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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从血火中过来的军人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在凛冽的寒风中失声痛哭……
苦难的1966年终于过去了。但是刚刚到来的1967年并未给彭德怀带来好运，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更加深入”，彭德怀的处境越来越坏。他当时的工资是每月400元，但是自被隔离审查后，每月却只给他23元，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令警卫参谋景希珍惊喜的是，这年一月，他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那苍劲有力的笔迹，一看就是彭德怀的。
他兴奋地打开信，看着看着，不觉鼻子有些发酸，泪水在眼眶里转动。
彭德怀在信中没有像以前一样地叫他“小景”或“景参谋”，而是严肃地称他为“景希珍同志”，信中告诉他“成都和北京天气不同，我到北京时已感冒，而后皮炎大发，疼痛异常，已成溃疡”。彭德怀还告诉他，现在自己这23元钱，除吃饭之外，连洗衣服的肥皂和一些生活必需品都成了问题。更没有钱订报纸看，老花眼镜的度数也不行了，有些浅，得再重新配一副，可是现在没有钱。看守部队的人员见他实在困难，就允许他给自己过去的警卫人员写封信，让他们帮助解决一下生活问题，彭德怀希望景希珍能给三线建委的领导讲一下，能否在自己400元的工资中，每月多给开几元钱，帮助他解决一下审查期间的生活问题。
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共和国事业开拓者，一个曾经令日本军队、美国军队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心惊胆颤的彭大将军，一个曾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帅，竟然被一伙窃国大盗逼到如此程度，令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感到寒心。如此迫害忠良，公理何在，天理何在？
出身于山西洪洞县一个农民家庭的景希珍，1946年入伍，曾参加过解放甘肃天水等许多战役，1949年建国后调国防部办公厅，1950年被组织选中，担任彭德怀的警卫员，以后又随着彭德怀到了朝鲜前线。是彭德怀把着他的手教他学文化，还帮他修改给未婚妻信中的错别字，使他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父亲从山西老家来看他，进不了中南海，彭德怀知道后，用自己的小车将这位农民老哥接进了中南海自己的家里，与妻子浦安修一同热情地招待……
这就是一个元帅同士兵的友谊。想到这些，景希珍的心情不能平静。现在彭德怀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一个战士，绝不能向强权投降，他立刻去银行取出自己家里仅有的一千多元存款。可是银行却说有通知，他是彭德怀的警卫员，钱不能取，要取得开军队的证明。
景希珍没有办法，又回来开了证明，才取出了这笔钱，然后给彭德怀邮了出去。
接着，景希珍找到三线建委的有关领导同志，并将彭德怀的信给他们看了，看的人没有不流泪的。于是大家又去找当时三线建委机关“大联合委员会”的头头，要求在彭德怀的工资中，每月增加一点邮给他——最后每季度从69元增加到169元，仍从彭德怀本人的工资中扣除。
第十四章
这是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报告了自己的处境，充满着一种悲愤、痛苦与无奈，彭德怀已预感到自己在这场全民族的劫难中，很难生还，因此用了“向你最后一次敬礼”这样的“绝命”之笔……
1967年元旦，彭德怀仍然没有获得人身自由。
新的一年来到了，外面是什么情况，铁窗里的彭德怀一无所知。他如同一只猛虎，被关在了一只笼子里，将他与人民隔离开来，没有了行动的自由，更没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对于目前的状况，他感到焦虑和不安。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看不到自己的对手，无法与对手短兵相接，更谈不上拼刺刀，这位战场上的赫赫名将，感到了自己的无力和失望。
他实在感到苦闷和不解，毛泽东主席让自己出来到大三线去工作，现在怎么又会被一些学生莫名其妙押回北京来？这些学生哪来那么大的胆子，毛泽东主席知不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
无数的问号在他的脑子里翻腾着。他怀疑党内出了内奸，有坏人在迫害自己。
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状况，就将发给自己写检查的纸笔铺开，准备直接写信给毛泽东主席。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因为写信（文字）给自己引来灾难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在1955年写了近30万言的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建国以来有关文艺工作的一些个人意见和看法的胡风——这是一个被认为是“鲁迅传人”的文人，后来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头子，无辜迫害关押达二十五年之久，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获得了平反。另一个就是彭德怀，于1959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上书“万言书”，陈述“大跃进”中有得有失，不但被免去了国防部长职务，同时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反党集团”头子。人们始终弄不明白，行伍出身的彭德怀，为什么会想到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个人的看法和意见——这并非他的“强项”，然而他却做了这样的选择。
于是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他被罢官后来到北宋名将杨六郎挂甲归田的地方，住进清代名将吴三桂的吴家花园，在此挂甲归田，读书耕地。在中国历史上，因上书言事，为民请命而被罢官的人不乏其人，但像彭德怀那样坚持真理，始终不向权力屈服，永远都保持正直、开朗的胸怀，困境中不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的确不多。
关于彭德怀到三线工作，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毛泽东已认识到对彭德怀进行罢官批判的错误，为了防止未来的战争，有意让彭德怀出来工作，将来还可以带兵打仗，以便到一定时候为他恢复名誉。
另一种说法就是：由于1965年3月美国出兵南越，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9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又决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实行“以国防建设第一，加强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在此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受审查的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因此，对彭德怀的这一安排，实际上是变相的“流放”。（谢春涛：《庐山风云》）
哪一种说法对呢？现在都已无从考证。还是朱光将军的话说得比较客观，他认为毛泽东主席让彭德怀出来工作，谈了五个多小时的话，又请他吃了饭，喝了酒，并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但就是不肯恢复他的原职。”
这，确是事实。
因此，彭德怀到三线工作，的确是忍辱负重！
元旦这一天，彭德怀仍然不得安宁，他隔壁的红卫兵冲进屋来，说是给他“拜年”。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拜年”呢？他们将彭德怀拉起来，让他站在屋子里，强逼他“交待罪行”。
彭德怀不服，问道：“你们把我弄到北京来，我的工作怎么办？你是找我算旧账还是新账，新账我没有，我去三线是毛主席动员我去的；旧账要算我不怕，我早就向中央讲清楚了，毛主席也是知道的。”
红卫兵吼道：“你这个老反革命，老混蛋，你还想翻案！”
说着他们就冲上前来，一把夺过彭德怀手中的烟斗，又去翻他旁边的黄挎包，将里面的纸张弄得满地都是。
彭德怀平心静气地站着，静静地看着这些。
当晚，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1967年元旦，我的生活情况处于另一种生活环境，即被革命群众组织揪回北京待审。时间已过去7天，还未宣布罪名，这是我69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现在再一次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他无法忍受，决定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
他从自己的日记本上撕下一张白纸，写好后认真地叠成方形，放在自己的眼镜盒里，然后叫来哨兵，让他替自己转交出去。
彭德怀在信中写道：
主席：
你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你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北京。现在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你最后一次敬礼！祝你万寿无疆！
彭德怀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这封信经层层转送，最后终于到了周恩来的手中，周恩来在中央碰头会上宣读了这封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
毛泽东是否读到过这封信呢？至今都没有文字记载，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毛泽东最后也会看到这封信的。
这是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主席的最后一封信。信中报告了自己的处境，充满着一种悲愤、痛苦与无奈，彭德怀已预感到自己在这场全民族的劫难中，很难生还，因此用了“向你最后一次敬礼”这样的“绝命”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