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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乔布拉村的深管井经历使我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没有土地的穷人身上。很快，我开始探讨：一个减轻贫困的规划究竟是否应该允许非穷人搭车——穷人很快就会被那些日子好一些的非穷人挤出去的。在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某个规划将穷人与非穷人混在一起，除非在一开始就设立一些保护性措施，否则非穷人总会把穷人赶走，不那么穷的人会把更穷一些的人赶走。那么，非穷人就会攫走所有那些以扶贫为名义所做努力中的实际利益。
《穷人的银行家》 第二部分
第四章 乔布拉村做竹凳的匠人（1）
1976年，我开始走访乔布拉村中一些最贫困的家庭，想看看是否能有任何方式直接帮助他们。这个村分为三个地段，分别聚居着穆斯林教徒，印地教徒和佛教徒。走访佛教徒地段时，我会带着我的学生迪帕尔·钱德拉·巴鲁亚（Dipal Chandra Barua）一起去，他就是在这个地区土生土长的。还有我的同事H。I。拉蒂菲教授常陪我一起去，他认识那里的大多数家庭，并天生有一种能使村民们感到自在的本事。
一天，拉蒂菲和我去乔布拉村做例行询问时，我们在一个低矮的茅屋前停了下来，泥墙已经坍塌，茅草屋顶千疮百孔。我们从一群正在觅食的小鸡与种着蔬菜的畦间穿过，向房子走去。一个女人蹲在门廊肮脏的地上，双膝紧紧夹着一个做了一半的竹凳。她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手指飞快地动作着，编织那些执拗的竹条。
听到拉蒂菲的问候，她忙放下竹器，站起身，匆匆走进屋子。
“不要怕，”拉蒂菲冲她叫道；“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在大学里教书，咱们是邻居。我们只想问你几个问题。”
拉蒂菲礼貌的态度使她放下心来，她低声回答：“家里没人。”
她的意思是，家里没有男人。在孟加拉，妇女是不应该和非近亲的男人说话的。
孩子们赤裸着在院子里到处跑。邻居们从窗口窥视着我们，想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在乔布拉村穆斯林教徒居住的地段，我们经常不得不隔着竹墙或竹帘和妇女说话。实际上，遮蔽习俗（ purdah）使已婚的穆斯林妇女始终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吉大港地区一直严格遵守着这一习俗。
我在吉大港土生土长，会说本地方言，总是努力通过聊天赢得穆斯林妇女的信任。向一位母亲夸赞她的孩子，往往能很自然地使母亲感到自在。于是我抱起身旁一个赤裸的孩子，但他哭了起来，向母亲身边冲过去。她任他爬到自己怀中。
“你有几个孩子？”拉蒂菲问她。
“三个。”
“这个孩子长得很好看。”我说。
这位母亲稍稍安下心来，抱着孩子向门口走来。她二十出头，瘦瘦的，黝黑的皮肤，黑眼睛。她穿一件红色的纱丽，目光里是一个每天从早到夜劳作的妇女的那种疲惫。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苏菲亚·贝格姆（Sufiya Begum）。”
“你多大了？”我问。
“21岁。”
我并没有拿出笔和小本子来记录，我怕那会吓着她。我只允许我的学生们在回访时做记录。
“这竹子是你自己的吗？”我接着问道。
“是的。”
“怎么得来的呢？”
“我买的。”
“这竹子花了你多少钱？”
“5塔卡。”当时，这相当于22美分。
“你有5塔卡吗？”
“没有，我从派卡（ paikars）那儿借的。”
“那些中人？你和他们是怎么说定的？”
“我得每天把竹凳卖回给他们，算作还款。”
“你一个凳子卖多少钱？”
“5塔卡50波沙（poysha）。”
“那么你就挣50波沙的利了？”
她点点头。那只有大约两美分。
“你能从放债人那儿借现金来买你的原材料吗？”
“能，但放债人会要很多。和他们打交道的人都变得更穷了。”
“放债人要收取多少利息？”
“看情况。有时他要每周10％，但我有个邻居，要每天付10％。”
“而那就等于是你用这些漂亮的竹凳挣的所有钱，50波沙，对吧？”
“对。”
苏菲亚不想再浪费时间讲话了。我注视着她又开始工作，她棕褐色的小手编织着那些竹枝，它们成年累月地这样做着，这是她的生计。她光脚蹲在硬泥地上。她的手指长了茧子，指甲里带着黑色的污泥。
她的孩子们如何能挣脱自她而始的贫困循环呢？苏菲亚的收入几乎不够她自己吃的，更不要说使她的家人有适当的居所和衣着，那么孩子们又怎么去上学呢？简直不可能去想象某一天她的小孩子有可能逃脱这种惨境。
苏菲亚·贝格姆一天只挣两美分，这使我震惊。在大学里的课程中，我对于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数额进行理论分析，但是在这儿，就在我的眼前，生与死的问题是以“分”的单位展示出来的。什么地方出错了？！我的大学课程怎么没有反映苏菲亚的生活现实呢？我很生气，生自己的气，生经济学系的气，还有那些数以千计才华横溢的教授们，他们都没有尝试去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我也生他们的气。在我看来，是现存的经济制度注定了苏菲亚的收入将永远只能在如此低的水平，她永远也攒不下一分钱，永远不可能有任何投资来扩展她的经济基础。她的孩子注定将像她和她的父母一样，继续过着赤贫的生活，食不果腹，勉强维生。我以前从没听说有任何人会由于缺少22美分而受苦，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是荒谬的。我是不是该立即把手伸进口袋里，把苏菲亚需要作为资本的那一丁点儿钱交给她呢？那是十分简单，轻而易举的事。而我克制住了这个冲动。她并不是在要求施舍。况且，送给一个人22美分并不能长久地解决问题。
拉蒂菲和我开车回到我山上的家。我们在傍晚的溽热中在花园里散步。我试图以苏菲亚自己的视角去看待她的问题。她受苦是因为买那些竹子要花费5塔卡，而她没有购买原材料所需的现金。结果，她只能在一个绷紧的循环中——从商人那儿借钱，并把东西卖回给他——维持生存。她的生活是一种受制约的劳作形式，或者干脆地说，就是奴役。那个商人算计得很精，只付给苏菲亚刚刚只够购买原材料，和勉强够活下去的钱。她无法挣脱被剥削的那种关系。要生存下去，她就只能通过那个商人继续劳作下去。
在第三世界里，高利贷变得如此标准化和广为流行，以至借贷者很少意识到，那是一种多么强制蛮横的契约。剥削在各种伪装下进行着。在孟加拉的乡村，在耕种季节开始时所借的一莫恩德（1 maund，大约37公斤，印度及部分中东国家使用的重量单位）带壳的稻子，到收割时必须要还两莫恩德。土地被用于质押时，将任由债权人处置，债权人可以在完全还清借款以前一直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在许多情况下，一种诸如“保南纳马”（ bawnanama）的正式文件保证了债权人的权利。根据该文件，债权人通常拒绝接受对于借贷的部分偿还，在规定的偿还期限之后，债权人可以按事先商定的“价格”“买”断这块地。另一种抵押担保形式是“达丹”（ dadan），契约确保商人借出的贷款可以事先商定的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将来的农作收成。苏菲亚·贝格姆就是在与放贷人之间的一个“达丹”契约的制约之下，来制作她的竹凳的。
在孟加拉，有时借贷是为了一些特别的或暂时性的目的（比如嫁女儿啦，贿赂官员啦，打官司啦），但有时就只是为了活下去——买食物、药品，或是应急。在这种情况下，借贷者很难摆脱借贷的重负拖累。通常，借贷者不得不再次借贷以偿还以前的借款，最终就会像苏菲亚那样深陷于贫困的循环中。在我看来，苏菲亚只有找到5塔卡来买她的竹子，她作为契约奴隶的地位才可能改变。信用贷款可以给她带来那笔钱。然后她就可以去自由市场上出售她的产品，向消费者直接收取全额的零售价。她只需要22美分。
第二天我给梅姆娜·贝格姆（Maimuna Begum）打了电话，她是为我收集资料的大学生，我请她帮我将乔布拉村像苏菲亚这样依赖放贷者的人开列一个名单。一周之内，我拿到了一个列有42个人名的清单，借款总额为856塔卡——不到27美元。
“我的天，我的天啊，所有这些家庭如此受苦受难，就只是因为没有这27美元！”我惊叫道。
梅姆娜站在那儿，什么也没说，这一现实令我们难过。
我的头脑是不会听任这个问题就此存在的。我想要帮助这42个身强力壮、刻苦劳作的人。就像念念不忘一根骨头的狗，我围绕着这个问题不断地钻研。像苏菲亚这样的人如此穷困，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或懒惰，他们整天从早干到晚，做着一些复杂的体力工作。他们穷，是因为这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不能帮助他们扩展他们的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正式的金融机构来满足穷人的贷款需要，这个缺乏正式机构的贷款市场就由当地的放贷者接管了。它是一个有效的输送体系，在通向贫穷的单行道上形成滚滚洪流。但是，如果我能把那27美元借给乔布拉的那些村民，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产品出售给任何人，从而以他们的劳动得到最高的回报，而不受制于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了。
原来一切是那么容易。我将27美元交给梅姆娜，告诉她：“给你，把这钱借给名单上的那42个村民。他们可以把放贷者的钱还清，把他们的产品卖个好价钱。”
“他们应该什么时候还给你呢？”她问道。
“在他们还得起的时候，在他们卖自己产品最有利的时候，什么时候都行。”我说；“他们不必付任何利息，我不干借贷者一行。”
梅姆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