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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赶上最后一班轮渡，我到时，汽轮船刚刚开出港埠。我只好沿着海河的岸边漫步，看汽轮船打起美丽的碎花，细缀的观光客笑声也在水面上流动着。
戴斗笠、穿汗衫，瘦削的一位老人，斜倚在油加利树下，眯一只眼睛看我从街头走过来，“坐船？”他的 声音低沉得像闷着的鼾声。
“渡船已经走了，最后一班。”
“我这里还有一班，坐我的吧！”老人一跃而起，身体却异常地矫健。然后我看到河边静静地靠着一条小小的竹筏，漆成黄而略土的颜色。老人熟练地把系在岸边的船绳解下来，船轻缓地晃动，我跨上船，老人摇着粗重的橹桨，让竹筏往对岸漂去。
“我在这里划了十几年船，我就不知道那里的城墙有什么好看，四四方方的围成一圈，连个避太阳的地方都没有。”
老人叫翟羽佳，本来在这条海河上撑渡筏是他的独家生意，后来市政府在这里设了公共渡轮，要劝导老人 转业，老人死也不肯，说：“我就是喜欢在智力撑渡船”。
竹筏抵岸边，老人说：“你回程时在岸边叫一声，我的船就过来了。”想一想又说：“料不准你会爱那里的月色，许多年轻人晚上都舍不得回来坐船”。然后，老人孤单地撑他的竹筏回去，在晚天柔红的明媚中，老人在河上的投影，是一抹伤悲的褐色。
远远地看见城墙了，夕阳正好垂挂在护城树的树头上，夕阳的橘，晚天的红，树的郁绿，交杂着城墙暗淡的砖色，成为一幅很有中国风情的剪纸画。
迎头，是沈葆桢的半身铜像，刻写着他在台湾海防史上的不朽证言。在日本侵略台湾的紧急中，他以一年十一个月的短时间，建造了这个“使海口不得停泊兵船，而郡城可守”的城池，这个城与炮台，便成为今天台湾仅存的历史炮台了。
在月色下看沈葆桢的铜塑，明暗曲折，竟可以从线条中体会出他的识见与毅力，那是无可取代的威壮与魄大了。我想到，我们永远无法仰见这些壮士的面容，但是我们随时可以见到他们的重现，我们走入民间，到处都有关云长的绘像，浓正的长眉，丹凤的亮眼，紫红色的面孔，写在脸上不可侵犯的正气，如果我们把关公的五绺长髯去掉，相信就是壮士们的写生了，他们用生命的狂歌，为中国人中国的历史写下“忠义”两字。
月刀下的沈葆桢也有一股关云长的神气浮凸出来，事实上，他们的形体并不是最重要的，即使不为把塑像，后人如我，也能体会到他们在与强权抗拒时的虎目含威。
在壮魄而虎吼有声的中国历史长河中，田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所有的英豪杰士都把自我的形体投入这条河里，即令碎成肉泥，也没有一声悲叹，他们的骨灰即使在胡雨夷风中也会散放着不朽的芳香。
因此，沈葆桢死了，他的城池留下来了，但是这座坚甲厚壁的城池纵大纵深，也比不过他生命中无可更变的城池。
我一个人独坐在城垛上，眼见星辉掩映下的城池、古炮，以及闪着夏虫与波光的护城河，竟久久不忍离去。我感觉，我是愈入夜愈坐到沈葆桢波涛万顷的胸腹之中了，在宁静的长夜，我们或者最能窥见前人的胸怀吧！
月色你看久了，它洒在轻轻浅浅高高低低的景物上，仿佛响亮着断断续续的钟声，那不是月了，那是一口钟。
月的微光你看久了，他在空中长长短短的散步，好像丝丝长鸣的笛声，那不是月了，那是一管笛。
月亮的钟笛，千百年来就这样敲撞吹奏，让那些有威猛气概的豪雄壮士，可以和声地在历史上唱歌。这些歌，词句已经退淡了，曲谱仍在，另一个冷月如刀的夜晚，还要被以后的人唱起来。
浮天沧海远，万里眼中明，历史的歌声和月亮的钟笛慢慢地沉落，我坐的城垛下方写着“亿载金城”四字，却在清晨第一道曦光中渐渐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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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活在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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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社的记者来访问，突然问起：“林先生有什么座右铭呢？”
我的座右铭，通常用3m的便条纸写一些当日的注意事项，于是撕几张下来给记者小姐看：
“出去时，别忘了买首蓿芽。”
“欠讲义的稿件，今日写。”
“缴房屋贷款。”
“帮亮言买毛笔。”
我说：“你看，我有这么多的座右铭。”
记者笑起来：“林先生真爱开玩笑，我是说真正的座右铭。”
“什么是真正的座右铭呢？”
“就是刻在心里，时时用来规范和激励自己的一句话。”
这倒使我陷人困境了，因为我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座右铭，如禁勉强说有，就是我时常拿来实践的一句话：“快乐的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是禅宗的语言，是说人应该放下过去的烦恼、舍弃未来的忧思，把副的精神力用来承担眼前的这一刻。失去此刻就没有下一刻，不能珍惜今生也就无法向往来生了。
“活在当下”也就是“快乐来临的时候就享受快乐，痛苦来临的时候就迎向痛苦”，在黑暗与光明中，既不回避，也不逃离，以但然自然的态度来面对人生。
我把“活在当下”加了“快乐的活在当下”，是除了承担之外，希望有期许、有愿望、有好的心情，不只坦然和自然，还希望能扭转此时此刻的生活，使自己永保喜悦之心。
这可以说是我的座右铭，因此欠的搞件，要欢喜的写；缴房屋贷款，要欣然的缴；首蓿芽和毛笔，都要高兴的去买。
我的桌边依然贴着许多条子，只有“快乐的活在当下”不用张贴于座右，因为那正是我生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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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的故乡
？小说tＸt｜天堂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日，当代知名的作家索尔仁尼琴，站在台湾嘉义的“北回归线”标志碑前露出了开心的微笑，他兴的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跨上热带的土地。”
看到索尔仁尼琴站在“北回归线”上的形象，给我一种大的感动。那个小小的标志碑上有一个雕塑，是地球交错而过的两条经纬线，北回归线是那横着的一条，一直往北或往南，就到了落雪的寒带。这个纪念碑是站在台湾的南部大平原上，我曾数次路过。
每次站在它的前面，遥望远方，心中就升起一种温暖的感觉，它站的地方正是我们美丽的沃上。
跨过这条“北回归线”，往南方的热带走去，是我童年生长的温暖家。同样的，走过“北回归线”往北渡海的远方，是我的祖父那一辈生长的大雪的故乡。由于这样的情感，站在那条线上，是足以令人幽思徘徊的。
索尔仁尼琴站在北回归线上的形象，使我想起他在一次访问时流露出来对故乡的情感。日本研究俄国文学最杰出的学木村浩，去年九月曾到美国佛蒙特州索尔仁尼琴居住的山庄去访问，他看着窗外佛州茂密的森林问索尔仁尼琴：“到了冬天，这一带是否会下大雪？”
索尔仁尼琴将视线转向窗外，注视片刻后，静静地道：“虽然每年不尽相同，可是雪相当大，你知道，没有雪，俄国人是活不下去的。”
在那一次访问里，索尔仁尼琴还说到：“被放逐的时候，我总认为二三年后就能回去的。谁知道一眨眼已经七年了。不过，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坚信一定能够回去的。”
谈到这一段话，不禁令我思绪飞奔，索尔仁尼琴对他的俄国故乡是怀着浓重乡愁的。他的“下着大雪的故乡”曾是他忧思和呐喊的起源，对着他的人民和国土，索尔仁尼琴有着浓郁的血泪和感情。由于他的流放，他对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也就有了特别的关爱和同情。
他的流放，隔断了他对故国的联系，也正是他的流放，使他的同情与关爱自俄国的土地扩散，用明亮的巨眼注视世界，使他从“俄国的索尔仁尼琴”成为“世界的索尔仁尼琴”。
很早以前，我就喜欢俄国的文学，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河夫、高尔基、果戈里等人的作品；甚至到帕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作者）、索尔仁尼琴，我觉得俄国文学有一个伟大的传统，这个传统是由一片辽阔的土地和忍苦的人民所孕育出来的。
他们共同具有浓厚的宗教气氛，有一种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还有正面的理想主义气质。
虽然在那个苦寒的土地上，文学艺术家不时受到挫折，他们却总是像巨树一样，站立在最寒冷的土地上。尤其是从十八世纪以后，俄国的文学家、音乐家、舞蹈家更是天才辈出，闪炽着星星一样的光芒，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在作品中流露出对人和土地的热爱，充满了强烈的乡土恋情。
一个人的故乡能给他以后提供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我觉得读俄国文学家的作品最能感受深刻。以前阿·托尔斯泰在巴黎流亡时，写出（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现在流放在美国的索尔仁尼琴写出《古拉格群岛》、《癌病房》、《一九一四年八月》，都是对他们国上热爱的记述和苦难人民的呼声。他们强调真正的俄罗斯，那是他们成长地方，一个落着大雪的故乡。由于他们永不丧失的正义与良知，使俄国文学长久以来就是人类最珍贵的文学灵魂的一部分。
曾在劳改营度过八年岁月，在流刑中罹患癌症幸而未死，最后被流放的索尔仁尼琴，到今天他还热烈的爱着他祖国的土地、森林和人民，盼望有朝一日能返回故上，为他的同胞奉献生命。
我觉得这种对故土的怀思，以及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味，正是文学中最可珍贵的品质，“苦难能造就有节操的灵魂”，生在现代的中国人让俄国的大地文学作品不能无感。
国有一首动人的民谣，它是这样歌颂它的土地和苦难：
贝加尔湖呀，
是的母亲，
她温暖着流浪汉的心，
为争取自由挨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为争取自由挨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中国过去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