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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改变了写作思路。四月时，我先打电话给林猛，林猛是我本科时在北大的好友。我比较意外地发现他对韩寒相当关注，许多事居然比我还熟。谈起韩三篇及那些“质疑”，林猛说：我认为韩三篇很真实，不取悦读者和支持者，虽然有些左转，但确实代表了社会上的一种情绪。很多人对韩寒有更多的期许，会感到失望。但他始终地写自己感觉到的东西，表达自己，不去刻意取悦别人，这很不容易。
断桥：现在传播如此发达，我认为能启蒙到的人均已覆盖到，很多人甚至开始反感，认为意见领袖不过是哗众取宠。你觉得意见领袖还有存在的意义么？
林猛：如果你把社会看成一个黑箱，包括政府、各类组织、媒体、公司在内的各种利益集团均在箱内，按照规则进行博弈，你会感受到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区别——群众是个体的，散落的，原子化的。这是因为，在中国结社是受限制的，人们无法形成组织来表达诉求。只能自说自话，公共诉求仿佛可以自由表达，但就如同面对一堵墙说话一般，说完以后，很快散落在空气中，无迹可寻。表达失效了。个人表达无法汇集起来，不能和宏观的体制衔接，你不知道多少人和你持一样的看法，所以你需要一个公共的渠道或者公共的代言人。否则人家总可以讲，你是一小撮人，我才是代表人民的，反正我们没有中立的民意测验。意见领袖的主要意义并不是启蒙，而是起到一个汇聚表达的作用，所有话题只有通过意见领袖（或者重要媒体）汇聚后，才可能对社会造成影响。所以，在中国这种社会状况下，显得特别重要。利益表达必须在聚集以后，才能形成政治压力与经济压力。
对这个判断，我想起网上的常见景观，受人欢迎的段子后面，总要署个名人的名字。韩寒名言：纳税用支付宝，政府兑现就全额支付，否则退款。这话挺好，但不是他说的，真正的作者搞不好是支付宝的营销团队。中枪最多的自然是白岩松，网民塞他名下的段子，编本畅销书绰绰有余。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是刻意造神？不是。因为网民自觉人微言轻，诉求需要汇聚，如果找不到汇聚点，就会捏造一个，意见领袖的需求量很大，而真正有影响力，又愿意给他们说话的名人，供应是严重不足。
再想到林猛说，每个人的利益表达，在这个国家，如同面对着一堵墙说话一般，无法进入公共领域。此时我联想到了2010年香港书展，韩寒读者见面会。
观众：韩寒，如果你被关进监狱（众人笑），只让带一本书，你会带什么书？
韩寒：我会带一本《圣经》，因为里面可以藏把锤子。（众人大笑）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如果你自己都放弃自己了，还有谁会救你？每个人都在忙，有的忙着生，有的忙着死。忙着追名逐利的你，忙着柴米油盐的你，停下来想一秒：你的大脑，是不是已经被体制化了？你的救赎在哪里？——《肖申克的救赎》
因为林猛所说的这堵墙，和韩寒这把锤子的启发，我决定用一个比较合适的词汇来表达公共舆论和大众之间的隔膜——“公众之墙”。指公共舆论中讨论的问题难以到达大众，大众的利益诉求也难以进入公共舆论。同样，存在“知识分子之墙”，知识分子的言论虽然能进入公共舆论，但在大众中得不到传播。这造成了两个互相隔离的话语圈子。刘瑜书卖得不错，但她居然在微博上感叹，文字难以穿透人心的高墙。而韩寒的文章在覆盖面上要比刘瑜更为广阔，他居然也抱怨很难影响墙后大众。很多书卖得很好的作者，都有相似的态度，很有意思。相反倒是很多书卖不出去，写的文章也没人读的人，特别喜欢用“全民xx”、“广大群众xx”，仿佛真有这么多人对他的文章感兴趣似的，并自我陶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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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17 9条互联网法则与27天找回被偷iPhone5
（／t／xt｜小／说天｜堂）
作者张冠仁
2012年12月14日下午去安亭办事，坐了一趟免费班车，下车一摸口袋：上个月刚买的iphone5手机以及身上几百块碎银子一并叫人给摸了去。懊恼之余发现互联网第一法则还是有道理的：“凡是免费的都是最贵的。”紧接着第二条法则也发挥了作用：“凡是失去的都是最好的。”这是我从二十多年失败感情经验里得出的真知灼见。
这部手机有些特殊意义：是我在11月参加完悉尼大学毕业典礼后带回来的，有在悉尼大学最出名的哈利波特楼外大草坪上和我父母龙凤胎妹妹妹夫全家福的全景照片。嗯，这也是iphone5里唯一我在意的功能。我马上给这位朋友拨了过去，这位江湖朋友接起来了，一个安徽北部的口音，慌慌张张喂了几声后他马上挂掉了，之后再打就关机了。
我立刻去安亭派出所报了警，和警察描述小偷的时候，我十分兴奋地提供了小偷操一口安徽北部口音这条线索，警察同志听了冲我微微一笑。是啊，很有价值的线索，这下我们怀疑对象一下子就缩小到几十万移动人口身上了。
办完报警手续拿到报案回执后，告别警察局，对了，这里要感谢另一位操安徽北部口音的男青年，他在手机钱包全部失窃身无分文的情况下，颇有风度地主动让我先报案，耽误了他最宝贵的二十多分钟时间。
我还不甘心，强压抑着内心失落沮丧，在失窃地带来回游走，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鬼鬼祟祟收赃机的，看到与我类似猥琐的面孔就凑上去压低声：“朋友，苹果手机有没有？”
连续遭到七八个白眼之后，我失落地离开了安亭，这个我来了一次就再也不想来的地方。
趁着营业厅关门前三分钟，我办理了停卡补办的业务。事后证明，和报警一样，这是我当时唯一做对的两件事情。
接下来，和广大网友一样，相信互联网第三条法则：“知识改变命运”，努力在微博和淘宝上来回寻找追回手机的方法。感谢《都市快报》的一篇关于某杭州女白领找回失窃iphone4的报道，通过它，我知道了淘宝真有这项服务，名字叫做“超雪神探”。它原理是根据追踪手机的iccid和imei，直接定位刷机之后的用户电话号码，全部花费只要19块5毛，而且还有详细视频教程。我看了几千份评论信誉不错，据说it专业毕业的店主也是因为自己iphone被盗，所以发狠写出这个程序 。
anyway，抱着对超雪神探的信心，我加入了iphone失窃qq群，见到了神州南北各种心急如焚各种奇葩被盗过程的iphone失主，比如说明明戴着听音乐，听了一路到下车才发现耳机那边手机早就被偷的，看完他们的遭遇，我心里就更踏实了一点。
给自己失窃的手机锁屏也很重要，锁屏需要此前在手机上注册 icloud账号，然后在后台用密码锁住失窃的手机。这就意味着对方必须刷机，否则无法使用这个白色iphone5。
等我处理完这些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3点，而5个小时之后我要去海南岛出差。
这次海南岛之行也是一件颇令人难忘的事情，认识了许多闻名已久的朋友，本来是旨在超越左右的一场聚会，结果在饭桌上大家还是没忍住和某著名左派人士就香港人到底是不是狗这个毫无悬念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因为讨论过于热烈，被负责此项活动的公关公司拉开。
而最难忘的是会务全程我们都被安排在一个没有网络的度假村，那是一个很漂亮建在湖上的度假村，没有蚊子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来自超雪神探的消息。
等我扛着好几十个香水小菠萝回到上海的时候，距离手机失窃已经过了整整一周时间，我淡定地给同事们散发小菠萝的时候，并提及自己一定能找回iphone5的时候，大家都用一种我被榴莲砸多了的同情眼神看着我，这也让我更坚定踏实了，屌丝逆袭！这不就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和正能量么？这也符合第四条互联网量子力学创业法则：“越是被嘲笑的梦想越有实现的可能”。facebook最早不过是一个哈佛内部男生给女生选美的小应用嘛。而量子力学的原则就是超越因果。无论动机和希望看起来多么荒诞不羁，手机被偷了两个礼拜了，你还能找回来么？这难道不比方舟子承认自己错了更难么？
当我终于连上互联网，遗憾地发现对方居然还没有刷机。很快12月21日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就到了，在周遭诚惶诚恐的气氛里，同事们奋笔撰写了一个编辑部特辑，想在末日前给世间留下点什么文字，当有的同事还在琢磨到底是站直了撸还是趴着撸的时候，我非常严肃的提出了一个问题：“12月14日在上海安亭摸走我白色iphone5的江湖朋友，都借您玩儿一礼拜了，明儿能还我么？既然大家都是排着队往世界末日走，学会体面就那么难么？”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如果那位妙手空空朋友恰好也是我们的“一个one”的读者，在世界末日的大气氛下，难道他就不会产生一丝一毫的愧疚？愧疚面对世界大限之前，还有一个痴痴念叨手机的家伙，于是乎良心发现，第二天把手机送到我们办公室，在末日前还捎带手快递一份温暖。后来证明我想多了，那位江湖朋友并不读我们的“一个one”，看来我们市场部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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