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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雩者，先王所以存夫爱民之心而已也。天之应乎人君者，以其德，不以其言也。人君修其德，使之无愧乎其中，而又何祷也。虽然，当岁之旱也，圣王不忍安坐而视民之无告，故为之雩。雩者，先王之所以存夫爱人之心而已也。为传者不达乎此，而为是非纷纷之论，亦可笑矣。《梁传》曰：“月雩，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为正，何也？其时穷，人力尽，是月不雨，则无及矣。雩之必待其时穷，人力尽，何也？雩者，为旱请也。古人之重请。以为非让也。”呜呼，为民之父母，安视其急，而曰毛泽未尽，人力未竭，以行其区区之让哉！愚以为凡书雩者，记旱也。一月之旱，故雩书月。一时之旱，故雩书时。书雩之例，时、月而不日。唯昭公之末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而昭公之雩，非旱雩也。《公羊》以为又雩者，聚众以逐季氏。然则旱雩之例，亦可见矣。《传例》曰：“凡灾异，历日者月、历月者时、历时者加日。”又：“雩，记旱也。旱，记灾也。”故愚以此为例。谨对。
《公羊三道·问大夫无遂事》
对：《春秋》之书遂一也，而有善恶存焉，君子观其当时之实而已矣。利害出于一时，而制之于千里之外，当此之时而不遂，君子以为固。上之不足以利国，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复命而后请，当此之时而遂，君子以为专。专者，固所贬也，而固者，亦所讥也。故曰：《春秋》之书遂一也，而有善恶存焉，君子观其当时之实而已矣。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公羊传》曰：“媵不书，此何以书？以其有遂事书。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则专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如晋。《公子》亦曰：“大夫无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为政也。”其书遂一也，而善恶如此之相远，岂可以不察其实哉。《春秋》者，后世所以学为臣之法也。谓遂之不讥，则愚恐后之为臣者，流而为专。谓遂之皆讥，则愚恐后之为臣者，执而为固。故曰：观乎当时之实而已矣。西汉之法，有矫诏之罪，而当时之名臣，皆引以为据。若汲黯开仓以赈饥民，陈汤发兵以诛郅支，若此者，专之可也。不然，获罪于《春秋》矣。谨对。
《公羊三道·问定何以无正月》
对：始终授受之际，《春秋》之所甚谨也。无事而书首时，事在二月而书王二月，事在三月而书王三月者，例也。至于公之始年，虽有二月、三月之书，而又特书正月。隐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庄元年：“春王正月；二月，夫人孙于齐。”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诸侯之始也。《公羊传》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缘始终之义，一年不二君。不可旷年无君。”故诸侯皆逾年即位而书正月。定公元年书曰：“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先儒疑焉，而未得其当也。尝试论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终始之正而备即位之礼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摄而立，不得备即位之礼者一，隐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终，而已不得备即位之礼者六，桓公、庄公、闵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终而又在外者二，庄公、定公也。在外逾年而后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虽在外不以其道终，然未尝有逾年而后至者，则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尝一日无君，而定公之元年鲁之统绝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后续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当国，而天子之正朔将谁正耶？此定之所以无正月也。《公羊传》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无正月者，即位后也。定、哀多微辞。”而何休以为昭公出奔，国当绝，定公不得继体奉正，故讳为微词。呜呼！昭公绝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鲁遂无君矣。《梁》以为昭无正终，故定无正始。观庄公元年书正，则不言而知其妄矣。谨对。
《公羊三道·问初税亩》
对：古者公田曰藉，藉，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传》曰：“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言上之必恤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恤其私，故民不劳而上足用也。宣公无恩信于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故按行择其善亩而税之。《公羊传》曰：“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夫民不尽力于公田者，上之过也。宣公不责已悔过，而择其善亩而税之，宜其民之谤ゥ而灾异之作也。税亩之明年冬，彖生。《公羊》传曰：“彖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犹曰受之云尔。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其诸则宜于此焉变矣。”何休以为宣公惧灾复古，故其后大有年。愚以为非也。按《春秋》书“作三军”，后又书“舍中军”。书“跻僖公”，后又书“从祀先公”。事之复正，未尝不书。宣公而果复古也，《春秋》当有不税亩之书。故何休之说，愚不信也。谨对。
◎迩英进读进读八首
《汉高祖赦季布唐屈突通不降高祖》
轼以谓汉高祖、唐高祖皆创业之贤君，季布、屈突通皆一时之烈丈夫。惟烈丈夫，故能以身殉主，有死无二。惟贤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杀士。此可以为万世臣主之法。
《汉宣帝诘责杜延年治郡不进》
轼以谓古者贤君用人，无内外轻重之异，故虽杜延年名卿，不免出为边吏。治效不进，则诘责之，既进，则褒赏之。所以历试人才、考核事功盖如此。孝宣之治，优于孝文者以此也。马周谏唐太宗，亦以为言。治天下者，不可不知也。
《叔孙通不能致二生》
轼以谓叔孙通制礼，虽不能如三代，然亦因时施宜，有补于世者。鲁二生非之，其言未必皆当，通以谓不知时变，亦宜矣。然谨按扬子《法言》：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孙通欲制君臣之仪，聘先生于齐鲁，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观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然后中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若与时上下，随人俯仰，虽或适用于一时，何足谓之大臣为社稷之卫哉！
《狄山论匈奴和亲》
轼谨按，汉制，博士秩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与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议可否。盖亲儒臣，尊经术，不以小臣而废其言。故狄山得与张汤争议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难，而人主之所欲闻也。温颜以来之，虚怀以受之，犹恐不敢言，又况如武帝作色凭怒，致之于死乎？故汤之用事，至使盗贼半天下，而汉室几乱，盖起于狄山之不容也。
《唐太宗梦虞世南》（或题作汉武帝唐太宗优劣）
轼谓古之贤君，知直臣之难得，忠言之难闻，故生则尽其用，殁则思其言，想见其人，形于梦寐，可谓乐贤好德之主矣。汉武帝雄材大略，不减太宗。汲黯之贤，过于世南。世南已互，太宗思之。汲黯尚存，而武帝厌之。故太宗之治，几于刑措，而武帝之政，盗贼半天下，由此也夫！
《文宗访郑公后得魏》
轼观唐文宗览贞观事而思郑公之后，亦有意于善治矣。虽然，唐室凌迟，未易兴起，非高才伟人，无足以图之。而信训、注之狂谋，几陨宗社。良可叹已。至于奖魏谟之极谏，愿处于无过之地，亦贤君之用心也。
《张九龄不肯用张守牛仙客》
轼窃谓士大夫砥砺名节，正色立朝，不务雷同以固禄位，非独人臣之私义，乃天下国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节一衰，忠信不闻，乱亡随之，捷如影响。西汉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云二人，章死而云废，则公卿持禄保妻子如张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唐开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张九龄一人。九龄既已忤旨罢相，明皇不复闻其过以致禄山之乱。治乱之机，可不慎哉！
《颜真卿守平原以抗安禄山》
轼以谓古者任人，无内外轻重之异，故虽汉宣之急贤，萧望之之得君，犹更出治民，然后大用。非独以历试人材，亦所以维持四方，均内外之势也。唐开元、天宝间，重内轻外，当时公卿名臣，非以罪责不出守郡，虽藩镇师守，自以为不如寺监之僚佐，故郡县多不得人。禄山之乱，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贼，独有一颜真卿，而明皇初不识也。此重内轻外之弊，不可不为鉴。
●卷五十一
◎奏议四首
《议学校贡举状》
熙宁四年正月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状奏：准敕讲求学校贡举利害，令臣等各具议状闻奏者。
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史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才，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
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顺其所欲行而治之，则易为功；强其所不欲行而复之，则难为力。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养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学？且天下固尝立学矣。庆历之间，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当以时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耶？若乃无大变改，而望有益于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以谓今之学校，特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
至于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文武长才，与今为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