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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由少至老，实则从未变老。老北京遭受异族的征服很多次了，但被征服者却将入侵者征服，将敌人变通修改，使之顺乎自己的生活方式。
满洲人来了，去了，老北京不在乎。欧洲的白种人来了，以优势的武力洗劫过北京城，老北京不在乎。现代穿西服的留学生，现代卷曲头发的女人来了，带着新式样，带着新的消遣娱乐，老北京也不在乎。现代十层高的大饭店和北京的平房并排而立，老北京也不在乎。壮丽的现代医院和几百年的中国老药铺兼存并列，现代的女学生和赤背的老拳术师同住一个院子，老北京也不在乎。学者、哲学家、圣人、娼妓、阴险的政客、卖国贼、和尚、道士、太监，都来承受老北京的阳光，老北京对他们一律欢迎。在老北京，生活的欢乐依然继续不断。乞丐的社会、戏园子、京戏科班儿、踢毽子人的联谊会、烤鸭子蒸螃蟹的饭馆子、灯市、古玩街、庙会、婚丧的礼仪行列，依然进展，永不停息。
若说老北京的天坛，紫禁城，皇家的宫殿会在轰炸下毁灭，那真是荒唐无稽。在日本军队占领的许多城市之中，老北京，真是像一个神仙福地，竟逃避了破坏的厄运。在老北京，不能慷慨激昂的谈政治，谈时事，那样儿，你那老北京的文化教养便是白璧微瑕，你也在老北京白住了。北京话和别的省份的方言不同之点，不在母音子音上，而是在平静的拍子和从容的腔调儿，愉快而沉思，说话的人只欣赏说话的风趣而忘记了时间。这种清闲，表现在言词中的隐喻上。比如到市场买东西，叫“逛”市场，在月下步行叫“玩月”，飞机投弹叫“铁鸟下蛋”，被炸着叫“中了航空奖券”。甚至于太阳穴伤口流血，居然会叫“挂彩”！死只是“翘辫子”，像叫花子倒毙于路旁一样。
但是在北平，至少有一个人是容易激动的，那就是黛云，她在五月底从狱中释放出来。黛云不真正够“老北京”，她是属于具有政治意识尚武精神的少壮中国。在她看来，已经发生的这场战争决不是什么大灾难，而是令人鼓舞求之不得的机会，中华民族要对抗敌寇为国家求自由的机会。若是了解前些年中国的含羞忍辱，就立刻明白这场战争之发生，适足以破除中国人心头的郁闷，恢复心智的平衡，发泄出储藏的精力。中央政府终于领导全国对抗日本了，这消息好得几乎令人难信。若知道过去七年里，国家的消沉，心理上的挫败烦恼，对英明领袖和坚定国策的期待，对全国各党派的通力合作的希望，就了解如今全国的团结抗战，在黛云看来，不啻是美梦的实现。
黛云的热心具有感染性，影响了她的侄子，也就是怀瑜的孩子，甚至怀瑜的太太。怀瑜已经回来，带着莺莺，他们住在德国饭店。他父亲已然去世，他的孩子和妻子与黛云的母亲同住，黛云的母亲叫福娘，她已然回来，又恢复了过去母子的关系。
一天，怀瑜来到黛云家里。他现在五十岁，小日本胡子已经变白。有钱，满阔气，穿着西服，戴着金边儿眼镜，也染上了日本人的习惯，比如在牙齿之间发出丝丝的声音，叫仆人时拍拍手。
怀瑜的儿子国璋，现在已是三十岁的壮年，恨父亲，也看不起父亲。他问父亲：“你回来干什么？还想在日本势力之下找官儿做吧？”
怀瑜以教训的口吻说：“年轻人，你懂什么？中国怎么能跟日本打？”
“你不赞成抗日啊？”
“我很不赞成。这简直是飞蛾投火——找死。过来，我要跟你说话。”
他把大儿子领到另一间屋里，才五分钟，国璋的母亲在外间屋，听见儿子在里间屋喊叫，然后猛跑出来，脸气得通红。
国璋大喊：“汉奸！汉奸！”
黛云问：“怎么回事？”
“他是日本特务，也想让我当日本特务！”
他父亲走出来，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
黛云向他喊：“亡国奴！卖国贼！”
父亲说：“这么大惊小怪干什么？对父亲都不尊敬！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个不孝之子！”
国璋说：“什么？父亲？你——是我父亲！我父亲早死了。我长起来这些年他在哪儿了？我早就不认他了。”他又转向黛云和母亲说：“他说给我三百块钱一个月，让我做日本的特务！”
怀瑜受罪多年的妻子雅琴，忽然大喊：“滚出去！滚出去！
你给我滚出去！“
雅琴拿起一个玻璃杯，向怀瑜投过去，不偏不歪，正好打在怀瑜的金边儿眼镜上，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
怀瑜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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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琴又喊：“滚出去！别再来打扰我们母子。我们受了多年的罪，幸而没饿死。别再沾我们的边儿！”
怀瑜大怒，他说：“好，好！简直是家庭革命！”怀瑜向妻子走过去，举起金箍儿手杖，样子像是要打她。
儿子说：“你立刻走开！”用手揪住父亲的衬衣领子。
怀瑜憋了一肚子气，转身走去。
一边走一边说：“无法无天！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小儿子说：“这是你的眼镜儿。拿着走吧。”在后面踢了父亲一脚。
怀瑜滚出去的时候儿骂道：“坏蛋！杂种！将来就知道你们对，还是我对。大家都是为国家……”他的声音转眼听不见了。
素云还住在天津，天津正在戒严。不论在租界，或是在中国地区，行人常受检查。日本兵和军火，正源源而来。中国铁路专用来运输这些人和补给品。宋哲元将军为避免使情势恶化，只好允许车辆通过。天津的紧张情势，引起老百姓纷纷逃难，有的逃进租界，有的往南逃到上海。天津每天有很多人被捕，有的被刺。最重要的是特务的恐怖，常常有人死，日本特务杀中国特务，中国特务杀日本特务。近几年来，天津的海河上有尸体飘流，是常见的事，不过现在尸体增多了。大家对这种原因，自然多所猜测。有一种说法是，除去抽白面儿的之外，有些中国工人为日本人在海光寺做军事防御工程，做成后被日本人谋杀弃尸，因为怕他们泄漏军事机密而灭口。
既然日本知道战争来了，普遍设在中国的间谍网，自然正在加强。华北的总部设在天津，后来把最高机构设在北平，由一个日本人负责。这个间谍系统密织如网，延伸至内地，担任间谍工作的有中国人、高丽人、台湾人，还有若干白俄。这个组织在中国已经成立有年，担任职务的间谍，主要是专营日本药品旅行各地的推销员，毒品推销商，其他有以新闻广告社的摄影记者为掩护的。其他有在航空、政治、军事等机构工作的职员，他们倘若被收买，每月付给薪金。这些人都受有训练，会照相、画图、传递秘密信息，由日本间谍机构供给照相机、化学药品，甚至无线电机。目的主要是获取中国的军事秘密、地图、防御计划，以及其他军事资料。只有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员，其中有些是女人，才选派担任接近中国军官等艰难细密的工作。对这等担任特别工作的高级谍报人员，奖金极高，并供给职员，由他们差遣。
素云还住在天津，一天，日本人找她去日本特务机关，特务机关属于日本军部，和关东军土肥原主持的特务机关，往往龃龉不和。
素云进去时，一个年约四十岁的日本人坐在办公室里。他的脸圆而骨头突露，大圆头剃得精光。留着小黑胡子，没戴眼镜，不戴眼镜这在日本人里不多见。笼统说来，脸上流露出聪明，使人感觉愉快。他说的中国话勉强可以，还夹杂一点儿很难听的英语和俄语。
素云知道找她来此处的原因，她在日本租界开了几家饭店，还有财产，并且是毒枭的首领，已有数年之久，日本人对取得她合作，是深信不疑的。去年她被释放之后回到天津，日本当局都知道她的案子。她捐赠了五十万元给禁烟局，日本人认为那是纳贿，是释放的代价。因为她在北平的其他公司也被搜查过，日本人认为那是因为她运气坏，并不相信禁烟局对她有好感，或是她对禁烟局有好感。她还一直过以往的日子，显然是不得已，不敢真按着自己的想法做。不过她对自己的事业不像以前那么热衷发展，只要维持就满意了。那个日本军官很客气，对她说：“牛小姐，请坐。你长期跟我们合作，我们很感激。我现在有点儿事情给你做。我们对于你把全部的钱都存在我们日本银行，也要向你道谢……现在我们谈事情。现在我们日本租界，有不少饭店是你开的，每个饭店都有些舞女。你回去挑十二个到十五个最聪明最漂亮的，带着她们来见我，我有什么事情再吩咐她们。我们特务机关需要她们帮忙。当然我们忘不了你。我让你做她们的首脑儿。挑中国人、高丽人、白俄。每个月每人薪金两百块钱，最聪明的可以高到五百块……特别费用另给。这清楚了吧？”
素云并不觉得意外，她并不愿做；但是在目前的情形之下，她知道她必须遵办，不然会丧失了财产，甚至会丢了命。
她说：“好，我一定尽力办理。”
日本军官立起来，和她很热诚的握手。素云也表示热诚，可是心里真有点儿恶心。
她回到家里，把当前的问题思索得很焦躁。做鸦片烟生意赚钱和这个自然不同。她已经不知不觉溜进了那一行，也难再改行。但是现在已经打起仗来，是日本和自己同胞之间的战争。
她要不要做日本的间谍害自己的同胞呢？她恨自己，恨自己的事业，恨自己的整个的环境，这种恨变成了恨日本人，因为自己现在被日本人抓在掌心里。必须要做个决定。她或是豁出自己的财产被日本没收，金钱一扫而光，或是向日本屈服，服从做汉奸。汉奸这个名词现在哪儿都有，每天都有逮捕的消息。自己将来落个什么结局呢？为敌人效忠，即使能保住一条命，将来又得到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