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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学报于一九五六年发刊，迄今亦有二十余年历史，未曾中断，总算有一点成绩，可告慰于它的创始者。学报的编辑与刊行，并非一帆风顺，中间便有一段不愉快的经过，在此不愿多说，尤其当事人都已物过。但是梅校长对于此事的关切与负责心，以及对于学报的期待，却使我们十分感动。在与清华校友某君信中，梅校长表示他对于学报的恢复，“曾煞费周章”，并说道：“再者：清华学报之继续维持，甚至清华大学之发扬光大，端赖各方谨慎爱护。就学报言，无论经费来源，或学术专文，无论主持编辑，或经理印刷，均属不易。校友如有指教，务请径寄此间，不必先于报端披露。”①这时为一九五九年七月，梅校长在台湾教育部部长任内。另外，他还各方面去信，如纽约清华同学会会长、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与哥大教授。在与我们编委会的私人函件中，他表示“甚盼此事能化大为小，息事宁人”。其用心之苦，办事之周到与谨慎，使我们极为佩服，也就遵照他的意见而“息事宁人”，这一件公案因此不了了之。
第二件事，涉及我私人方面。一九五○年，国家发生变化，羁旅美洲的中国学人，困顿挣扎，一筹莫展，甚至有不少数人接受美国国务院特发的救济金。我依靠太太在耶鲁图书馆任事，有固定薪金，外加一些基金团的研究奖金，耶鲁的两年客座教席，以及华美协进社的暑期文化班的零星收入，足以弥补家用，度过经济难关。但生活仍未安定，不无忧虑。正在此时，有一天去华美协进社教书，梅校长约我在课后去他的办公室谈话。他告诉我，在纽约州北部奥尼昂塔城的哈脱威克大学，其校长亚诺德博士，对中国文化甚感兴趣，有意在该校开办中国文化系，正在物色一个教授兼主任。该大学经费困难，需要与清华合作，梅校长答应帮忙，担负教授薪金，并问我是否愿意前去。他又告诉我，亚诺德校长曾到过我的班上旁听，对我印象很好。他劝我去一试，因为他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学人，在国外可能尽力的，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这时，我的耶鲁大学的客座教授聘约正好完结，别无教书机会，就立刻答应了下来，虽然去哈校教书的报酬甚低，又要远离家人，两处来回奔波。
这样，由于梅校长的帮忙，我在哈脱威克大学教上两年（一九五三——一九五五）书，作了最大的努力，在本地社会上各处去演讲，在学校内设法招揽学生。几门中国文学、哲学、美术、历史等班，倒也是“人头挤挤”的，但是那个中国文化系却冷落着找不到一个主修学生。奥城僻在农牧的纽约州北部，哈校仅有二三百学生，对于他们，中国文化实在没有用处，毕业后更是无法找得职业。既没有主修学生，我那个空头主任如何能做下去？更况那时亚诺德博士已退休（他在哈校最后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我请去开设一个中国文化系），新校长为一位人事关系专家，对中国文化并无兴趣。维持到一九五五年初，哈校事情即将结束，别的学校没有机会，那时我曾与关怀我的生活的梅校长通了几次信。
时间不觉已过了二十四年，但即在今日读起梅校长的回信来，仍使我有无穷的感想。信的字里行间，流露着对我的关怀爱护之情，写得平稳周致，避免损伤我的自尊心，给我正当时艰难的环境中莫大的慰藉与鼓励，使我终身感激无尽。
就在此时，我于耶鲁大学的一个人类学机关，人类关系地区档案研究所，找得一份工作，主持英译中文少数民族的材料，有五年之久。此后，美国大学内掀起了学习非西方语言与文化的热潮，各校增聘东亚语文教授，我也就顺利地先后去匹兹堡（一年）及印第安纳（十五年）大学任教，并主持系务，在美国学术界占有一个地盘。这样，我并未辜负梅校长生前对我传播中国文化的期望，而在哈脱威克所失败的企图，在印第安纳却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不幸的，当我在印大创办东亚语文系时，正是梅校长在台湾逝世的那年。至于梅校长许我的清华学术奖助金，我并未去要，但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做出一点成绩来，出版了三册《现代中国文学读本》（与李田意合编，耶鲁大学远东出版社印），与一部《中国文学概论》（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印）。同时，在《清华学报》的编辑方面，我仍将遵照梅校长的嘱咐，继续努力，以告慰于他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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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无忌：张梅两校长印象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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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此地，不免把话说回来，略述一下张校长对我私人的爱护。上面已经说过，在抗战期间，当我的妻女自昆明去重庆南开学校时，校长在教职员宿舍腾出一间房室安置她们，随后我去渝也住在那边。不久，受不了敌机的疲劳轰炸，我把她们送去香港，以为安全。不料，珍珠港事变发生，港地为日军占领，妻女幸而逃出魔窟，经韶关、衡阳、桂林等地而返重庆。当时复蒙校长让我们暂住学校招待来宾的两间客房，然后再迁去空出的教职员住宅。最后，抗战尚未结束，敌人进攻桂林，我的父母亲自桂避难至渝，与我们一同挤在两间房内，校长又在另外一所住宅拨出一间空房，让他们安身，直到胜利后我们大家回去上海。这种对我的恩情，无论张校长或梅校长的，使我一生不忘，写时不免感情用事，这也是我对他们两位最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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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祚：我父张伯苓办南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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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伯苓公（以下简称先生）的一生，确实是不平凡的一生。他七十年来，为祖国的复兴，献身于教育事业，知交遍海内，桃李满门墙，毕生业绩，屈指难数。
光绪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先生以优等第一的名次，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时值朝鲜东学党之变，清政府出兵平乱，日本也乘机出兵寻衅，遂引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事既起，清政府的海陆军，全部被击溃，清政府又急调北洋水师增援，先生参与了这一战役。第一艘兵船才出海，就被日舰击沉。消息传来，我全家大惊，久庵公为此曾废寝忘食。后来听说议和了，先生也满怀激愤地返师归来，全家惊惧心情，虽得稍安，但先生的爱国赤诚，却受到第一次打击，时年方一十九岁。
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因甲午败绩，国事日颓，英、德、法、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染指亚洲大陆，妄想瓜分中国，于是德、法、俄等先后强租了我国的胶州湾、广州湾和旅顺大连，又割台湾、让朝鲜给日本。英帝国则藉口利益均沾，除强租我九龙之外，还要强租我威海卫。惟威海卫因甲午战败，已被日本占据，英帝乃约集其他各列强，强制日本先将威海卫交还中国，再由中国转租给英国。帝国主义强盗的协议既成，清廷乃派大员乘通济轮去山东，办理接收和转租手续，先生也随轮前往。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降下中国的青龙旗，升起英国的帝国旗。先生亲身参与了这一丧权辱国的接收和转让的仪式，真使他目击心伤，悲愤欲绝。于是，先生下定决心，毅然退役于海军，转而献身于教育事业，立下了兴办新学、复兴祖国的宏愿。
从塾馆到大学
那时，天津有一位严范孙先生，名修，是清末翰林，道德学问颇为时人所景仰。戊戌变法前，曾任贵州学政，政绩斐然，以奏请废科举，开经济特科，闻名于时。政变后，辞官退隐家居，素慕先生之名，特设塾馆，礼聘先生，以新学教授严家子弟，是为严馆。先生平素敬重严先生之为人，视严先生为师，严先生也待先生如友，宾主之间，志同道合。从此，为南开学校之创办奠定了基石。严馆自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起，到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南开学校成立，这六年的期间，是南开的胚胎时期。
次年，天津邑绅王奎章先生，也设馆延请先生教授他家子弟，是为王馆。王氏本为天津盐商，即所谓益德王家。这时，严、王两馆，共有学生十余人，先生分在上下午两处授课，这是南开中学的前身。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先生与严范孙先生东游日本，参观博览会，同时考察该国的教育发展情况。先生和严范孙先生回国后，一致认为：要想富强中国，必先兴办学校，推广新学，启发民智，建设国家。遂决心创办中学。
光绪三十年（一九○四）秋，先生合并了严、王两馆，借用严宅偏院，辟住宅为教室，办起中学。当年招收学生七十余人，初名“私立中学堂”，后改“敬业中学堂”，次年又改称“私立第一中学堂”。经费由严、王两家拨助。中学之外，为培植师资人材，又设立师范班。两年以后，师范班学生毕业，学校从中挑选成绩优秀者四人，资送日本深造，为学校未来的发展作准备。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邑绅郑菊如先生捐助地名南开的空地（座落天津城西南）十余亩，作为扩建中学之用。后由严、王二氏，及徐菊人（世昌）、卢木斋、严子均几位先生，共襄义举，集银二万六千两，建起新校舍，因地处南开，故改“私立第一中学堂”为“南开中学”。转年，复得严慰亭先生捐助，又修建了一座礼堂。到此，南开中学已初具规模。
南开中学建立后，以倡办新学，很有成效，一时社会上热心教育人士纷纷解囊捐助。因此，校舍得年年扩建，学生也年年增多。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先生被推举为直隶（河北）省代表，去美国参观渔业博览会，同时参观美国教育兴办情况；后又便道赴欧，考察欧洲各国教育发展情况，次年回国。
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天津提学使傅沅叔饬令将天津客籍学堂和长卢中学堂，并入南开中学。原来两学堂的经费，每年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