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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而又繁忙的学习生活，使人觉得日子过得真快。转眼间又四月花开，春气洋洋。京中盛传日本帝国提出苛刻的意在置中国于被保护国地位的二十一条。同时又盛传总统（袁世凯）不惜背城一战。又传列强对中国的政策向来是：门户开放，利益均沾。
到了五月，袁世凯全部接受日本帝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先是十口相传，随即各报也刊登了。
在我将要读满预科三年的时候，谣言最多的北京又谣传有所谓筹安会者拟推袁世凯为帝。有一个无聊的英国人写文章说中国不宜行共和，还是帝制好。戊戌政变主角之一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反对帝制。但文人之笔端，不是小站练兵起家的袁世凯所畏的，他终于十二月称帝。当时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军，在西北、东南沿海各省、两广，同时并起，声势极大，但皆为袁平定。然而被软禁的蔡松坡将军得了一个妓女的帮助而逃到天津时，袁世凯这才有点惊慌。因为袁知道蔡必在云南起义，而守四川的陈宦，是袁所不信任的。当我将要结束三年预科的学习，即在一九一六年三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本来预备在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时用以庆祝的广东焰火，在社稷坛放掉。我和许多同学在这夜都翻过宿舍的矮围墙去看放焰火，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这样在半空中以火花组成文字的广东焰火。那夜看到的火花组成的文字是“天下太平”。据说，本来还有个大“袁”字，临时取消了。
当我正在准备预科的第三年的最后一次大考时，袁世凯死了。
（摘自《我的学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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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我到北大任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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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北京大学任教，始于一九一七年下学期，而受聘则在其前一年蔡先生初接任北大校长之时。蔡先生之知我，是因看到那年（一九一六年）六、七、八月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我写的《究元决疑论》一篇长文。文中妄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今日看来实无足取，而当时却曾见赏于许多人。记得蔡先生和陈独秀先生（新任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之文学院长），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之时，我本不敢应承的。我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而据闻在欧洲在日本一般所谓印度哲学，皆指“六派哲学”而言，其中恰没有佛家。蔡先生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我说不知道。蔡先生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只有应承下来。
虽则答应了，无奈我当时分不开身，当时我正为司法总长张镕西先生（耀曾）担任司法部秘书。同时任秘书者有沈衡山先生（钧儒）。沈先生多为张公照料外面周旋应付之事，我则为掌理机要函电。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为主，张公实代表西南滇川两粤而入阁。正在南北初统一，政治上往来机密函电极多，我常常忙到入夜。我既于此门功课夙无准备，况且要编出讲义，如何办得来？末后只得转推许季上先生（丹）为我代课。
及至次一年，经过张勋复辟之役，政府改组，镕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职，南游入湘。十月间在衡山的北军王汝贤等部溃走长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随着溃兵难民退达武汉，就回北京了。因感于内战为祸之烈，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养成民主势力。自己印刷数千册，到处分送与人。恰这时许先生大病，自暑假开学便缺课，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才到北大。
许季上先生在佛学上的素养远胜于我，又且长于西文。他讲印度哲学，一面取材西籍，一面兼及佛典。我接替他，又得吴检斋先生（承仕）借给我许多日文的印度哲学书籍作参考。其后，我出版的《印度哲学概论》就是这样凑成的。我在北大，随后又开讲一门唯识哲学，自己编写了《唯识述义》三册，次第付印（今已无存）。对于讲唯识，我后来有些不敢自信，建议蔡先生由我去南京支那内学院请人来讲。初意打算请吕秋逸先生（■），未成事实，改请了熊十力先生。熊先生来到北大，即有《新唯识论》之创作。他却是勇于自信而不信古人的。一九二○年我提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了一个月的讲演，不在哲学系课程之内，然却由此在哲学系添讲儒家哲学一课。到一九二四年暑期我自己去山东办学，辞离北大，计在校共有六个整年。
当时我讲的印度哲学既括有佛学在内，又且专开一门唯识哲学。但在爱好哲学从而爱好佛学的蔡先生，犹以为未足，先后又请了几位先生任讲佛学。一位是张尔田先生（孟劬）讲《俱舍论》（代表小乘）；一位是张克诚先生，曾讲了《八识规矩颂》、《观所缘二论》（代表相宗或称有宗）；还有—位邓高镜先生（伯诚），曾讲了《百论》（代表性宗或称有宗）。虽然其时间都不长，似亦不列入哲学系正式课程之内，然而蔡先生之好学却于此可见。其中张克诚先生，原是先在西四牌楼广济寺自愿宣讲，任人来听的。蔡先生和校中一二同事亲往听讲几次，便约请其到校内来讲了。
我们从许多处皆可看出蔡先生对学术、对教育、对社会运动有他一股热诚，不愧为应乎其时代需要的革命家，而全然不是一位按照章则规程办事的什么大学校长。所有的史料均足为证明，即如上述一些小事亦复可见。
蔡先生曾创立以美育代宗教的学说，又尝在校自己讲授过美学。他为哲学系先后聘请的教员很多，我不能悉记，即不能备举。我且举一个张竞生。这是从美育、美学而联想起来的，因为张先生曾讲了一年《美的人生观》，并且把它印成了书出版。这自然是他自己的学说。其后，他在校外又出版一种《性史》，似是陆续发行的期刊，其内容猥亵，很遭物议。我虽亦认为给社会的影响不良，然却谅解其人似与下流胡闹者有别。总之，由蔡先生的哲学兴趣，又请了一些有哲学兴趣的教员，便开发了学生们的哲学兴趣。哲学系在当时始终为最重要的一个学系，估量比其他任何学系的学生都多。特别是自由听讲的人极多，除了照章注册选修这一哲学课程者外，其他科系的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等等），乃至有些并非在校学生，而是壮年中年的社会好学人士，亦来入座听讲。往往注册部给安排的教室，临时不合用。就为按照注册人数，这间教室座位可以容得下，而实则听讲的人竟然多出一倍。我自己的经验，当一九二三年前后，我讲儒家思想一课，来听讲的通常总在二百人左右。初排定在红楼第一院某教室，却必改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学年届满，课程结束，举行考试的试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注册的正式学生之数了。大约胡适之讲课，其听讲的人可能比这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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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我到北大任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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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莫以为来听的人，都是钦佩这位主讲的。例如有彭基相、余光伟等同学，他们都不大同意我之所讲。据闻他们对旁人说：“我是来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这种态度并不可厚非，这正见出当时学术气氛的浓厚。大家都在为学术，所以学生求学非只为取得资格、取得文凭。记得同学朱谦之曾反对学校考试，向校当局申明自己不参加考试。蒋梦麟代校长有书面答复张贴出来，说不参加考试是可以的，不过没有成绩分数，将来便没有毕业文凭。像这样不计较分数和文凭颇有其人，非只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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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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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一个大学的精神，最好让后代的教育文化史家来写。但是有人以为当时的人尚且不留纪录，那后代的史家更缺少相当的凭藉。又有人说当时人的观察虽不能和“明镜台”那般的晶莹，然当时人的心灵，也不见得就如顽石般的毫无认识和反想。我是劝人注重近代史的人，对于这番话自然无法来否认，也无须来争辩。我是治历史的人，愿意忠实地写我对于北大精神的认识和反想。我不愿意夸张，也无所用其回护，然而这些认识和反想，终究是从我的观察体会中得来。强人相同，则吾岂敢！
一个大学的精神，可以说是它的学风，也可以说是它在特殊的表现中所凝成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凝成不是突如其来的，更不是凭空想象的。它造就的因素，第一是它本身历史的演进，第二是它教职员学生组合的成分，第三是它教育理想的建立和实施。这三项各有不同，但互为因果，以致不能严格划分。即以北京大学的精神而论，又安能独为例外。
北京大学的历史，我不必细说，因为毛子水先生在《国立北京大学的创办和历年的经过》（见《国立北京大学成立六十周年纪念特刊》）篇里，已经考据精详。我们不愿意攀附以前历代首都的太学、国学；但是在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