人听到电话响。只有她。等她掏出钥匙开门时,铃声停止了。
进门后她才知道,莎拉,她唯一没结过婚的妹妹,在家,但没有必要问她为什么不接电话。莎拉·伯尼克,曾经的迪斯科舞后,在厨房,正一手握着吸尘器,一边跟着乡村小子' 乡村小子(village people),美国的一支迪斯科乐队。'的音乐跳舞,活像电视广告里的人物。她连面包房的爆炸都没听见,尽管佐尔丹离这里比离弗罗格还要近。
安妮看了了电话留言,但“待回留言”界面上只有一个大大的、红色的“无”。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很多人打电话都不留言,但——
电话查询显示最后一个电话是昨晚八点四十分打来的。尽管知道徒劳,她还是拨通了那个号码,虽然不抱什么希望,可万一吉米在那个像中央车站的布景里找到充电的地方了呢?或许对他而言,他跟她通话是在昨天。说不定只是几分钟前。他不是也说过,这里的时间很奇怪吗?她有太多次梦到了那次通话,结果它现在反倒变得像一场梦。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过任何人,没有告诉过克雷格,甚至也没有告诉过自己的母亲,老人家已经九十岁了,对死后灵魂的生活深信不疑。
厨房里,乡村小子的声音在告诉大家,没有必要觉得沮丧。的确如此,她也并没有情绪低沉。不管怎样,拨通电话查询里翻出的那个号码后,她紧紧握住电话听筒,嘟——,电话那头传来声音,又是一声。安妮站在起居室,话筒紧贴着耳朵,另一只手抚弄着左胸口的胸针,似乎这个动作能让胸针下面噗通乱跳的心平静下来。嘟——,声音停止了,一个录制的声音告诉她,《纽约时报》正在搞优惠订阅的活动,优惠幅度前所未有,也不会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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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5 目睹了整个事件的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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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咪蒙
舅舅还是婴儿的时候,就死过一次。
那是上世纪60代,他才几个月大,就已是老病号,常常持续高烧不退。医生说,这孩子体质太差,难治。外公外婆毅然采取了行动,把他用小毛巾包好,轻拿轻放,丢在楼下阴沟旁,任其自生自灭。
之前外婆生了5个孩子,因为饥荒和疾病,只活了一个。对于孩子早夭,他们处理起来已经比较娴熟。
那一晚舅舅是怎么被救回来的,有两个版本。一说是邻居大妈围观了一阵,看舅舅哭得挺有劲,好心把他送回外公外婆家;一说是外公外婆一直不放心,每隔一阵就去探望,发现舅舅小命够顽强,抱回家接着养。外公外婆坚持是第二个版本。
后来每逢旁人提到这事,舅舅都笑嘻嘻的。他的乐观,出于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个俗语的高度信任。他一直在耐心等待那个后福,他有的是时间,不急。既然人生宏大的幸福已成定局,剩下的,就是在细微中寻找乐趣,做闲散的观察者。世界对于舅舅来说,就是一台大电视,搁哪儿他都能专心致志地看上一阵子,两只蟑螂打架他都能观摩半天,分析出谁是谁非。
对他这项爱好,我们那个小城市也很配合,时不时制造些乱子,提高观赏性。那种五线小城市,唯一能在全国城市中领先的,就是每年必入民间评选的十大暴力城市榜,按照恶性治安犯罪率来科学排名。城市跟人一样,总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意淫,总想爬上什么榜单风光一次,无论善恶。有一年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城市落选了,不暴力了不血腥了,大家有点愤慨,去各大论坛维权,质疑该榜单的权威性。
我上高二那年,有一天下了晚自习,骑着单车回家,后面传来密密麻麻的催促:有个中学出事了,有学生砍人了,赶快去看啊。
等我们心急火燎地赶过去,只剩一地血泊。听说是另一所学校的学生来寻仇,在校门口等着穿红衬衫的男生出来,用绞肉那种刀插入对方的肚子,把肠子扯了出来,给现场群众上了堂直观的人体解剖课。
凶手杀完人,直说自己错了错了。
他很懊悔。他要杀的是另一个穿红衬衫的。
那段时间我们都不敢穿红衬衫了。
给舅舅讲了这事,他提了21个有关细节的疑问,我答不上来,我说晚上还有作业要做呢,没法追根究底。舅舅那眼神,颇有点嫌弃我做事不分轻重缓急。
在围观这个领域,我确实不专业。舅舅跟舅妈恋爱期间,有一次,他骑着自行车,舅妈坐在后座,沿着嘉陵江边,就着微风,谈论刚看的电影《小花》。前面的一场车祸打断了他们文艺青年式的对话。两辆卡车相撞,其中一辆车门被撞飞了,两位司机变成了两团不同形状的血肉模糊。舅舅舅妈在人群中焦急地探寻,搜集有效信息。救护车来了,把受伤的司机送往医院。舅舅骑车带着舅妈,一路飞奔,追赶救护车,了解后续进展。幸而城市小,大医院就一家,快接近医院,舅舅才惊觉后座变轻了。转头一看,舅妈不见了,车速太快,不知何时摔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