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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话算话，悄悄地变动了格莱珉的股权结构，将75％的股权授予贷款者，25％留给政府、国有的索纳里银行（Sonali Bank）和孟加拉农业银行。
但是，随着我们治理状态的变化又出现了另一些复杂因素。1986年，董事会构成变更，大多数成员来自贷款者股东，于是我们的境况变得很奇怪，格莱珉成了一家由一名“政府官员”掌管的非国有银行。根据我们的法律构架，我是一名由政府指派的董事经理，因此，我必须遵守一名公务员须遵守的所有规章，包括我出国参加任何会议之前，都要得到总统的批准。一件尤其令人恼怒的事发生在1985年，我因出国申请被总统驳回而无法出席在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大会，他的问题是：“一个男人为什么要出席联合国的妇女大会呢？”
我的任命也是悬于游丝之上，官方委任书上说，我“担任董事经理，直至发出进一步的指令”。换言之，只要政府没有对我的工作感到不快，我就可以坐在这个位子上。很可能我哪天早晨醒来会在报纸上看到，已任命别人取代我在格莱珉的董事经理职位。政府无须解释将我解职的理由，也无须解释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这种组织上的安排没有稳定的保证，我一直在担忧，这届或下届政府会突然把我取而代之，从而使格莱珉陷入危机之中。于是我去咨询帮助我们建立起银行的律师卡马尔·侯赛因博士，草拟一份要求国会批准修改格莱珉银行法律构架的提案。提案须经由财政部递交到国会，但部里的官员们根本不想让这个条款得到修改，他们干吗要去变更那个赋予他们变更董事经理的无限权力的条款呢？我送去了我的修改提案，财政部果然对它不予一顾。我又将它呈送给一个更高级机构，是由部长们组成的名为全国经济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他们推荐采用我的建议，而财政部的终身部长仍不予理会，当我亲自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争辩说那个委员会不是政府，财政部无须听取其指令。这是我从迟钝的政府机器中得到的一个无法忘记的教训。
我继续不断地去敲各种各样的门。最后，我向阿萨德总统本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命令他的财政部长在下一次内阁会议上提交审议我的提案，但是那位财政部长给总统的建议是不要修改那一条款。我没有放弃。我向总统的秘书长说明了情况，这位高级官僚恰巧是我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教书时我的数学班的一个学生。我请求他的帮助，他答应将尽全力。他组织了一个高级别的专题会议，邀请了副总统、中央银行行长、财政大臣、财政部长、计划大臣和我本人参加，由总统担任会议主席。
我竭尽全力为我的提案力争，除财政部长以外的所有与会者都表示了对我的支持。财政部长的反对理由是，他担心政府会失去对这家银行进行必要监管的能力。尽管他提出了警告，会议还是批准了修改提议。提案终于被送呈国会，就在阿萨德政府被一次人民起义赶下台及国会被解散之前，提案得到了批准。根据新的条款，一名董事经理必须由董事会而不是政府任命。经过一些法律程序之后，董事会任命我为格莱珉的董事经理，我不再是一名公务员，而是银行的一个雇员了。更重要的是，格莱珉银行现在可以自由地选择一位为其股东利益服务的总裁，而不必听从政府的吩咐了。
这一修正，是格莱珉银行的法律构架中一项关键性的转变。但为了更加确保格莱珉银行的未来，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董事会主席的任命，它目前是由政府指派的。如政府的一贯作风，这一任命的有效期是“至发出进一步的指令”，那就是说，这位主席随时可以被政府撤换。这种安排对银行的稳定性构成威胁。董事会主席的作用至关重要，尤其是对我们而言：十三人董事会中的九位贷款者代表们一般都是文盲。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格莱珉银行积极进取的扩展规划使我们每年大约新增100个分行。从乔布拉与坦盖尔进行的六年试验中学到的许多经验，使我们得以对整套方法加以完善，这些新的分行质量都非常高。到1985年，我们拥有了一支由年轻的专业人员组成的出色的骨干队伍，他们都拥有好几年乡村工作的经验，能够指导并管理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新进员工。我们在吉大港和坦盖尔的一些最老的分行碰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在那里运行检测与纠错的程序时，贷款者受到许多政策变更的影响。但是，在1983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分行的运作都非常好。
起初我们将全国总部设在达卡郊区的夏莫里（Shymoli），地处城市金融区的外围。我试图推迟至首都的搬迁——在那里，有权势的官僚们看起来难免会脱离乡村现实，但是到1983年，我们别无选择了。但我仍坚持所有人都要庄严承诺，保持我们源于乡村的草根本色。我们决定，只有在乡村支行工作过几年的人员才有资格在总部工作，在过去十五年里，这个规矩只被打破了屈指可数的几次。
伴随着自身的扩展，我们眼看着贷款者通过接踵往复的贷款周期而进步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随着业务与自信的增长而增加贷款的数额。一些最精干的贷款者用他们的利润造起新房子或修缮了现有的家。我下村走访时，每次看到一栋用格莱珉贷款资助的业务挣来的利润建起的新房子，我都会感到震撼，但我仍因更多的贷款者无力承担如此大的投资而深感遗憾。我开始考虑如何创立一个新的规划，向具有良好偿付记录的可靠的贷款者们提供建房与修房的长期贷款。我想象，这项新的贷款规划应该以奖励突出的贷款者作为启动。但是我并不清楚应该如何着手。之后，在1984年，我注意到孟加拉中央银行发布的一个广告：乡村地区住房贷款的新的再资助计划。格莱珉银行对此做出响应，向中央银行提出申请，请其帮助格莱珉为其贷款者推出的住房贷款规划。我们解释说，由于我们的贷款者的朴素境况所限，他们无力偿还中央银行广告中所提到的大额贷款，我们的贷款者贷不起75000塔卡（大约两千美元），但是我们确实想贷给他们5000塔卡（125美元）的住房贷款。
中央银行驳回了我们的申请，央行的专家和顾问们断定，用125美元建立的无论什么东西都不会符合对一座房子的建筑学方面的定义。他们特别指出，这样的房子不会被计入“国家住房累计”中去。
我提出抗议。“谁又在意这个‘国家住房累计’呢？”我说；“我们只是想要我们的成员有个不漏雨的屋顶和干燥的住处。”
我们试图使中央银行的顾问们理解，即使如此微不足道的居住条件，对于我们贷款者的现状都将意味着多么重大的改善。但是我们的争辩徒劳无功，他们不为所动。
我们又想出了另一个主意。我们送去第二份申请，解释说，我们不再想做住房贷款了，而是想做“遮蔽之所贷款”。我们指望着他们没有一个对“遮蔽之所累计”的定义或数据，也就不会说我们不符合资格了。然而，尽管负责那个项目的顾问们没有对我们的遮蔽之所贷款提出反对，小组里的经济学家还是争辩说，我们的贷款者承担不起根本不产生收入的贷款。格莱珉能做得好的，是利用贷款产生收入，用他们的话说是“有生产力的活动”，但“遮蔽之所贷款”是消费项目，不能产生收入帮助偿还贷款，所以我们的贷款者无力承担。
于是我们又从头开始。这次我们说，我们想向贷款者提供“工厂贷款”。我解释说，我们的贷款者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她们在家里工作时还得照看孩子们，所以她们的家就是工作地点，我们宁愿称之为工厂。再者，季风雨每年要使她们遭灾五个月，在那段时间，由于没有结实的屋顶她们无法工作。为了持续工作保证收入，需要保护她们不受风雨的侵袭，所以我们想向她们提供工厂贷款。的确，这个‘工厂’也是家，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它能使她们得到长年工作的条件，因而对她们产生收入的能力具有直接的影响。”
那些顾问第二次驳回了我们的申请。我安排了一次与央行行长本人的会面，请他否决他的官僚们的决定。
“你肯定那些穷人会偿还贷款吗？”行长问道。
“是的，他们会还的，他们一定会。这些穷人不像有钱人，他们不敢冒不还贷款的风险。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行长看着我，说：“你在我们的官员那里碰到了一些困难，对不起。我会允许格莱珉推行一个试验性的住房贷款规划，祝你们好运。”
到今天，我们已经发放了总额1。9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建造了56万栋房子，每周的分期付款记录近乎完美。商业银行的惯例住房贷款项目是无法取得如此成功的。他们的贷款者很少有人偿还贷款，过上三年那个贷款项目也就中止了。我们的住房贷款项目持续至今，而且仍在扩展。
1989年，由世界上一些顶级建筑师组成的评审团选中了格莱珉的住房项目，授予它阿加·汗（Aga Khan）国际建筑奖，这也是对我们的承认与表扬。在开罗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一些卓越的建筑师不断地问我，我们的原型设计——一座花费了300美元的小房子——的设计师是谁。我回答说，根本就没有专业建筑师为我们的贷款者做建房设计，那些贷款者是自己房子的建筑师——正如他们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一样。
第八章 为穷人服务的银行（1）
——成长与挑战，1984—1990
长久以来，孟加拉一直吸引着那些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者们。他们告诉我们，我们贫困的原因是在太小的一块土地上有了太多的人。在与佛罗里达州差不多大小的地域，居住着大约1。2亿孟加拉人口。如果美国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