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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不过十余人，天下之广，事物之变，决非十余人者所能尽。若此十余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实告，则陛下便谓天下太平，无事可言，岂不殆哉！其余臣僚，虽许上书言事，而书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复诘问，何以尽利害之实，而况天下事有不可以书载者，心之精微，口不能尽，而况书乎？恭惟太皇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损，以谦逊不居为美；虽然，明目达聪，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计，岂可以谦逊之故，而遂不与群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饥馑盗贼，四夷之变，民劳官冗，将骄卒惰，财用匮乏之弊，不可胜数，而政出帷箔，决之庙堂大臣，尤宜开兼听广览之路，而避专断壅塞之嫌，非细故也。伏望圣慈，更与大臣商议，除台谏、开封知府已许上殿外，其余臣僚，旧制许请间奏事，及出入辞见许上殿者，皆复祖宗故事，则天下幸甚。
一、凡为天下国家，当爱惜名器，慎重刑罚。若爱惜名器，则斗升之禄，足以鼓舞豪杰。慎重刑罚，则笞杖之法，足以震顽狡。若不爱惜慎重，则虽日拜卿相，而人不劝，动行诛戮，而人不惧。此安危之机，人主之操术也。自祖宗以来，用刑至慎，习以成风，故虽展年磨勘、差替、冲替之类，皆足以惩警在位，独于名器爵禄，则出之太易。每一次科场放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一次郊礼，奏补子弟约二三百人，而军职转补，杂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荐不与。自近世以来，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阙，率常五七人守之，争夺纷纭，廉耻道尽，中材小官，阙远食贫，到官之后，侵渔求取，靡所不为，自本朝以来，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见祖宗旧制，过省举人，御试黜落不少，既以慎重取人，又以见名器威福专在人主。至嘉末年，始尽赐出身，虽文理纰缪，亦玷科举，而近岁流弊之极，至于杂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进士升甲，本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有特旨，皆是临时出于圣断。今来南省第十人以上，别试第一人，国子开封解元，武举第一人，经明行修举人，与凡该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纷然并进，人不复以升甲为荣，而法在有司，恩不归于人主，甚无谓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余人文词稍可观外，其余皆词学无取，年迫桑榆，进无所望，退无所归，使之临政，其害民必矣。欲望圣慈，特诏大臣详议，今后进士诸科御试过落之法，特奏名出官格式，务在精核，以艺取人，不行小惠以收虚誉，其著令升甲指挥，乞今后更不施行。昔诸葛亮与法正论治道，其略曰：“刑政不肃，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也。”唐德宗蒙尘山南，当时事势，可谓危急，少行姑息，亦理之常，而沿路进瓜果人，欲与一试官，陆贽力言以为不可。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愿陛下常以诸葛亮、陆贽之言为法，则天下幸甚。
一、臣于前年十月内曾上言，其略曰：“议者欲减任子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则人情不悦，不行，则积弊不去。要当求其分义，务适厥中，使国有去弊之实，人无失职之叹。欲乞应奏荫文官人，每遇科场，随进士考试，武官即随武举或试法人考试，并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内已曾举进士得解者免试，如三试不中，年及三十五以上，亦许出官，虽有三试留滞之艰，而无终身绝望之叹。亦使人人务学，不坠其家，为益不小。”后来不蒙降出施行。窃虑当时圣意，必谓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约损之政。今者即位已四年矣，官冗之病，有增而无损，财用之乏，有损而无增，数年之后，当有不胜其弊者。若朝廷恬不为怪，当使谁任其忧，及今讲求，臣恐其已晚矣。伏乞检会前奏，早赐施行。
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论魏王在殡乞罢秋宴札子》
元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近准钤辖教坊所关到撰《秋燕致语》等文字。臣谨按《春秋左氏传》，昭公九年，晋荀盈如齐，卒于戏阳，殡于绛，未葬，晋平公饮酒乐，膳宰屠蒯趋人，酌以饮工，曰：“汝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疾日，君彻燕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汝弗闻而乐，是不聪也。”公说，彻乐。又按昭公十五年，晋荀跞如周葬穆后，既葬除丧，周景王以宾燕，叔向讥之，谓之乐忧。夫晋平公之于荀盈，盖无服也。周景王之于穆后，盖期丧也。无服者未葬而乐，屠蒯讥之。期丧者已葬而燕，叔向讥之。书之史册，至今以为非。仁宗皇帝以宰相富弼母在殡，为罢春燕。传之天下，至今以为宜。今魏王之丧，未及卒哭，而礼部太常寺皆以为天子绝期，不妨燕乐，臣窃非之。若绝期可以燕乐，则《春秋》何为讥晋平公、周景王乎？魏王之亲，孰与“卿佐”？远比荀盈，近比富弼之母，轻重亦有间矣。魏王之葬，既以阴阳拘忌，别择年月，则当准礼以诸侯五月为葬期，自今年十一月以前，皆为未葬之月，不当燕乐，不可以权宜郊殡便同已葬也。臣窃意皇帝陛下笃于仁孝，必罢秋燕，不待臣言。但至今未奉指挥，缘上件教坊致语等文字，准令合于燕前一月进呈，臣既未敢撰，亦不敢稽延，伏乞详酌。如以为当罢，只乞自皇帝陛下圣意施行，更不降出臣文字。臣忝备侍从，叨陪讲读，不欲使人以丝毫议及圣明，故不敢不奏。取进止。
《述灾论赏罚及修河事缴进欧阳修议状札子》
元三年九月五日，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今日迩英进读《宝训》，及雍熙、淳化间事。太宗皇帝每见时和岁丰，雨雪应时，喜不自胜，举酒以属群臣。又是日荧惑与日同度，太史奏言当旱，既而雨足岁丰。臣读至此，因进言水旱虽天数，然人君修德，可以转灾为福。故宋景文公一言，荧惑退三舍。元丰八年，荧惑守心，逆行犯房，又逆而西垂，欲犯氐。氐四星，后妃之象也。方是时，二圣在位，发政施仁，惟恐不及。臣视荧惑退舍甚速，如有所畏，不敢复西。以此知天人之应，捷于影响。太宗皇帝亲致太平，而每遇丰年，若获非常之福，喜乐如此者，岂非水旱不作自是朝廷难得之事乎？《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匹夫匹妇有不获其所，犹能致水旱，而况政令之失，小及一方，大及四海，其为灾，理在不疑。自二圣嗣位，于今四年，恭俭慈孝，至仁至公，可谓尽矣。而四年之中，非水则旱，日月薄蚀，五星相凌，淫雨大雪，常寒久阴之类，殆无虚月，岂盛德之报也哉！臣愚无知，窃谓陛下（禁止）修而政未修，故监司守令多不得人。百姓失职，无所告诉，谣怨上达，以伤阳阴之和。所以致此者，盖由朝廷赏罚不明，举措不当之咎也。
臣请略而言之。去年熙河诸将，力战以获果庄。此奇功也，故增秩赐金。泾原诸将，闭门自守，使贼大掠而去，若涉无人之境。此罪人也，亦增秩赐金。赏罚如此，何以使人？广东妖贼岑探反，围新州，差将官童政救之，政贼杀平民数千，其害甚于岑探。朝廷使江西提刑傅燮体量其事，燮畏避权势，归罪于新州官吏，又言新州官吏却有守城之功，乞以功过相除。愚弄上下，有同儿戏，然卒不问。岑探聚众构谋，经年乃发，而所部官吏，茫不觉知，使一方赤子，肝脑涂地，然亦止于薄罚。童政凶狡贪残，非一日之积，而监司乃令将兵讨贼，以致千人无辜就死，亦止降一差遣。近日温杲诱杀平民十九人，冤酷之状，所不忍闻，而杲止于降官监当。蔡州捕盗吏卒，亦杀平民一家五六人，皆妇女无辜，屠割形体，以为丈夫首级，欲以请赏，而守ヘ不按，监司不问。以至臣僚上言，及行下本路，乃云杀时可与不可辨认。白日杀人，不辨男女，岂有此理？乃是预为凶人开苟免之路。事如此者非一，臣不敢尽言，特举其甚者耳。如此，不过恩庇得无状小人十数人，正使此等歌咏爱戴，不知有何补益。而纪纲颓弛，偷惰成风，则千万人受其害，此得为仁乎？大抵为国，要在分别是非，以行赏罚，然后善人有所恃赖，平人有所告诉，若不穷究曲直，惟务两平，则君子无告，小人得志，天下之乱，可坐而待，此臣所谓赏罚不明之咎也。
黄河自天禧已来，故道渐以淤塞，每决而西，以就下耳。熙宁中，决于曹村，先帝尽力塞之，不及数年，遂决小吴。先帝圣神，知河之欲西北行也久矣，今强塞之，纵获目前之安，而旋踵复决，必然之势也，故不复塞。今都水使者王孝先乃欲于北京南开孙村河，欲夺河身以复故道。此岂独一方之安危，天下之休戚也！古者举大事，谋及庶人，上下佥同，然犹有意外之患。今内自工部侍郎、都水属官，外至安抚转运使及外监丞，皆以为故道高仰，势若登屋，功必无成，而患有不可测者。以至河北吏民，无贤愚贵贱，皆以为然。独一孝先以为可作。臣闻自孙村至海口旧管堤埽四十五所，役兵万五千人，勾当使臣五十员，岁支物料五百余万。自小吴之决，故道诸埽，皆废不治，堤上榆柳，并根掘取，残零物料，变卖无余，官吏役兵，仅有存者。使孙村之役，不能夺过河身，则官私财力，举为虚弃。若幸而复行故道，则四十五埽，皆以废坏，横流之灾，必倍于今，孝先建议之初，略不及此，近因人言沸腾，方牒北外监丞司云：四十五埽，并属北外监丞司地分，令一面相度枝梧。又云：因检计桩料，便令计置。今来欲兴修四十五处已坏堤埽，准备河水复行故道。此莫大之役，不赀之费也。孝先当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