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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断了。
可是石琢就那么愣愣地站着，一点没有躲闪，也没有因我而流露感激，我突然有些委屈，我从师专毕业，十九岁，从小到大，我的妈妈也没有这样打我过，那么狠，那么疼。
石琢的妈妈与石琢截然相反，如果没有人喊停，我想她可以一个人说上一天一夜的话也不会累。
“我去看爸爸。”石琢进了家门就丢下书包，推开最里面的卧室门，又很快关上。
妈妈对着她的背影白了一眼，招呼我坐下，又是端茶，又是递水果，又是道歉，“就是不懂事，怎么说都说不明白，和她爸一个死样。”
“那个……她的爸爸……”
“有病，这有病。”她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我看小的也一样，都有病。”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不知道她说的是实情，还是气话，不知道自己再问下去，是否合适。
可是，小臂的隐痛提醒我，都替人挨了打，怎么能空手而归：“其实，石琢挺好的，只是，有一点孤僻，和同学交流少，我希望能帮助她……”
“没有用，要我说，早就不让她上学，出去随便找个工作，都是那个死老头，非要让她上学，糊涂得日子都记不得了，就知道上学上学，也不知道浪费那个钱要干吗，拿来烧还能烧开一壶水喝掉。”石琢妈妈的两片嘴唇飞快地开合，仿佛有一百年没有同人说过内里辛酸，抓着我的手，一直说到月亮悄悄爬上来。
石琢的爸爸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曾是建筑系的高材生，年轻时候写了许多美丽的诗句，留过洋，文革时被打成右派，每天挂着牌子跪在高高筑起的台子上接受公审，接受围观的目光与砸在身上的碎石块。后来下放到这小城市边缘的农场，每天翻地喂猪，躲在漏风漏雨的瓦舍里，不出门不说话也不再看书写诗。
年过三十，才娶了活泼干练的石琢妈妈，“你以为谁想嫁给这么个知识分子臭老九，还不是都嫌我瘦，说我不能生，老大不小嫁不出去，才嫁给他。和嫁了一个死人差不多。后来越来越离谱，今天忘了关煤气，明天把钱全都剪碎，我说你想死自己死，我还要活。说要带他去看医生，发老大脾气，恨不能把家都砸了，我打了120才把他捆走。也查不出什么病，就当痴呆来治，后来又犯癫痫，抽烟凶，又犯肺病，我看就是精神病。要不是当时有了石琢，我就和他离。”
“石琢生下来就不会哭，三岁了不会说话，也不知道正眼看人，开水烫了不知道疼，让她买个东西分不清五毛一块，我一打，她爸就护着，我要带去看医生，也不让，我看这两个就是一模一样，都有病。有时候我看着她，就是她不认识我，我不认识她，我要这么个女儿有什么用，累赘。”
杯中茶渐渐冷却，里屋的两个人没有一点动静，我想说你别这么说，我想说我们可以帮石琢，可是，我有什么资格，有什么立场，去说呢。
我想起石琢被同学扯头发，丢石块，奚落嘲讽的情形，时代不同了，可是时代里的人，却似乎没有一点改变。连自相残杀的方式也不曾变化。我想起高尔斯·华绥说，世上只有两种动物会残害自己的同类，一是蜘蛛，一是人。
我摇了摇头，觉得自己很矫情，不过是一群孩子，我一定是读书读中毒了。
“石琢的名字是谁取的？”
“还能是谁，还不是那个臭老九。”
玉不琢不成器，我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石琢的爸爸有一张诗人一样忧郁的面庞。
这是1999年的深秋，离那个疯狂的年代，已经有点遥远，又血脉相连。
从那天之后，我每天也带饭来，在教室同石琢一起吃。
她的妈妈说过，是她不让石琢回家吃饭：“给她一口饭吃就不错了，什么也不会，不晓得有多能吃，吃吃吃，我一个人累死累活赚的钱都被她吃掉好了。中午我都不做饭，反正死老头也不吃。”
我每天都带肉菜，带多一人的分量，分给石琢。以至于妈妈以为我交了男朋友。
石琢的学习能力确实很差，我努力给她补习，哪怕只有微弱进步。
年级主任找我谈话，说有学生家长告状，说我私下收钱给学生补习。我说石琢的情况有点特殊，我想帮帮她。主任叹了口气：“你帮得过来每一个孩子吗？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
终于，石琢的英语成绩及格了，但是所有的同学都围着她，用尚且稚嫩的食指戳向她，吵嚷着作弊，泄题，偏心。我站在教室门口，觉得很难过，我想安慰石琢，可是似乎我得先安慰自己。
我在课堂上，用了很多旁敲侧击的方法，想把关心一个非亲非故人的心情传达给这些十四五岁的孩子，到最后我终于明白，就算我把石琢的故事告诉他们，他们也只会有短暂的同情，只要给他们一个机会，石琢依然是他们发泄的对象。这让我怀疑起自己的职业。
也许你认为，石琢会渐渐接纳我，向我敞开心扉，把我当作朋友，又或者换做你，你会对这样的老师感激涕零，可是石琢并没有，她依旧是那个不会说谢谢，也不正眼看我的石琢。
初二下学期，她的爸爸突然病重，她休学回家帮忙照顾，我每月去看她两三次，帮她带一点书，带她吃饭，讲讲外面的世界，报纸上的新闻，我相信，她听得懂，她只是在拒绝。
妈妈也说我何苦，爸爸说我女儿善良，可是我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没有那么善良，也不愿意认为自己善良，我宁愿是因为石琢或许是我教师生涯中第一个学生，才这么做。
班里的同学很快将她遗忘，因为所有的东西，包括人，都能找到替代品，所以集体攻击的对象也不例外。
因为我同他们差不了几岁，和其他老师不太一样，反而和他们更像同龄人，所以常常有女孩子来同我谈心聊天，告诉我班里的分帮结派，告诉我每个人心里的小九九。他们会排演英文话剧，会集体给我过生日，会在我布置的英语周记里写我是他们最喜欢的老师。
曾经我希望能够在石琢身上实现的这些方式，最终，在其他人身上，在那些欺负过她的孩子们身上实现了。
可是，看着空出来的位置，我却总有那么一点难过。
后来呢。
后来石琢继续上了中专，又上了大专，是在她爸爸的坚持下。去看望她，根深蒂固成了一种习惯，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
时间与生活在某些人的身上永远也不会起变化，她的爸爸看到她就笑，看到他人永远面无表情，随时可能癫痫发作，口吐白沫昏倒在地。口齿不清，记忆衰退。她的妈妈永远在打她，骂她，也骂他。而她，还是呆呆的样子，还是吃很多，还是只愿意待在爸爸身边。
我也在一年又一年地当老师，直到她大专毕业，家里托熟人给她找了工作，我想要帮她庆祝，却接到了她妈妈的电话。
我接起电话只听到断断续续的哭声，还有断断续续一句：“石琢跳楼了。”
那是石琢第一天去上班，早上在家吃了很多饭，一直吃，却不愿起身离开，妈妈连骂带赶她也雷打不动，直到爸爸说，石琢去上班，赚钱给爸爸花，她才从餐桌旁站起来。
她说没有吃饱，让妈妈给她钱买油条。妈妈用力打了一巴掌在她脸上：“吃那么多还吃，除了吃你还能干吗，赶紧走，赶紧走。”
于是她就走了，也去了单位，从十二层的顶楼，跳了下来。
“不要让她爸爸知道，不能让她爸爸知道，老糊涂了，早上石琢一走，就吵着找女儿，不能让他知道。”
挂断电话，我看着桌上那只手表，那是我想送给石琢的礼物。
世界已经跨越世纪末，进入了新的千年，可是属于她的时间，永远停在了这一分，这一秒。
姚瑶，作家，翻译。微博id：@姚瑶vagr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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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423 在我失恋后最难过的那段时间里
t…xt…小；说……天。堂
作者曹畅洲
在我失恋后最难过的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做这样一件事：
我独自跑到各个师范大学的校园里，对着路上过往的女生看，但凡看到稍微顺眼点的，我就冲上去，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很想认识她，能不能和我交换一下手机号码。我长得并不帅，看上去也不是特别有钱，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只要你眼神不是很猥琐，言行举止大方一些，一半以上的女生真的会给你电话。然后我就约这些女孩出来唱歌，顺便叫上我的几个哥们，大约凑齐3男3女左右（经我多次测试，陌生男女在这个规模最容易玩得开），在一个包厢里喝酒唱歌玩骰子，等到深夜过半，大家都热络了，就开始玩国王游戏和真心话大冒险。这些游戏的尺度自然不会小到哪去，但我和我的哥们都是正经人，也没有一个姓李，所以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每每到这个时候，每对男女几乎都以排列组合的方式有过了肌肤之亲，我们就开始坦诚相见。我们谈论过去的爱情，谈论将逝的理想，谈论生死，谈论性和人性，所有我们清醒时不可能讲的话，在这个时候全都倾囊而出。我从来不敢告诉我的父母，我将来想做一个小说家，但是我在某一次这样的聚会中告诉了这些酒肉朋友们，你能不能想象这是何等的满足和释怀。而他们也一样，将他们自己藏得最深的秘密告诉大家，然后哭的哭，笑的笑，直到凌晨时分，大家坐上头一班地铁，该回家的回家，该上学的上学。过了个把礼拜，换一批人（也可能不换，完全取决于谁当时有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