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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尚须努力解答的课题是什么？师大是我们中国师范教育的一座鲁灵光殿，六十年来对全国普通教育的贡献是很大的。然而也还有一个尚待解答的课题——如何才可以保证培养出优良的中学师资。这是世界上高等师范教育还未十分完满地解答的课题，北京师大当然也不能例外。原来大学毕业生教中学，这是自古已然的世界惯例，但到了十九世纪开始有了转变，发现大学毕业生教中学不甚妥当了。这是由于中学教育的内容和性质都有了变化。十九世纪，西方各国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自然科学大发展，现代语文代替了古典语文，这类新事情，都给了中学教育以影响，他们西方叫做中学教育现代化。西方教育界因此接受了一个教育建议，中学师资应由特设的大学来培养，这个建议是早在二百多年前一个英国的中学校长提出的，是一个进步的主张。从此以后，西方培养中学师资便出现两种新办法：其一，在大学内设研究所，把大学毕业生加工训练一两年，才准充中学教师；其二，专设高等师范院校训练中学师资。这两种办法虽不一同，而前提却是一个，承认大学毕业生教中学是不够理想的。可是经过一百多年还未得到一种十分可靠的具体训练方案，因而如何训练理想的中学师资，直到今天在他们还是一个尚未完满解答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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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砺儒：北京师范大学拾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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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等师范教育，是在一九○二年与中学教育制度同时创建的。一穷二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摹仿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制度，当然说不上中学教育现代化，只能说是有意“洋化”罢了。当时要办洋学堂，而又苦于还未有洋学堂出身的师资，所以感到师范教育的必要。《奏定学堂章程》这样说：“学堂必须有师。此时大学堂、高等学堂……犹有聘东西各国教员为师。若各州县小学堂及外府中学堂，安能聘得许多之外国教员乎？此时惟有急设师范学堂。……”从此可以看出，当时办师范教育就是要有教师，还不知道讲究要好教师。一九二二年学制改革，取消了大学预科，设立高级中学，训练中学师资的高等师范便水涨船高，被提升为师范大学，当时的认识也只此而已。就是说，只知道要有比中学高一级的大学毕业生才合教中学，至于中学的优良师资应有什么样的学识修养，此事还未引人注意。因此，同时也发生另一种现象，好多地方的高等师范陆续改为一般大学，只剩下北京师大一个硕果。由此可证明我们经过了二十多年之后，对师范教育的理解，还是和清末时代差不多。在大学生甚少时，感到需要高师，一旦大学生多了些，便觉得高师无甚必须，这就证明了对师范教育的认识未曾迈进一步。
高等师范教育是为中学服务的。中学又常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变化发展而改变其性质。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学教育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革命成功的结果，也和他们的民主政治相似，是进步的，也是有局限性的、很不彻底的，因而无法解答如何培养中学优良师资这个课题。高等师范教育只能由资产阶级提出，但不能在他们手里完成。此事从历史发展的观点说，是应该如此。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中学教育才开始成为人民的普通教育，从而如何培养优良的中学师资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就必须从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学教育的性质来寻求答案。在旧中国，我们还说不上中学教育现代化，而到今天新中国，中学教育的现代化又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好比在政治上，我们只能讲求无产阶级的民主，决不能要资产阶级的民主。因此，解答培养优良中学师资这个课题，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责任。资产阶级的经验只有一点值得我们采取的，那就是中学师资必须受专业的训练，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久就在苏联出现了规模空前宏大的高等师范教育网，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新中国开国后十年间，高等师范院校曾发展到一百六十余所，这更说明中学师资的培养是人民教育事业中十分重要的一着。我们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新中国，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中学教师队伍。我们的中学教师必须是科学知识湛深而渊博、政治立场正确而坚定、教育技术熟练而灵活的人物。这样优良的师资，为数应以数十万乃至百万计，当然不可能指望在一些大学内附设一些研究所来培养。独立设置师范大学、师范学院是不可动摇的政策。那么，把培养新中学师资的理想，转化为现实的高等师范教育方案，从而解答过去尚未解答的这个课题，应该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新任务。
末了，谈几句我对于师范教育的理解。师范教育发展于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它是后起的新鲜事物，是为大众教育服务的，因而有进步性。但它是资产阶级政权经手的，就难免偷工减料，所以今天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要加以大力改造。改造的方向是：（一）质量应尽量提高，以实现其进步性；（二）规模将逐步扩大，以应人民教育的需要。当然，师范教育的发展也必然是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前进的。
“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来未有过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地位。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①。”我们把列宁这番话引申一下，便可以说：我们也必须把中学师资的学识修养提高到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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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揆：协和的创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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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校在我国过去半世纪的医学史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因此，回顾一下它的创办经过及其对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影响，也还有着现实的意义。
我是北京协和医学校的第四期毕业生之一，一九三二—一九三四年出国进修时又在美国纽约市罗氏医学研究所（RockefellerlnstituteforMedicalResearch）参加过两年的工作。下面我想着重谈谈北京协和医学校的创办经过和它对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所起的影响。
北京协和医学校在开办之前，有一个较长、较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筹备过程，另外在建筑设备和组织人力方面也用了几年时间。
远在一九○八年，罗氏（即煤油大王）派遣了芝加哥大学的ErnestD。Burton医生和ThomasC。Chamberlin医生到中国、日本和印度进行教育考察。这两位医生在每一个国家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作调查，回国后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是：在北京成立一个自然科学的教育机构；但经过讨论之后，初步认为计划不宜过大，宜限于医学事业方面。在见诸行动之前，一九一四年又派遣了以芝加哥大学校长HarryPrattGudson、哈佛医学院医生FrancisW。Peabody和美国驻汉口领事顾临（RogerS。Greene）三人组成的第二次考察团，专门到中国调查研究医学教育事业的情况。这个调查团的报告赞同前议，即在中国办医学教育事业，同时还提出了援助其他医学校和医院的意见和办法。随即成立了作为罗氏基金社（RockefellerFoundation）一个分支的驻华医社（ChinaMedicalBoard），并任命顾临为医社的驻华代表。
一九一五年夏，派遣了第三次调查团（团员为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WilliamH。Welch医师、罗氏医学研究所的SimonFlexner医师、医学教育社的秘书WallaceButtrick医师，和罗氏医学研究所的FrederickL。Gates医师）到中国作进一步的考查。这个调查团详细研究了具体情况之后，建议在北京和上海各设一所医学校。结果作出了决议，与原在北京六个教会开办的协和医学校合作（用了北京协和医学校的名称，而实际上是接办和大改组），由驻华医社用原价将该校的房地产购买过来，投资增建新学校和医院房屋，并担负新组织的一切维持费用。
罗氏基金社一九一四年派到中国的医学调查团的报告，内容很重要，值得在这里作一些概要的叙述。
调查团在离开美国之前会见了美国总统，带着罗氏基金社、美国国务卿和中国驻华盛顿公使的正式介绍信，到北京晋谒总统袁世凯并受到副总统黎元洪的招待。他们在北京及各省市与政府官员、知名人士、各教会负责人以及教会医院学校的医务人员有过广泛的接触——了解情况并征求意见。报告涉及的范围很广，内容丰富，对各种情况作了细致的分析，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有关新校的方针政策性的建议。
在医学教育方面，报告指出，当时的教会医学校（这个调查团还考察了非教会办的医学校）大都是一九○○年前后新办的，而且有些是由于医院的需要，以带徒弟的方式，经过多年训练，培养了一批助手而逐步发展为正式学校的。对于这些学校的经费、教员、毕业人数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调查，反映了优缺点和需要援助改善的情况。
根据报告，当时几个主要医学校的情况如下：北京的协和医学校在一九○六年创建，一九○八年正式开学，一九一一年第一班学生毕业，到一九一四年共毕业三十八名，有外国教师十四人，房屋地皮投资十三万一千九百美元，学校和医院在一九一三年的开支为四万六千九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