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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也。故其言语文章，未尝辄至于公相之门。今也天子举直谏之士，而两制过听，谬以其名闻。窃以为与于此者，皆有求于吾君吾相者也。故辄有献。其文凡十篇，而书为之先。惟所裁择，幸甚。
《应制举上两制书》
轼闻古者有贵贱之际，有圣贤之分。二者相胜而不可以相参，其势然也。治其贵贱之际，则不知圣贤之为高。行其圣贤之分，则不知贵贱之为差。昔者子思、孟轲之徒，不见诸侯而耕于野，比闾小吏一呼于其门，则摄衣而从之。至于齐、鲁千乘之君，操币执贽，因门人以愿交于下风，则闭门而不纳。此非苟以为异而已，将以明乎圣贤之分，而不参于贵贱之际。故其摄衣而从之也，君子不以为畏。而其闭门而拒之也，君子不以为傲。何则？其分定也。士之贤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轲，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贵贱之际，圣贤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丧，不能深明于斯二者而错行之，施之不得其处，故其道两亡。
今夫轼，朝生于草茅尘土之中，而夕与于州县之小吏，其官爵势力不足较于世，亦明矣。而诸公之贵，至与人主揖让周旋而无间，大车驷马至于门者，逡巡而不敢入。轼也，非有公事而辄至于庭，求以宾客之礼见于下执事，固已获罪于贵贱之际矣。虽然，当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与于制举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疏贱，而使奏其猖狂之论。轼亦自忘其不肖，而以为是两汉之主所孜孜而求之，亲降色辞而问之政者也。其才虽不足以庶几于圣贤之间，而学其道，治其言，则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踽踽然而来，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贱。不由绍介，不待辞让，而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者，以为贵贱之际，非所以施于此也。
轼闻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时者，国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时人莫不苟偷而不立，周虽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时人莫不贪利而不仁，秦虽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汉之衰也，时人莫不柔懦而谨畏，故君臣相蒙，而至于危。东汉之衰也，时人莫不矫激而奋厉，故贤不肖不相容，以至于乱。夫时者
，岂其所自为邪？王公大人实为之。轼将论其时之病，而以为其权在诸公。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诸公之所恶，天下莫不恶。故轼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于下执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适实。此二者，时之大患也。
何谓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则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从事，而不困于绳墨之间，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乱。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趋于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虽贤者所为，要以如法而止，不敢于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胜法，则法为虚器。法胜人，则人为备位。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则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于宰相，皆以奉法循令为称其职，拱手而任法，曰，吾岂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为备位。其成也，其败也，其治也，其乱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岂不亦甚矣哉。昔者汉高之时，留侯为太子少傅，位于叔孙之后，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为诸侯相，天下有缓急，则功臣左迁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欢，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于自疑。自疑生于多私。惟天下之无私，则能于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则？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间，奸臣执政，政以贿成，德宗发愤而用常衮，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请，莫有获者。然天下否塞，贤愚不分，君子不以为能也。崔佑甫为相，不至期年，而除吏八百，多其亲旧。或者以为讥，佑甫曰：“不然。非亲与旧，则安得而知之？顾其所用如何尔。”君子以为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远虑者，皆任法之过也。
何谓好名太高而不适实？昔者圣人之为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济也。不一则不专，不专则不能。自尧舜之时，而伯夷、后夔、稷契之伦，皆不过名一艺办一职以尽其能，至于子孙世守其业而不迁。夔不敢自与于知礼，而契不敢自任于播种。至于三代之际，亦各输其才而安其习，以不相犯蹿。凡书传所载者，自非圣人，皆止于名一艺办一职，故其艺未尝不精，而其职未尝不举，后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于汉，其君子各务其所长，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记，武、宣之际，自公孙、魏、邴以下，皆不过以一能称于当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无忽于小。小者乐其小，而无慕于大。是以各适其用，而不丧其所长。及至后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耻以一艺自名，而欲尽天下之能事。是故丧其所长，而至于无用。今之士大夫，其实病此也。仕者莫不谈王道，述礼乐，皆欲复三代，追尧舜，终于不可行，而世务因以不举。学者莫不论天人，推性命，终于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许太高，而措意太广。太高则无用。太广则无功。是故贤人君子布于天下，而事不立。听其言，则侈大而可乐。责其效，则汗漫而无当。此皆好名之过。
深惟古之圣贤，建功立业，兴利捍患，至于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观，不若今世之因循卤莽。其故出于此二者欤？
伏惟明公才略之宏伟，度量之宽厚，学术之广博，声名之炜烨，冠于一时，而振于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则天下奔走而趋之。则其愍时忧世之心，或有取于斯言也。轼将有深于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轼再拜。
《上刘侍读书》
轼闻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满于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气也。何谓气？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阴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计之得失，天下之能者，举知之而不能办。能办其小，而不能办其大，则气有所不足也。夫气之所加，则己大而物小，于是乎受其至大，而不为之惊，纳其至繁，而不为之乱，任其至难，而不为之忧，享其至乐，而不为之荡。是气也，受之于天，得之于不可知之间，杰然有以盖天下之人，而出万物之上，非有君长之位，杀夺施与之权，而天下环向而归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败者，世之所谓不幸者也。若无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谓天幸者也。夫幸与不幸，君子之论，不施于成败之间，而施于穷达之际，故凡所以成者，其气也，其所以败者，其才也。气不能守其才，则焉往而不败？世之所以多败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论其气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轼非敢以虚辞而曲说，诚有所见焉耳。
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则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于人，则群起而争之。天下有无穷之利，自一命以上，至于公相，其利可爱，其涂甚夷，设为科条，而待天下之择取。然天下之人，翘足企首而群望之，逡巡而不敢进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无功而迁一级者，则众指之矣。迁者不容于下，迁之者不容于上，而况其甚者乎！明公起于徒步之中，执五寸之翰，书方尺之简，而列于士大夫之上，横翔捷出，冠压百吏，而为之表。犹以为未也，而加之师友之职，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则古之方伯连帅所不能有也；东障崤渑，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则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堇身残民百战而有之者也。奋臂而取两制，不十余年，而天下不以为速。非有汗马之劳，米盐之能，以擅富贵之美，而天下不以为无功。抗颜高议，自以无前，而天下不以为无让。此其气固有以大服于天下矣。天下无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气之过人者，则谁实办之？
轼远方之鄙人，游于京师，闻明公之风，幸其未至于公相，而犹可以诵其才气之盛美，而庶几于知言。惜其将遂西去而不得从也，故请间于门下，以愿望见其风采。不宣。轼再拜。
《上韩魏公论场务书》
轼再拜献书昭文相公执事。轼得从宦于西，尝以为当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齐之，其势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随欹而拄、随坏而补也。然而其事宏阔浩汗，非可以仓卒轻言者。今之所论，特欲救一时之急，解朝夕之患耳。
往者宝元以前，秦人之富强可知也。中户不可以亩计，而计以顷。上户不可以顷计，而计以赋。耕于野者，不愿为公侯。藏于民家者，多于府库也。然而一经元昊之变，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谓富民者，向之仆隶也。今之所谓蓄聚者，向之残弃也。然而不知昊贼之遗种，其将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时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坚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伤残之余而能办者，轼所不识也。夫平安无事之时，不务多方优裕其民，使其气力浑厚，足以胜任县官权时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纳之于患难，轼恐外忧未去而内忧乘之也。凤翔、京兆，此两郡者，陕西之囊橐。今使有变，则缘边被兵之郡，知战守而已。战而无食则北，守而无财则散。使战不北，守不散，其权固在此两郡也。
轼官于凤翔，见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瓮盎釜甑以上计之，长役及十千，乡户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谓一分者，名为糜钱，十千可办，而其实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胜计也。科役之法，虽始于上户，然至于不足，则递取其次，最下至于家赀及二百千者，于法皆可科。自近岁以来，凡所科者，鲜有能大过二百千者也。夫为王民，自瓮盎釜甑以上计之而不能满二百千，则何以为民。今也，及二百千则不免焉，民之穷困亦可知矣。然而县官之事，岁以二千四百分为计，所谓优轻而可以偿其劳者，不能六百分，而捕获强恶者愿入焉，レ发赃弊者愿入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