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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古之为国者,不患有所费,而患费之无名。不患费之无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岁而费千万,是千万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万之足云哉!今者二虏不折一矢,不遗一镞,走一介之使,驰数乘之传,所过骚然,居人为之不宁。大抵皆有非常之辞,无厌之求,难塞之请,以观吾之所答。于是朝廷汹然,大臣会议,既而去未数月,边遽且复告至矣。由此观之,二虏之使未绝,则中国未知息肩之所,而况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虏之大忧未去,则天下之治终不可为也。
中书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与宰相论道经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无以待天下之劳,非至静无以制天下之动。是故古之圣人,虽有大兵役、大兴作,百官奔走,各执其职,而中书之务,不至于纷纭。今者曾不得岁月之暇,则夫礼乐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何时而议也?
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贩夫竖子,皆得执券以诛其所负,苟一朝发愤,倾倒廪以偿之,然后更为之计,则一簪之资,亦足以富,何遽至于皇皇哉!臣尝读《吴越世家》,观勾践困于会稽之上,而行成于吴,凡金玉女子所以为赂者,不可胜计。既反国,而吴之百役无不从者,使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春秋贡献,不绝于吴府。尝窃怪其以蛮夷之国,承败亡之后,救死扶伤之馀,而赂遗费耗又不可胜计如此,然卒以灭吴,则为国之患,果不在费也。彼其内外不相忧,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种二人分国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种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吴者,种不知也。四封之内,蠡不如种,使种主之。凡四封之内所以强国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专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劳而灭吴。其所以赂遗于吴者,甚厚而有节也,是以财不匮。其所以听役于吴者,甚劳而有时也,是以本不摇。然后勾践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吴国固在其指掌中矣。
今以天下之大,而中书常有蛮夷之忧,宜其内治有不办者,故臣以为治天下不若清中书之务。中书之务清,则天下之事不足办也。今夫天下之财,举归之司农,天下之狱,举归之廷尉,天下之兵,举归之枢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纲,听其治要而责成焉耳。夫此三者,岂少于蛮夷哉?诚以为不足以累中书也。
今之所以待二虏者,失在于过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宾客之政。当周之盛时,诸侯四朝,蛮夷戎狄莫不来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让之节,牲刍委积之数而已。至于周衰,诸侯争强,而行人之职为难且重。春秋时,秦聘于晋,叔向命召行人子员。子朱曰:“朱也当御。”叔向曰:“秦、晋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晋赖之,不集,三军暴骨。”其后楚伍员奔吴,为吴行人以谋楚,而卒以入郢。西刘之兴,有典属国。故贾谊曰:“陛下试以臣为属国,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惟上所令。”今若依仿行人、属国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责之,使宰相于两制之中,举其可用者,而勿夺其权;使大司农以每岁所以馈于二虏者,限其常数,而豫为之备;其馀者,朝廷不与知也。凡吾所以遣使于虏,与吾所以馆其使者,皆得以自择。而其非常之辞,无厌之求,难塞之请,亦得以自答。使其议不及于朝廷,而其闲暇,则收罗天下之俊才,治其战攻守御之策,兼听博采,以周知敌国之虚实,凡事之关于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则天子与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实不亦甚简欤!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泛泛焉莫任其职,今举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虏,宜无不济者。然后得以安居静虑,求天下之大计,唯所欲为,将无不可者。
《策略三》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当其处而不相乱,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后天子得优游无为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国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扰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责成,使西北不过为未诛之寇,则中国固吾之中国,而安有不可为哉。于此之时,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
请言当今之势。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难明,此天下之所以乱也。当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从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从而尤其法。法之变未有已也,如此,则虽至于覆败、死亡相继而不悟,岂足怪哉。
昔者汉兴,因秦以为治,刑法峻急,礼义消亡,天下荡然,恐后世无所执守,故贾谊、董仲舒咨嗟叹息,以立法更制为事。后世见二子之论,以为圣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变改,以惑乱世主。
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国家法令凡几变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议,患天下之士,其进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为之法,曰中年而举,取旧数之半,而复明经之科。患天下之吏无功而迁,取高位而不让也,故为之法,曰当迁者有司以闻,而自陈者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实非大有益也。而议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窃以为过矣。
夫法之于人,犹五声六律之于乐也。法之不能无奸,犹五声六律之不能无淫乐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于人,苟不至于害人,而不可强去者,皆不变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
夫有人而不用,与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尽其心,其失一也。古之兴王,二人而已。汤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与之,而后伊、吕得捐其一身以经营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无后患,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行。其所欲用,虽其亲爱可也;其所欲诛,虽其仇隙可也。使其心无所顾忌,故能尽其才而责其成功。及至后世之君,始用区区之小数以绳天下之豪俊,故虽有国士,而莫为之用。
夫贤人君子之欲有所树立,以昭著不朽于后世者,甚于人君,顾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夺,只以速天下之乱耳。晁错之事,断可见矣。夫奋不顾一时之祸,决然徒欲以身试人主之威者,亦以其所挟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与有为。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后发,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测,而示其可信,则彼孰从而发哉!庆历中,天子急于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远虑而未有所发也,虽天子亦迟之。至其一旦发愤,条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举朝喧哗,以至于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
居今之势,而欲纳天下于至治,非大有所矫拂于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独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肃,苟且偷安而不知长久之计。臣以为宜如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恶,而谗人之所由兴也。是故先主拒关、张之间,而后孔明得以尽其才;苻坚斩樊世,逐仇腾,黜席宝,而后王猛得以毕其功。夫天下未尝无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勤,相须甚急,而相合甚难者,独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测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铿然明告执政之臣所以欲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内为之信,然后敢有所发于外而不顾。不然,虽得贤人千万,一日百变法,天下益不可治。岁复一岁,而终无以大慰天下之望,岂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四》
天子与执政之大臣
,既已相得而无疑,可以尽其所怀,直己而行道,则夫当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论,以开功名之门,而后天下可为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冲溃决,腾涌漂荡而不可禁止也,虽欲尽人力之所至,以求杀其尺寸之势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乎若不足以终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难杀之忧,而又有易衰之患。导之有方,决之有渐,疏其故而纳其新,使不至于壅阏腐败而无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为沼之可以无忧,是乌知舟楫灌溉之利哉?
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杰之士,务以其所长,角奔而争利,惟恐天下一日无事也,是以人人各尽其材。虽不肖者,亦自淬励而不至于怠废。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贼,使天下不安其生。为天下者,知夫大乱之本,起于智勇之士争利而无厌,是故天下既平,则削去其具,抑远天下刚健好名之士,而奖用柔懦谨畏之人,不过数十年,天下靡然无复往时之喜事也,于是能者不自愤发,而无以见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废而无用。当是之时,人君欲有所为,而左右前后皆无足使者,是以纲纪日坏而不自知,此其为患,岂特英雄豪杰之士趑趄而已哉。
圣人则不然。当其久安于逸乐也,则以术起之,使天下之心翘翘然常喜于为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为天下者,天下皆为,而己不为。夫使天下皆为而己不为者,开其利害之端,而辨其荣辱之等,使之踊跃奔走,比为我役而不辞,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为而得,则天子谁与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论,开功名之门,而后天下可为也。
今夫庸人之论有二,其上之人务为宽深不测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与议论,举先贤之言,而猎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说其无能而已矣。
夫宽深不测之量,古人所以临大事而不乱,有以镇世俗之躁,盖非以隔绝上下之情,养尊而自安也。誉之则劝,非之则沮,闻善则喜,见恶则怒,此三代圣人之所共也。而后之君子,必曰誉之不劝,非之不沮,闻善不喜,见恶不怒,斯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