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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说：“坏人总是极少数的。就是坏人来了，我也不怕，几十万日本鬼子我们都给他打垮了，难道还怕几个坏人！你想想，中央派我到这里来干什么的，难道是来当逃兵的？我们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搞好三线建设，重任如山，怎么能够带头躲起来呢？三线建设几十万部队和职工都看着我们，下面未溜，我们到先溜了，这跟打仗时扔了自己的阵地当逃兵有什么两样？我们如何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交待？”
在这前几天，西南局的有关负责人就曾来劝过彭德怀，让他跟随西南局和省里的部分领导一同转移到下面的市或者别的地方去，同样受到了彭德怀的“抵制”。当时，彭德怀看那位负责同志态度太“诚恳”，硬是要他离开成都三线建委，一下子来了脾气，将坐着的滕椅往后一蹬，立刻站起来，猛拍了一下桌子，与这位负责同志吵了起来：“你们还叫共产党员吗？还叫共产党的干部吗？我看你们是自己心中有鬼，才害怕群众，害怕大字报，害怕被批斗。我就不怕，让那些学生来好了，我就跟他们走，我那点问题是明摆着的，他们还能将白的说成黑的呀！如果他们真是颠倒黑白，这说明我们的社会风气已被弄得很坏了，我们这个执政党就得考虑一下自己有没有出问题！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我都敢跟他们斗争，几个学生娃娃有什么可怕的！要走你们走，我彭德怀就是不走，就是我一个人，我也要坚守阵地，死我也要死在自己坚守的阵地上！”
那位负责同志说：“现在可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过去战争年代与敌人是面对面，各自穿着不同的军装，一眼就能认出来。现在很复杂，好人坏人一时分不清。”
彭德怀说：“分不清也不怕，中央不是有个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吗？照那上面办的就是好人，不照办的就是坏人或别有用心的人，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那位负责同志说：“彭总，你没看吗？现在文件是文件，做事是做事，一些地方的党委和政府都瘫痪了，谁来贯彻执行？我看还是快点走为好，你要是出了事情，我们也无法向上级交待。”
彭德怀执意不走，说：“有些事情真把我也弄糊涂了，这样下去生产要下降，老百姓将来吃什么，国家的经济建设怎么办？一些事情真是让人越想越奇怪，想不通，怎么都想不通。我要给毛主席写信，谈自己的看法！反正我是不会离开的。那好吧，我给你写个字据，我不走，出了问题与你们没有任何的责任，由我自己负责。”
一个固执倔犟的彭大将军，还未从庐山会议上书的“万言书”中吸取教训，六年的罢官生涯并未使他屈从权力，失去良知，他那双拿惯了枪的手，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又要拿起笔来为国为民请命，这是一个何等正直刚烈的人啊！
那位负责同志一听彭德怀又要写信，连连摇头：“彭老总，你怎么又要写信，现在是写信的时候吗？”
可是，彭德怀却拉开抽屉，从里面真的取出一封信来，递给了那位负责同志。
那位负责同志一看，真是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信。
彭德怀来三线之前，毛泽东就曾让刘少奇在相关会议上讲过，希望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同志们都支持彭德怀的工作：“他有什么意见，要给我写信，你们不准阻拦，必须转给我。”那位负责同志拿着信，只好答应立即帮他送上去。
已经动员到了这个份儿上，那位负责同志也没有办法了，临走一再地嘱咐彭德怀要小心。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警卫人员找三线建委留守的同志。
此时，景希珍见说服不了彭德怀，就说：“作为警卫参谋，我现在是执行西南局保卫部门的命令，为了你的安全，必须得在明天天黑以前，离开成都，我们一同到内江去，那里有西南局的一个招待所，我们先在那里‘休息’。”
彭德怀见警卫参谋向自己下了“命令”，有些生气，冲着景希珍说：“小景呀，你从朝鲜战场上就跟着我，有多少年了？你见过我从战场上向后退过吗？战斗中我们朝前冲，子弹从前胸打进去，牺牲了是光荣的！要是朝后退，战斗中当逃兵，子弹从后背穿进去，死了那是可耻的！我知道自己是姚文元文章里那个未点名的‘海瑞’，在这场斗争中难免会受重伤，我也做了牺牲的准备。想想湘江突围的那一场血战，牺牲的红军战士一个叠着一个，垒起来像小山岗一样，把一条江水都染红了，面对他们，我还怕什么呢？你是要子弹从我的前胸穿过去呢，还是让子弹在我的后背上打一个洞，留下千古的骂名？你说，我要怎样才好？”
彭德怀的一番话，说得景希珍无言对答。屋子里一下子沉入了一种凝重、悲壮的气氛中。
就这样，彭德怀没有跟着“大逃亡”，他留在了成都三线建委，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
到了晚上，他常戴上大口罩，带上警卫参谋景希珍，到大街上去看大字报……
第九章
警卫参谋冲上前去阻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群人推着彭德怀，吵吵闹闹地将他架上了一辆早已停在永兴巷外面的卡车，在漫漫夜色中向着成都东郊开去。
就这样，彭德怀在毛泽东让他到大三线工作了一年零25天之后，历史再次无情地将这位正直刚强的共和国开国元帅，抛进了苦难的深渊，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成都永兴巷。
这是离闹市区不太远的一条小巷，里面有许多四合院，大都是明清时代的建筑。院墙较高，将外面的世界与里面隔断。每个院子里都有很多住房，既各自相对独立，总体上又相近相靠。院子里种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巨大的树冠覆盖着屋顶，冬天里院子便显得有些阴冷。
小巷的第7号院同样是一个大院，院子宽敞，洁净。与其他院子不同的是，在这个大院的东头又有一个小院套在里面，形成了院中院。彭德怀到成都上任后，就一直住在这个小院的一间平房里。小院的外面住的是随同他一起来到成都的警卫参谋景希珍、秘书綦魁英、司机赵凤池和他们的家属。
为了保证彭德怀的安全，不但在大院的门口派了站岗的战士，同时在小院门前也派了岗哨。
小巷的居民们只知道这里是一个中央的保密“机关”，很少有人知道这里住着的就是家喻户晓的彭德怀元帅。
1966年年底，全国的大专院校和部分大中城市的中小学都不再上课了，“停课闹革命”成了响当当的“革命口号”。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对红卫兵不厌其烦的数次接见，红卫兵、红小兵运动在全国大中小学蓬勃兴起。被鼓动起来的青年学生冲出校园，奔向社会，以“革命先驱”的面目出现在各种群众集会的场合，“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在全国成为燎原之势。
彭德怀所在的永兴巷7号，高高的院墙也无法阻挡这“时代的洪流”，很快就成了红卫兵瞄准的目标。
远在北京的江青、康生、戚本禹没有放过彭德怀，他们在一些大小会议上一再地点名，说彭德怀就是那个敢于骂皇帝的“现代海瑞”，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为彭德怀翻案，因为“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现在他躲到大三线去了，逃避群众斗争，必须要将他押回北京来批判。
江青当时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康生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戚本禹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在汪东兴陪同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时，曾代理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们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人物。用江青后来在特别法庭审判时所说的话来讲，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此可见他们当时的权力之大。
既然这伙人不放过彭德怀，北京航空学院以韩爱晶为首的红旗战斗队和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为首的东方红战斗兵团，很快地成立了“揪彭（德怀）战斗队”，直奔成都。
韩爱晶和王大宾与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等一起，在当时被称为是首都的“五大学生领袖”，他们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四处“造反”，为所欲为，彭德怀是他们“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
为了争功，北京地质学院以王大宾为首的“东方红”战斗兵团，便首先派人赶赴成都，对彭德怀进行抓捕。
这伙红卫兵找到彭德怀以后，一看是一个如同老农一样的老头子，对人态度和蔼可亲，根本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是一个“老反革命”，于是便坐下来对他进行“帮助”。可是这一“帮助”，这伙人却被彭德怀的言谈举动感动了，便要他讲革命故事，讲红军长征时经过的路线，讲抗日战争中与日本鬼子的生死拼搏，讲抗美援朝战争中与美国鬼子的生死较量，听着听着，这些小将都听得入了迷，竟忘记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
有的小将还主动给彭德怀倒开水，让他接着讲。
看着这些可爱的小将，彭德怀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自己出生入死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