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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盗贼蜂起，几至于乱。若武帝不悔祸，昭帝不变法，则汉几亡。”争议不已。王圭进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司马光言是也。然所费无几，恐伤国体，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择。”上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当制，遂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亦不复辞。
兼史馆修撰。上问公可为谏官者，公荐吕诲，诲以天章阁待制知谏院。诏公与张茂则同相视二股河及土堤利害。公用都水监丞宋昌言策，乞于二股之西置土堤，约水东流。若东流日深，北流自浅，薪刍渐备，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卢河下流，以纾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时议者多不同，公于上前反覆论难，甚苦，卒从之。后皆如公言，赐诏奖谕。
王安石始为政，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建为青苗、助役、水利、均输之政，置提举官四十余员，行其法于天下，谓之新法。公上疏，逆陈其利害，曰：“后当如是。”行之十余年，无一不如公言者。天下传诵，以公为真宰相，虽田父野老，皆号公司马相公，而妇人孺子，知其为君实也。
迩英进读，至萧何、曹参事。公曰：“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汉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公曰：“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旧。’然则虽周亦用商政也。《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汉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后数日，吕惠卿进讲。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法世轻世重’是也。有百年不变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讽朝廷，且讥臣为条例司官耳。”上问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何名为变？若四孟月朔属民读法，为时变月变耶？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狩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大坏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有，臣恐风雨之不庇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两府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则胥吏足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则诋公曰：“光为侍从何不言？言而不从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讲毕，赐坐户外。将出，上命徙坐户内，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举朝，何也？”王圭曰：“
臣疏贱，在阙门之外，朝廷之事不能尽知。借使闻之道路，又不知其虚实也。”上曰：“闻则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为之，尚能以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公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臣闻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昔太宗平河东，立和籴法，时米斗十余钱，草束八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患。臣恐异日之青苗，犹河东之和籴也。”上曰：“陕西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公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许之乎？”上曰：“坐仓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罢之，幸甚。”上曰：“未罢也。”公曰：“京师有七年之储，而钱常乏。若坐仓钱益乏，米益陈，奈何？”惠卿曰：“坐仓得米百万斛，则省东南百万之漕，以其钱供京师，何患无钱？”公曰：“东南钱荒而米狼戾，今不籴米而漕钱，弃其有余，取其所无，农末皆病矣。”侍讲吴申起曰：“光言至论也。”公曰：“此皆细事，不足烦人主，但当择人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此则陛下职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趋出。上曰：“卿得无以惠卿之言不乐乎？”公曰：“不敢。”韩琦上疏论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罢其法。安石称疾求去。
会拜公枢密副使，公上章力辞，至六七。曰：“上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不然，终不敢受命。”上遣人谓公：“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词。”公言：“臣未受命，则犹侍从也，于事无不可言者。”安石起视事，青苗法卒不罢，公亦卒不受命。
则以书喻安石，三往反，开喻苦至，犹幸安石之听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彼忠信之士，于公当路时，虽龃龉可赠，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人，于今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意谓吕惠卿。对宾客，辄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势倾利移，何所不至？其后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书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公求补外，上犹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朝辞进对，犹乞免本路青苗、助役。
宣抚使下令，分义勇四番，欲以更戍边。选诸军骁勇，募闾里恶少为奇兵，调民为乾粮炒饭，虽内郡不被边，皆修城池楼橹如边郡；且遣兵就粮长安、河中、，三辅骚然。公上疏，极言：“方凶岁，公私困弊，不可举事。而永兴一路城池楼橹皆不急，乾粮炒饭昔尝造，后无用腐弃之。宣抚司令，臣皆未敢从。若乏，军兴，臣坐之。”于是一路独得免。
顷之，诏移知许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以归。自是绝口不论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国。
至熙宁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诏求直言。公读诏泣下，欲默不忍，乃复陈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边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罢。又以书责宰相吴充：“天子仁圣如此，而公不言，何也？”
元丰五年，公忽得语涩疾，自疑当中风，乃豫作遗表，大略如六事加详尽，感慨亲书，缄封置卧内。且死，当以授所善范纯仁、范祖禹使上之。
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台，四任提举崇福宫。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资政殿学士。
神宗崩，公赴阙临。卫士见公入，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数千人聚观之。公惧，会放辞谢，遂径归洛。
太皇太后闻之，诘问主者，遣使劳公，问所当先者。公言：“近岁士大夫以言为讳，闾阎愁苦于下，而上不知；明主忧勤于上，而下无所诉，此罪在群臣，而愚民无知，归怨先帝。宜下诏首开言路。”从之。下诏榜朝堂，而当时有不欲者，于诏语中设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观望朝廷之意以侥幸希进，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若此者，必罚无赦。”太皇太后封诏草以问公。公曰：“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时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员外郎王谔皆应诏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惩天下言者皆以非职而言，赎铜三十斤。公具论其情，且请改赐诏书，行之天下。从之。于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数千人。
公方草具所当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罢减皇城内觇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无状者三十余人，戒敕中外无敢苛刻暴敛，废导洛司物货场，及民所养户马宽保马限，皆从中出，大臣不与。公上疏谢：“当今急务，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当万死。”诏除公知陈州，且过阙入见，使者劳问，相望于道。至则拜门下侍郎。公力辞，不许。数赐手诏：“先帝新弃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时，而君辞位耶？”公不敢复辞，以覃恩迁通议大夫。
初，神宗皇帝以英伟绝人之资，励精求治，凛凛乎汉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过当，急于功利，小人得乘间而入，吕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后者慕之，争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圣，独觉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变，虽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复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变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终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复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丰之末，天下多故。及二圣嗣位，民日夜引领以观新政，而进说者以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欲稍损其甚者，毛举数事以塞人言。公慨然争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昔汉文帝除肉刑，斩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昭帝罢之。唐代宗纵宦官，公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罢之。德宗晚年为宫市，五坊小儿暴横，盐铁使月进羡余。顺宗即位，罢之。当时悦服，后世称颂，未有或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乃定。
公以为：“治乱之机，在于用人。邪正一分，则消长之势自定。每论事，必以人物为先。凡所进退，皆天下所谓当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