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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等我说话，他就哭着走了。我站在那愣了很久。小学毕业那年，同班一个男生和我一样坐在后排，有天放学他把书本全撕成碎片扔在脚下，然后从课桌里抽出一根凳子腿塞进外套袖子里。那是后排男生们再熟悉不过的动作。我很想问问他怎么了，但是我没有。2003年，我考进了一所私立学校。
那个暑假没有作业，游戏厅成了主战场。当我们在游戏厅屡战屡败时，老板免费请我们看了录像。港片从此进入了我的世界。第一次认识了小马哥，后来偷偷学着他的样子拿着试卷点烟。
许多人和我一样荷尔蒙作祟，找不到江湖，便制造了一个校园江湖。那时我们坐的凳子的一条腿是可拆卸的，有人还在课桌里藏了啤酒瓶。初中年代的江湖大幕就此拉开。每当两个班级冲突时都特别惨烈，举起课桌对着砸的情况并不罕见。我同桌很爱凑热闹，不幸的是他晕血。有次看到翻白的伤口和汩汩流出的血，直接晕在了我怀里。
我们班和另一个班是死对头，冲突不断。有次在宿舍群殴，我追着对方班里一个人，一直到楼道拐角，我用皮带的铁钎抽在他脑袋上，他手里的半截拖把棍也砸在我脑袋上，我们都疼得呲牙咧嘴。四下一看没人，居然不约而同地说：我们别打了吧。
初中生涯在一次荷尔蒙总爆发中结束。中考第一天考完，初一初二学生早已放假，食堂被一排桌子一分为二，那边是外地监考老师封卷，这边是我们吃饭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两班就打起来了，粥和菜对着泼，瓷饭盆砸在脑袋上砰砰的闷响，更像青春期的一场狂欢。
4
高中我走读，每天晚自习后骑自行车回家。回家前我们经常去锅炉房附近一个教职工厕所方便。有天正好遇见一个和我哥们郝锋有过节的外班学生，他们都在疯狂地追求同一个姑娘。男生在蹲坑，郝锋自然没放过这个机会，过去摸他的脑袋，说：怎么着，今儿赶巧遇见了，给哥几个唱首歌吧？
说着扭头问我们：你们说，唱首什么好呢？
我想我是脑子抽了，随口说：《让我们荡起双桨》吧。
男生恨恨地看着我们，腻歪半天也没唱，烨子点着根烟，我们轮着抽一根。副校长就在这时突然杀进来，大喝一声：小兔崽子，干什么呢？
我们被勒令站成一排，有的皮带都没系好。副校长问蹲坑的男生：你看见他们抽烟了吗？
男生说，没看见。可怜整个过程他一直保持蹲坑的姿态。
副校长挨个问我们：抽烟了吗？
我们当然说没有。问到烨子，他说“没有”时，一团青烟从鼻孔和嘴里冒了出来。
我们被叫到教导处，报了班级姓名。晚上回家已经很晚了，一群人骑着自行车狂飙，我自行车后座上带着一个女生，她的破手机里放着周杰伦新专辑里的《牛仔很忙》：呜啦啦火车笛，随着奔腾的马蹄，小妹妹吹着口琴夕阳下美了剪影……
十字路口路灯下，一群人靠着自行车在等我们，其中一个就是厕所那位。我的自行车和另外一辆自行车抡着互相砸时，前轮变了形。我骑着车子一高一低回家，又紧张又想笑。
回到家，我跟我爸说自行车撞电线杆上撞坏了。我爸漫不经心地哦了一句，就出去查看。他回来的时候，坐在沙发上问：真是撞的？
我坚定地点点头。他站起来飞起一脚踹在我肚子上，冲我吼：你那点小心思能瞒得过我？撞能撞成那样？又和谁打架了？
我被一脚从沙发处踹到了两米开外的门口，从空中一直到落地，我心里始终奇怪：怎么可能飞这么远，跟拍电视似的，难道我爸练过？
最终我爸将事件定性为“你小子毁坏国家机器”，然后买了一辆新的。但那件事在郝锋看来没完。食堂一次口角后，郝锋要去算账，由于那个男生所在的班里有几个人和我关系不错，我说那就去问问为什么。我原想到时调停一下，没承想他们又在袖子里藏了凳子腿。果然还没等我开口，这边已经抡着凳子腿上去了。对方凳子腿和甩棍手刺都拿出来了，郝锋脑袋破了口子，我的左手中指指甲盖被甩棍砸裂了。我用手摁住他头上的伤口，热乎乎的血还是像温泉一样往外冒。我不停地问：你能撑得住吗？说句话啊。
他说：我冷。
后来对方班里的朋友过来问我：你他妈怎么回事啊都带人找到我们班门口了。
我说我哪他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被叫到教导处询问事情经过。校长对着我们咆哮“滚进来”，“滚出去”，滚得慢了就要踹屁股。离开教导处时我回头望了望四周，那么陌生。烨子拽拽我的衣服，说：不走，你还想写首诗啊。
我想起在哪看来的一个句子，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烨子认真地对我说：哥们，我觉得，你以后肯定能成一作家。
明令禁止无效后，教职工厕所外出现了一块小黑板，上边写了一个大大的“女”字，学校这招果然管用。郝锋出院后被开除了。临走他说，打在他头上的凳子腿是带钉子的。郝锋收拾书离开的时候正是晚读，我没有看他，摇头晃脑地大声背那个总是和“大象”混淆的单词：“e—l—e—g—a—n—t——elegant——优雅的”。
不多一会，楼下教导处传来玻璃的碎裂声，霎时整栋教学楼鸦雀无声，接着是郝锋嘶哑的吼叫，他留给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句话是：l—o—v—e——love！f—u—c—k——fuck！
高考后我和烨子进了那个躲在家里不出来的男生家。他心知肚明，示意我们出去说。烨子搂着那个男生，男生一直解释，烨子漫不经心地应答。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烨子手腕一翻，我冲上去把那个男生撂倒，烨子起脚就冲着男生脑袋猛跺，像是在踩一个毛绒玩具的头。
烨子跑了，我被叫到派出所。
5
高考后没有报志愿，几城漂泊，参加工作，半死不活上班去，灰头土脸回家来。生活这个坟头始终没能冒烟。在北京有天凌晨和朋友们从酒吧出来，路过斜街吃夜宵时，旁边坐了三男一女。男的是中国人，女孩子大概只有十几岁，外国人。斜街离三里屯使馆区不远，估计是酒吧喝多了被带出来的。几个人轮流灌她喝酒，嘴里说着中文夹杂着“wc”“make love”之类常用英语词组。我们吃完走时，我走过去用英语跟女孩说“原来你在这，找你很久了，再不回家家里人会担心的”，我只能尽量装得专业一点，骗过那几个人没问题。他们警觉地看着我们，他们只有三个人，我们六个，最终女孩站起来，我说“不跟你朋友道个别吗”。我印象中电影里是这么演的，但愿没有演穿帮。我们送女孩到东直门外能打到车的地方，女孩子招手叫了出租车，临走用中文对我说：谢谢。
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那个记不住的单词。e—l—e—g—a—n—t——elegant。
还有一次路过东城一个胡同，路边几个男学生围着一个低着头的男学生推搡。我转过胡同口之后下意识停下来，点着根烟，听他们说什么。被围着的男生在哭，为首的学生操着一口京片子夹杂京骂，开始介绍自己叔叔是干什么的，舅舅是干什么的，七大姑八大姨干什么的。我踩灭地上第三个烟头，还没有听到总结性发言或实质性的举措，站起身走了。加缪说，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种命运，我们都是幸运的人。
春节回家，郝锋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在国道上狂飙，风呛得我睁不开眼，他从后视镜里看见，笑着说：这有什么，前几年我经常偷上高速和宝马飙车，现在老婆孩子都有了，不敢了。
猎猎的风抽打着我的脸，我看着他安静的脸侧，在想是不是每个男孩子都会这样成长。或者，有没有别的可能。曾经我们都认为“敢”才算长大，最后我们又都在“不敢”中真正长大。
对了，郝锋如愿成了“郝帅的爸爸”。
6
再后来生活非但没有冒烟，反而长了草。所谓生活无非就是努力积攒能量，再被消磨殆尽，而你所能决定的仅仅是让它怎样归于平淡。就像冰川凝聚再多的寒冷，露出来的也永远只有十分之一，而人总会傻呵呵地幻想，如果鼓足勇气跳一跳，结果是否会有不同。
于是在一次聚会上，我对一个姑娘说：我知道一特好玩的地儿，吃完带你去吧？
她问：为什么？
我说：我喜欢你。
姑娘两脚冒烟地打车跑了。在我看来，比被认为“这人很流氓”更难以接受的是，“这种行为很流氓”。大概人都会乐于沉浸在自己臆想出的情绪中，或快或慢，或伤感或笃定。我时常想起那个因为迟到被罚不能进教室，扒着窗户往里看的小学生。成长的经历在他身上烙下了洗不掉的印记，人群中一眼就能看出来。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沿着二环一直走，让所有迎面而来的情绪都慢下来，走到簋街，走到锣鼓巷，走到地安门。天亮在路边吃了早点。对面小学的孩子由父母接送，进校前说“谢谢爸爸”“妈妈再见”，我加快步伐走开。走到北海公园，已是上午十点。当我终于像歌词写的那样，望着湖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看着小船儿推开波浪时，天却是阴沉沉的。想象中一群学生划着船唱歌的画面没有出现，我抬头望着不可知的未来隐藏在灰蒙蒙的天空之中，失落得不知所以。闭上眼睛，仿佛有另一个世界的歌声如同命运一般从穹顶传来，轻如羽毛，沉如洪钟：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是谁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