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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大小考试很多，刘仙洲讲授的课程，除期终考试外，小考至少一月一次，也有每周或两周一次的，还有事先不通知的临时测验。考试时，刘仙洲和他的助教吴仲华、郭世康三人前后监考，不许作弊，否则一经发现，就算“0”分。刘仙洲还规定，考试必须按时交卷，迟交不收。有一次，一个同学到了时间迟迟不交卷，一直等到老师收完卷子跨出教室以后才交，刘仙洲当场就把卷子撕了。从此，谁也不敢迟交。据刘仙洲的学生郑林庆说，刘仙洲对考试的评分也极严格，稍有不合教学要求即行扣分，但超过教学要求时也给加分。有一道连杆机构的考题，本来只要求做出一条轨迹，郑林庆做出两条轨迹，刘仙洲就特别给他加了十分。
在一九六一年清华大学成立五十周年的纪念会上，刘仙洲提出：“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我校原有的严格的教学作风和认真学习的风气。”他说：那时的许多规定过于死板，使学生学习有些被动，影响身体健康，也妨碍参加进步活动，但这种严格认真的风气，仍然是值得保持和发扬的。当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时，刘仙洲认为这一指示非常正确，其最后目标是提高教学质量。我们要全面掌握这一指示精神，不能片面地抓住一两句话就做。如“考试可以冒名顶替”就不行，“可以不上课”也不行，这样会走到反面去。
最近，曾经当过刘仙洲的学生和助教的七位清华大学教授聚在一起，谈到刘仙洲当年严格认真的教学作风，都印象很深。大家谈到：虽然事隔四十多年，学生们仍然保持着老师当年言传身教的许多良好习惯，自己今天在教学工作中能够比较严格认真，是和老师当年的潜移默化分不开的。
自编工科大学教科书
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带着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本世纪初，国内仅有的几所没有工科的大学，如北洋大学，南洋大学等、多延用外籍教师，中国教师也大多是留洋回国，用外文教材，用外语讲课，否则就被视为“不够程度”。刘仙洲认为：“长此以往，我国学术无法独立，国将不国。”因此，他从一九一八年开始任教，就始终坚持用汉语讲课，并发愤编写中文教材。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四年，他编写了《机械学》、《蒸汽机》、《内燃机》、《普通物理学》、《农业机械学》等六本教科书，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八年，他又先后编写了《机械原理》、《经验计划》、《热机学》、《蒸汽表及莫理尔图》、《热工学》、《汽阀机关》、《农业机械》等九本教科书。刘仙洲的这些著述，是我国最早自己编写的一批工科大学教科书，为创立和发展我国现代机械工程学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教科书绝大部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有些后来被编入《大学丛书》，多次增订再版，畅销全国，各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普遍采用。
为了编写这些教科书，刘仙洲在解放前几乎献出了自己的全部课余时间和假期。他总是争取把课程安排在上午头两节，利用天亮到课前的时间备课，课后便全力著述。三伏酷暑，汗流浃背，别人劝他去避暑，他却伏案疾书。一件夏布衫让汗浸湿了，就脱下晾在椅背上，穿上另一件；等另一件也让汗浸湿了，再换上这一件。两件夏布衫来回换，一天也不知道换了多少次。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敌机每次来袭，他一边防空，一边编书。《热工学》的各章习题，就是在昆明金马山谷中草成的。教科书每天编写多少字，他都订出计划，严格执行。如果白天有事或来客耽误了进度，当晚必定补上。为了对读者负责，刘仙洲编书时精益求精。他不仅反复推敲内容，斟酌字句，就连标点符号也非常严格。文稿付印时，他常要亲自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抄写一遍，校阅三遍以上。有时只校出少数几个错字，他也要附上一个小条：“如果方便的话，请把改后的小样再送我一份。”甚至著作出版以后，他也要再三翻阅，检查有无错漏之处，并写上自己的改进意见。在他自藏的著作上，好些地方都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改动——有的是文字修饰，有的则是成段的改写或补充，即使多次再版的著作也不例外。
在教书和编书的过程中，刘仙洲深感机械名词不统一之苦。当时，由于学校多用外语教学，企业又多延用外人，影响所及，许多概念和机件只有外国名称，仅有的一些中国名称也是五花八门。如工人不懂英语，就把“弹簧”音译为“司不令”，或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把机车前的“排障器”叫作“猪拱嘴”，把管机车变换进退方向的“月牙板”叫作“吊死鬼”，既不雅驯，又不统一。有鉴于此，刘仙洲又决心编订《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他广泛搜集明朝以来有关的出版物三十多种，调查当时机械工程界已有的各种名称，工人是怎么叫的，日文又是怎么译法，然后逐个做成卡片。有时一个机件会有很多叫法，他就按照“从宜”、“从熟”、“从简”、“从俗”四大原则，从中选定一个。如Pump一词，有十四种中国译名：“恒升车”、“起水筒”、“抽水筒”、“运水器”、“吸水机”、“抽气机”、“抽筒”、“唧筒”、“唧机”、“邦浦”、“泵”等，刘仙洲和大家一起反复琢磨，最后选定为“泵”。“油壶子”的含义不清，他就根据“从宜”的原则，改为“化油器”。按理，“滚珠轴承”改为“滚球轴承”更科学一些，但当时一些人都习惯于前一种叫法，也就“从熟”。“偏突轮”的叫法过繁，便简化为“凸轮”。有些英语名词的概念很难翻译，常苦思多日不得其果，实在没有办法时，就只好另创新字。如《热工学》中的重要名词“熵”、“焓”等字，就是刘仙洲创造的。这一工作从一九三三年开始，历时一年多， 日积月累，编成一万一千多个词汇，于一九三四年七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他又于一九三六年、一九四五年两次增订，把词汇逐步增加到两万多个。《英汉对照机械工程名词》的出版，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很快销售一空，甚至连底稿也被人要走。我国的机械工程名词，由此逐步走向统一。解放后，中国科学院有关词汇的编订工作，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像“轴承”、“节园”、“节齿”等机械工程上的常用词汇，当初叫起来，曾经感到很不习惯，今天大家已变得非常熟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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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诣远：刘仙洲与清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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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械工程史
刘仙洲认为：“欲求国家各种事业之独立前进，非先求各种学术之独立发展不可。”
“‘国之利器，不以示人’，能购买与仿造者，已为他国之二三等产品，又何以能与之并驾齐驱？”为此“应特别对于各种学术加以有计划的提倡”，并在“尽量扩充编译馆”的同时，大力“整理吾国旧学术”。从三十年代开始，刘仙洲就在课余致力于中国机械工程史的研究，先后发表有关的学术论文十九篇，专著两种。
在过去四五千年中，我国劳动人民在机械工程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创造，但历史缺乏记载，或者记载不详，更少图例可据。要发掘和继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必须进行长期的繁重的科学研究。早在一九三三年，刘仙洲就搜集大量文献，写出《中国旧工程书籍述略》，并在一九三五年发表了包括交通工具、农业机械、灌溉机械、纺织机械、雕版印刷、计时器、兵工等十三个方面的《中国机械工程史料》。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不管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从未间断过对有关资料的搜集和研究。无论外出开会、参观、视察，每到一处，即使只有一两个小时的空闲，他也必定到当地博物馆、旧书店搜集材料。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等几十家旧书店和每年春节的厂甸，更是他经常去的地方，每次去都是满载而归。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张荫麟也常去这些地方。因为两人都只顾物色好书，往往各抱一大抱书挤到一起，抬头一看才发觉原来是老朋友。走进刘仙洲的住宅，就像来到一爿古籍书店：楼上楼下，东墙西壁，全是藏书。就连走廊角上，卧床后面，也摆满书架。《四部丛刊》、《二十五史》、《资治通鉴》、《天工开物》、《梦溪笔谈》、《农政全书》、《武备志》……令人目不暇接，数不胜数。特别是解放以后，在中国工程史编委会的协助下，刘仙洲查阅了古籍两万多种，制成各种资料卡片一万六千多张。他正是依靠这些文字记载和考古挖掘方面的最新材料，集腋成裘，聚沙成塔，深入研究了我国机械工程方面的发明创造，在许多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结论。一九六一年，他向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十周年年会提出了《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初稿），并于次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共七万多字，附图一百三十三幅。在这部专著中，刘仙洲系统地总结了几十年来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阐述了我国古代在简单机械和各种原动及传动机械方面的发明创造，在国内外都有相当影响。其中有十几项重要发明创造，如东汉张衡、唐朝一行与梁令瓒的水力天文仪器，北宋吴德仁的指南车和卢道隆的记里鼓车，元末明初詹希元的五轮沙漏等，已经复原成实物，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刘仙洲自幼生长在农村，曾种过地，非常关心农业的技术改造，因此他还长期从事中国农业机械的研究工作。除一九二○年在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试制两种新式水车外，抗日战争期间又在昆明搞过改良犁、水车和排水机。一九四二年，他在《中国农器改进问题》一文中，反对一味抄袭外国的大型农业机械，主张结合我国农村的经济情况，就着旧日的畜力机械加以改良，使机械部分符合最新的机械学原理，而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