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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母猴们往往对公猴的表现无动于衷。而且一旦交配结束，便若无其事地一走了之。显然，它们没有“超越生育目的”的性关系，只有生殖。
只有生殖，也就没有性。没有性，便不需要性感。性感既然只属于人，那么，它就是人性。
人之初，性本性。
事实上，性感就是性别的美感，同时也是性爱的快感。
快感也好，美感也好，所有的可能都来自人猿之别，甚至就是对革命成果的直接享受。
比如直立。
直立使男女双方面对面时，性信号区和性敏感区，包括可以传情的眉目，准备接吻的嘴唇，能够抚摸的乳房，终将紧密结合的生殖器，都一览无遗；也使人类能够面对面地性交，并在做爱时凝视和亲吻对方。当然，还可以自由地变换各种姿势和体位，这可比只能从背后插入爽多了。
还有用手。
没有一双灵巧的手，拥抱和抚摸，前戏和后戏，便都不可能。但如果没有体毛的脱去，皮肤的裸露，所有这些都将大为逊色。你能想象两个毛茸茸的人抱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吗？取暖倒是合适，做爱就不好说。
直立、用手、裸露皮肤，人类进化这三大成果，使性变成生活。
现在我们知道，上帝造人为什么分了两次，又使用两种材料了。因为人的进化是分阶段的。从猿，到类人猿，到类猿人，再到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质变，则是由“正在形成的人”，到“完全形成的人”。
亚当就是前者，夏娃就是后者。夏娃肯定是裸猿。至于亚当，是毛猿还是半裸，无可奉告。
但，“类人”与“人类”，界限分明。
完全成人的标志是有了意识，这表现为偷吃禁果，心明眼亮。完全成人以后就必须告别自然界，这表现为逐出乐园，自己谋生。初步成人靠自然，因此泥土造亚当；完全形成靠自己，因此肋骨造夏娃。至于那条蛇，则其实是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所以上帝管不了，也不能管。
这是人与神的一次合谋。
问题是，为什么只能是亚当的肋骨造夏娃，不能是夏娃的造亚当？
因为只有夏娃，才能迈出革命性的关键一步。
这一步，就是从生殖到性。
生殖变成性，是从猿到人的一个重要转折。它的意义，绝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
领导和发动这次革命的，是夏娃。
道理很简单：动物之所以没有性，完全因为雌性没有生殖以外的交配需求。不难想象，如果它们也有“无关生育的性欲”，自然界就会有妓院了，只不过性工作者会是雄性。
显然，我们不能指望亚当来革命，他也革不了。从生殖到性，真正发生了变化的，只可能是女人；起着决定作用和关键作用的，也只可能是她们。所以，蛇要引诱和能引诱的，必定是夏娃。夏娃接受蛇的诱惑，则说明她觉得男人那东西挺好。或者说，女人已经有了“性趣”。
女人解放，人类也就解放了。
事实上，女人如果没有性的愉悦，她们就不会在没有生育需求时，也对男人的要求说ok。同样，也只有在女人体验到性高潮，至少体验到性快感，而且有了性冲动和性需求时，交配才变成了做爱。这时，男人体验到的快感，跟他充当雄性动物之日，堪称天壤之别，完全两样。
由此带来的第一个结果，是人类对性生活兴趣盎然，乐此不疲。第二个结果，则是女人在一段时间内，只愿意跟某个男人做爱，反之也一样。这在女人是相对容易的，对于男人则比较困难。于是上帝只好亲自出手，让伊甸园里那条蛇失去了翅膀。其中的文化指令十分明确：不得花心！
但这不能傻乎乎地归结为“永恒的爱情”。
爱情从来就不永恒，也很难永恒，与婚姻更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原始时代的男女这样约束自己，一开始可能是两情相悦的爱情，后来就是冒名爱情的婚姻。这里面，无疑有着实用和功利的考虑。一个直截了当的原因是社会分工：男人必须狩猎，女人必须看家。结果是，女人不能任由男人在外寻花问柳，自己和孩子则饥肠辘辘，嗷嗷待哺；男人也不能容忍自己历尽艰辛带回战利品，却在家里看见了“她的他”。
所谓“对偶关系”，就这样形成了。
与之相适应或相配套的生理变化，是女人即便怀孕，甚至在月经期，也能接受并满足男人的求欢。因为让男人长期性饥渴，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女人必须对自己的身体做出调整，以免爱情或婚姻崩溃；而当女人能够这样调整时，人类距离动物便已经十万八千里。
此时的伊甸园，堪称天翻地覆。
起先是生殖变成了性，然后是性变成了爱情。再然后，爱情异化为婚姻，婚姻产生了家庭，家庭构成了氏族，氏族变成了部落和部落联盟，最后又产生了国家。我们原来的那个猿群，也就在这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社会。
本文选自《易中天中华史：祖先》，「一个」app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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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22 为了告别的聚会
txt？小？说？天堂
作者荞麦
2003年我们大学毕业，正逢sars，所有程序都显得随便而且匆忙，答辩也只是抽了几个倒霉蛋，我没有被抽上。当时我恰逢青春期廉价得万念俱灰，在北京待了两个月，就一声不吭逃回了南京，什么都不想做了。
《新华日报》当时招人，我也去面试了，主编问：“你愿意到下面的记者站去吗？”指的是去遍布江苏各地级市的记者站。我说：“不愿意。”很多同班同学都去参加了这次面试，不同的是他们说了愿意，于是离开南京，在各地的记者站待了好几年，有几个现在依然待在那里。我每天晃晃悠悠地玩儿，在中山陵草地上打牌打一个下午。
末日的气息轻微地弥漫着，但谁都知道正常的生活迟早回归。有朋友帮我把简历递给本地一家报社，我被押送着去参加了面试，不久就去上班了。接着一位南方系的记者老师因为各种原因找到我，邀请我去上海参加一份正筹备创刊的报纸。我真的去了上海一趟，在新租的办公室里晃了一圈，头昏脑涨地横穿马路，然后，退缩了。
毕业的散伙饭我去吃了，酒也喝了一点。新闻系当时还算是个热门专业，我们是大学扩招的第一届，一个班竟然有50多个人，都是81年左右出生，大多都是独生子女，几乎都来自江苏省内，这使我们有一种集体性的淡漠，并未产生太多离愁。手机和网络在2003年已经开始发达了，我们可以随时找到对方，我们不再散落天涯，我们随时都能见面。
结果，这十年间，除了个别同学，其它的人我一面都没再见过。
毕业后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同学聚会，后来其它人也不再聚了。接到同学的婚礼邀请函我就扔进抽屉里，装作一无所知。有同学打电话问我怎么没出现，我就装作很忙、忘记了、有急事。即使在同一幢大楼里上班，我们也没有相约见面、吃饭。
我猜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这样，十年过去了。有热心同学组织“毕业十年聚会”，我竟然一反常态很热切地想去参加。在聚会的前一天，组织者——一个高个子的男生给我打电话，接通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打扰了”。电话结束时，他竟然又跟我说了一声“打扰了”。
他们尽力联系了所有人，但在这样一个很容易被找到的时代，依然有3个人下落不明。一半儿的人留在了南京，大多从事跟媒体有关的工作；一半儿的人回了老家，基本都是公务员；还有两三个在北京、上海。零星几个人在国外，一个女生嫁了德国人，一个女生留在了新西兰，一个男生在非洲。还有一个男生去印度出差没能参加，他彻底转行了：成了一个it青年。最后来了一半儿的人，坐了三桌。
在这之前，大学曾经是改变人命运最多的场所。而差不多从我们开始，大学失去了这种魔力。这十年里，因自身努力而变得富有（但也有限）的同学从事的都是跟房地产有关的行业：房地产公司、房地产网站、跑房地产广告的人。大学不如房产改变命运。或者说个人的命运越来越难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这是时代最强烈的缩影。
我以为我会看到一些巨大的变化，但每个人竟然都没有怎么变。有几个女生变美了。仅此而已。男生也并没有变胖。好像这十年，时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只是带来了很多的小孩。几乎每个人都生了小孩，除了我，还有另一个单身的女生，索性去法国游学了。大大小小的小孩在包间里跑来跑去，很快玩成一片，一度打起架来，后来又和好了。除了谈论小孩之外，大家不停地说：“要多组织这样的聚会，至少南京的同学应该经常聚起来。”每个人都附和，但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假的。大家拼命合影。
这十年里，如果回头去看，我关于人生的所有决定几乎都是错误的。同时又跟我相称。就在前一天，因为雅虎邮箱要消失，我整理邮箱里的邮件时竟然翻到十年前，那个劝我去上海的老师发给我的邮件，他说：“我知道想让你下定最后的决心很难，但以我职业生涯的经验，原来与我程度差不多的人，现在大多数还在一些小媒体混日子，意气消沉，他们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