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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的不能不事前布置周到，害得我同太太起了一个大早。校长本人住得太远，不能来（我想他也不惯洋式早餐），由秘书长夫妇陪贵宾来临舍下。居住在八里台的五年中，记不得校长是否曾来我们家中吃饭，大概没有（我的太太不以为然，她说校长来过我们家，并在吃饭时告诉她，那碗剩下的鸡汁不要丢掉，可以泡饭吃）。但是，这不是说校长没有与教授接触。有时候，兴致来时，他会光顾教职员住宅，看看教授家里情况，并检查房子是否清洁整齐。他的办法很简单，只要看一下在会客厅内的那些电灯罩上是否积有尘埃，就可知道。我想，我们的家是经过考验而及格的，好像还博得校长的赞许。
在我记忆中颇深刻的，是学校每星期的周会，校长登坛训话，演说他的那一套教育理论。像他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里所说的，中华民族之弊病有五大端：愚、弱、贫、散、私。他开办南开的目的，就在育才救国，以匡正此五大弊病。针对着“弱”，他提倡体育；为挽救国家的“贫愚”，他造就有“能”的青年人才，而以“公”（矫正“私”）“能”为南开校训。因为“中华民族有如一盘散沙”，他强调团结：“聚则力强，散则力弱”，“分则易折，合则难摧”。为了证实这个道理，在训话时他喜耍一个小玩意儿。就是在训话中间，他临时叫坐在礼堂前排的几个学生上台来表演。先把一只筷子给某个年轻力壮的学生，让他把筷子轻而易举地一折两段；然后给他好几双筷子，捆成一束，不论那学生如何力大，如何用力试着，他终于无法把那束筷子摧断。另一办法，我也亲自见过，是让一个看上去像运动员的高大强壮的学生，与四五个其他学生在台上作拔河之戏。当那个运动家寡不敌众而败北时，台下的学生在哄堂大笑中懂得了“聚则力强”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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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无忌：张梅两校长印象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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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联合大学期间，张校长住重庆沙坪坝，很少来昆明，我没有见到他。一九四一年春，我们在昆明的家为敌机炸毁，狼狈的我先把家眷送去重庆。蒙张校长把她们收留在南开中学，随后我应中央大学（也在沙坪坝）之聘，去重庆与妻女团聚。到南开的下一天，忽然校役来传讯，说校长请我们到他家中去吃饭。别的客人，如伉乃如，何廉夫妇，我们都熟识，却首次遇到当时颇令人注目的南开校友，周恩来夫妇。这一次大家有说有笑，有吃有喝（校长并不是戒酒者，虽然他自己不大喝），空气十分融洽。听说以后的情形有改变，我不得而知。当时我们虽住在南开（太太在中学教英文），我却在中大任教，与南开没有直接关系，此后似乎并未去过校长家中；校长也并未来教职员住宅，查看电灯泡上的灰尘（这时候没有一家置得起有罩子的桌灯）。只是在校园散步时，偶而碰到了那位戴墨晶眼镜、庄肃而慈祥的大校长，与之点头致敬而已。可是，校长并没有忘记我们。在南开校址内，就是校长家有一台唯一的电气冰箱，在暑热时他曾赏赐我们一些极为名贵的冰块。另一回，有人从新疆远道带给校长哈蜜瓜，他也分给我们几片尝新。
抗战胜利，我们离渝经沪去美，没有参加南开复校的工作，一直没有回去天津，更没有看到校长。他曾在一九四六年来美，为南开筹款，并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赠他的名誉博士学位，称他为世界公认的builderofeducationalinstituitionsandbuilderofmen。那时我们远征美国南部佛州。在他七十岁那年，他的一些美国朋友编集一册为他祝寿的文章，书名《ThereIsAnotherChina》（两年后出版），内有前曾提及的胡适撰的《教育家张伯苓》。这时的张伯苓，已成为蜚声国际的伟大人物了。此后，他去过南京、重庆，于一九五一年病逝天津，但已不是南开的校长。可是，对于从前南开的教职员与学生，亦即现在分散各地的南开校友，南开是张伯苓，张伯苓是南开，它的大校长。
也许，我们不能同样地说，清华是梅贻琦，梅贻琦是清华。但是，毫无疑问地，梅校长对于清华的贡献远比任何其他校长为大，而清华校友对于梅校长的敬爱，也同于南开校友对于张校长那般。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梅校长，清华不可能有今日的名誉与地位。大家公认着，清华能在一九三○与一九四○年代追上北大，同为中国最高学府（联合大学期间，就是在文学院方面，清华也足与北大抗衡，而理工学院更优越于其他学校），梅校长是数一数二的功臣。
梅贻琦（一八八九—一九六二）比张伯苓小十三岁，他们同是天津人，因此梅贻琦早年即就读于张校长创办的南开中学（当时称私立中学堂），与张校长的弟弟彭春同学，四年后毕业（一九○八）。下一年，梅贻琦考取首批清华庚款留美学生，比张彭春、胡适、赵元任早一年。在美国麻省武斯特工科大学读书期间，又与张彭春相遇，时张就读于克拉克大学，同在一城有数年之久。五年后，梅贻琦学成归国，去清华学校任教。此后几将五十年，一直为清华服务，自教授、主任、教务长（一九二六）、留美学生监督（一九二八）以至校长（一九三一）。西南联大时期，与北大蒋梦鳞、南开张伯苓二校长，同任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而梅贻琦以主席名义，经常驻校办公，实际主持校务，对于西南联大在抗战七年（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五）期间的发展，厥功至巨。战争结束，梅校长返北平办理复校事宜，曾有《复员后之清华报告》。一九四九年，梅贻琦来美国，寓纽约有六七年之久，曾负责管理清华基金事宜，并组织清华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去台湾，重建清华大学，并任教育部长三载，一九六二年在清华校长任内逝世。
至于我与梅校长的关系，在学校内可说没有。清华读书时，没有上过物理学梅教授的课，也并未进过后来梅教务长的办公室。他来美在华盛顿任留学生监督，我正好去耶鲁大学研究院。但在这三年中，梅监督没有来到新港，虽然当时在耶鲁有好几位清华同学，如读音乐的黄自，英语文学的孙大雨（孙铭传）与我，意大利文学的李唐晏，历史的皮名举，与建筑的粱衍。一九三一年我毕业耶鲁，申请去欧洲研究一年，由梅监督批准，但我们只是信件往回，我没有去华盛顿看他。同—年秋季，我去英国，梅贻琦返国任清华大学校长。我在南开大学教书的五年中，曾去过清华数次，看我的二舅父（郑桐荪，数学系教授），并未拜访过梅校长。西南联大期间，我们同在昆明，有时在路上相值，只是点头招呼而已。对于梅校长，一直等到他已不是清华校长而住在纽约时，我方始有进一层的认识，沐浴着他的恩泽。愈与他交结长久，愈觉得他待人的真挚与亲切。他不轻然诺，笃实谦诚，是一位楷模的君子人。
我初次与梅校长有较长的时间当面谈话，是在我即将离去西南联大的时候。像上面所讲的，日机的轰炸拆散了我在昆明的小家庭。太太与小孩离去后，我搬入青云街清华教职员宿舍暂住。在一间有三人床的房间，正好有一只床及书桌空着，作为我安身之处，虽然名义上我不是清华教授。那里人才济济，有吴宓、闻一多、金岳霖、陈福田、陈省身、邵循正等十余位。此时，北大的叶公超辞职去新加坡任外交部办事处专员，遗下的外文系主任一职，学校嘱我代理，但当时我已决定去重庆中央大学，与家人重聚。当我向联大当局请求辞职的信发出不久，忽然一天下午，梅校长光临青云街宿舍，专诚来找我。他的话不多，但情意恳挚。他要我留在联大，并解释为什么学校只给我一个代理主任的名义，因为那是在学期中间，下学年主任一职就可除真。他误会了我辞职的动机。我把家庭关系的理由向他陈述，他点头称是，不再挽留，我感动地敬送他走出宿舍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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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无忌：张梅两校长印象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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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我们一家搭乘美国运兵船来美，先在佛州冬园，后在康州新港住下，时为一九四八年秋季。隔了一两年，梅校长也寓居纽约，在华美协进社（社长孟治，为清华同学）内设一间办公室，处理清华未尽事务。这时我与华美协进社已有关系。每年夏季，孟治在新泽西州的蒙特克莱师范学院开办中国文化暑期班，约我去讲中国文学（这时我已自两洋文学转入中国文学），同事有教历史的洪业，哲学的梅贻宝，美术的汪亚尘。学生们都是本州的中、小学教员，大半是女性，有些比教授年纪更大，但对中国文化十分热忱，大家处得很融洽，也很热闹。我后来又在华美协进社开一门中国文学课程，每星期去一次。除看到孟治外，有时也乘便进谒梅校长，见面的机会反而比在联大时代多了。
有两件事情使我与梅校长有较多的接触，发生较深的关系。第一件是《清华学报》的复刊。那全是梅校长的意见，更可说是他了不起的远见，而我幸有机会参与此事的筹备。他觉得清华在学术界的地位，不能任其骤然中断，如办一份学报，可能保持那不绝如缕的清华学术传统。正好清华校友在美国弄文史哲的还有一些人。于是有一天梅校长来新港何廉家里，中饭时约李田意与我去何家，共同商议出版新学报的事宜。他邀梅贻宝、杨联升、李田意（联大教职）与我，以及在台湾的浦薛风，组织一个学报编辑委员会，并请何廉（清华津贴留美）为委员会主任。梅校长自己虽然是理工的，却主张新学报应为一种有国际性的研究中国文化（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术刊物，因定英文名字为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学报于一九五六年发刊，迄今亦有二十余年历史，未曾中断，总算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