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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惧，他颁布法令，让所有新建的大学都远离市中心。我所任教的吉大港大学（Chittagong University），当时被建在吉大港地区的山区，紧邻乔布拉村。
紧邻乔布拉村，这为我提供了一个重新学习的绝佳选择。我决定重新做一个学生，而乔布拉的村民将是我的教授。我发誓要从这个村子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传统大学在其学生与孟加拉的现实生活之间，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鸿沟。我不想再按照传统照本宣科地教书，我想教给我的大学生们如何去理解一个穷人的生活。当你将世界放在掌心仅以鸟瞰的角度去审视它时，你很容易变得傲慢自大——虽然你意识不到，一旦拉开距离，事物就会变得模糊不清了。我选择以“蚯蚓”的视角（the worms eye view），我相信，如果我贴近贫穷去研究，我会更深切地理解它。
通过对吉大港大学周围村落的反复造访，我得到了许多对格莱珉银行的建立至关重要的发现。穷人教会我一种全新的经济学，我从他们的立场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那些问题。我做了很多尝试，有些是有效的，而另一些则毫无用处。其中一个尝试很有收效，那就是向人们提供小额贷款，帮助他们自雇谋生（selfemployment）。这些贷款提供了一个起点，使那些贷款者可以从事乡村手工业，以及利用他们已有技能的其他方式来挣钱。
我从未想象过，我的小额贷款规划（microlending program）会成为一个为250万人服务的全国性的“穷人的银行”（bank for the poor）的基础，也没想到它会绵延五大洲，在一百多个国家得到采用。当时，我只是努力想从自己的负疚感中解脱出来，想要实现帮助几个饥民的个人愿望，但结果并未止于只帮助几个人。那些由于小额贷款而生存下去的人是不会允许我就此止步的。到后来，我也不允许自己就此止步了。
《穷人的银行家》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吉大港，博克瑟哈特大街20号（1）
孟加拉最大的港口吉大港（Chittagong），是一个有300万人口的商业城市。我是在吉大港老商业区中心的博克瑟哈特大街（Boxirhat Road）长大的。大街上有一条刚刚够一辆卡车通过的繁忙的单行车道，将查克太港（Chaktai）与中心作坊市场连在一起。
我家处在大街上珠宝商聚集的桑那波蒂（Sonapotti）。我们住在20号，是一座两层的小房子，楼下是我父亲的首饰作坊。小时候，我的世界充满了大街上的喧闹声和汽油味道。卡车与手推车永远在我们的街上堵塞着，我整天都能听见司机的争吵、叫喊和鸣笛声，永远是一派狂欢的气氛。夜半时分，街头的小贩，玩杂耍的，和乞丐们的吆喝呼喊声终于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我父亲作坊中的锤击声、锉磨声与抛光的声音。
我们只占据了楼上的厨房与四个房间：母亲的房间，收音机房间，主房间和餐厅，餐厅一天铺三次地席，供我们全家用餐。平屋顶是我们的游戏场，玩倦的时候，我们经常注视着楼下的顾客与在后房做工的金匠来消磨时间，或者就看着外面那无尽变换的街景。
博克瑟哈特大街20号是父亲在吉大港的第二个商号，第一处商号被一枚日军炸弹炸毁了，父亲只好放弃了它。1943年，日本人入侵邻国的缅甸，并威胁着整个印度。然而吉大港一直没有遭到严重的空袭，日本飞机扔下的更多是传单。我们很喜欢从房顶上看那些传单像蝴蝶般向城市飘落下来。但是，当我们第二座房子的一面墙被日军的炸弹炸塌后，父亲迅速将我们转移到安全之地——他的家乡巴图亚村（Bathua），我是在战争爆发之初出生在那里的。
巴图亚离吉大港大约七英里远。我的祖父在那里拥有土地，他收入的大部分来源于农作，但是他对首饰行业更有兴趣。他的长子，我的父亲杜拉·米亚（Dula Mia）也进入了首饰行业，并很快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制造商和为穆斯林顾客服务的珠宝饰品商人。父亲是个心肠很软的人，他很少处罚我们，但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他有三个铁保险柜，每个都有四英尺高，嵌装在商铺柜台后面的墙壁里。店铺开门时，他让保险柜也敞开着。保险柜厚重的门里面是镜子和格子，看上去根本不像保险柜，而更像是商铺货架的一部分。在每日的第五次祈祷之前，也就是关门时分，父亲会把这些保险柜的抽屉都关起来。直到今天，我仍然能记起那些没有上油的合叶发出的吱扭声和每个保险柜上的六把锁一一被锁上时所发出的咔嗒声。这些声响刚好给我和哥哥萨拉姆（Salam）足够的时间，丢下手头正在做的无论什么事飞跑到书本旁。只要父亲看到我们坐在那儿读书，他就会高兴地说：“好孩子，好小伙子。”然后他就去清真寺做祈祷了。
父亲一生都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曾三次去麦加朝圣。他总是一身白色的穿戴，白色的拖鞋，白色的宽松裤，白色的束腰外衣和一顶白色的祈祷帽。那副方框玳瑁眼镜和花白的胡子，使他具有知识分子的样貌，但他从来就不啃书本。拥有一个大家庭和一个成功的企业，使他没有什么时间来查看我们的功课，他也不喜欢那样做。他将生活分别投入到工作，祈祷，与亲人们身上。
与父亲形成对比，我的母亲索菲亚·卡图恩（Sofia Khatun）是一个有决断的坚强女人。她是家中的纪律执行者，一旦她咬住下嘴唇，我们就知道，别想试图使她改变主意了。她想要我们都像她一样有条有理。她对我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母亲十分善良并充满同情心，总是周济从遥远的乡下来看望我们的穷亲戚。是她对家人和穷苦人的关爱影响了我，帮助我发现了自己在经济学与社会改革方面的兴趣。
母亲出身于一个小商贸者之家，家人从缅甸采购货物来贩卖。她的父亲把拥有的土地大部分都租了出去，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写编年史，吃美食。这最后一个爱好最令他的孙儿们与他亲近。早年间，我记得母亲经常穿一件滚着金边的鲜艳纱丽（sari），乌黑的头发总是在前面向右分缝，后面盘成一个饱满的发髻。我非常爱她，我肯定是最经常拽着她的纱丽要求关注的那个孩子。最重要的是，我记得她讲的故事，她唱的歌，比如关于卡巴拉（Karbala）的悲惨故事。每年在穆哈兰节（Moharram）期间——穆斯林为了纪念卡巴拉举行的仪式，我记得我都要问母亲：“妈妈，为什么房子一侧的天空是红色的，而另一边是蓝色的？”
“为哈桑（Hassan）而蓝，为侯赛因（Hussein）而红。”她答道。
“哈桑和侯赛因是什么人？”
“他们是我们的先知——祝他安息——的孙子，也是他的掌上明珠。”
当她讲完他们被谋杀的故事后，总是指着暮色解释说，房子一边的蓝色是使哈桑死于非命的毒药，而另一边的红色是被害的侯赛因的鲜血。对于我这个小孩子来说，她所讲述的悲剧故事，与我们伟大的孟加拉史诗 Bishad Shindhu（《悲伤之海》）同样的令人感动。
母亲完全占据了我的幼年。每当她在厨房里煎皮塔饼（ pitha），我们总是拥在她身边吵嚷着要求尝一口。当她把第一张皮塔饼从煎锅里拿出来，刚刚要把它吹凉些时，总是被我一把抓过来，全家公议我是母亲厨艺作品的首席品尝师。
母亲也制作一些首饰在我家的店铺出售。她经常给耳环和项链加上最后的点睛之笔：加上一小段天鹅绒的缎带，小绒球，或是鲜艳的编结丝绦，而我总爱注视着她用纤细的双手制作那些美丽的饰物。她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亲朋或邻居的钱，就是从这些工作上挣来的。
母亲生了十四个孩子，其中五个早夭。我的大姐莫姆塔兹（Momtaz）比我大八岁，十几岁就嫁人了。我们经常去她在城边的新家看她，大姐就用丰盛的饭菜招待我们。比我大三岁的萨拉姆是我最亲近的同伴，我们模仿日本机关枪的声音玩打仗，风力合适的时候，我们就用宝石状的纸片和竹竿做起五颜六色的风筝。有一次父亲从大街上买来几个失效的炮弹，我们就帮助母亲将它们改造成花盆，翅在下、大头朝上地摆放在屋顶上。
萨拉姆、我与邻里所有那些工人家庭的孩子们，都在附近的拉玛集市（Lamar Bazar）自由小学念书。孟加拉的学校向孩子们灌输良好的价值观念。学校的宗旨不只是要使孩子们学业有成，而且要教给他们作为公民的自豪，精神信仰的重要，对于艺术、音乐、诗歌的欣赏，对于权威与纪律的尊重。小学和中学都是男女分校。在拉玛集市自由小学每班有大约四十个学生，在那儿，我们所有人，甚至包括教师，都讲吉大港方言。好学生能够赢得奖学金，并经常被邀请参加全国性的竞赛。但我的同学大部分很快就辍学了。
萨拉姆和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我们能够到手的任何书籍和杂志。我最喜欢的是侦探惊险小说。12岁时，我甚至写过一个完整的犯罪小说。但是，要满足我们的阅读饥渴并非易事。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萨拉姆和我学会了即兴创作，买，借和偷。例如有一次，我们最喜爱的儿童杂志《舒克塔拉》（ Shuktara）举行年度竞赛，竞赛的优胜者能够得到免费的订阅，名字还能印在杂志上。我随意挑了一个优胜者的名字，给编辑写了封信：
亲爱的先生：
我是某某某，是竞赛获胜者。我们已经搬家了。从现在起，请把免费订阅给我的杂志寄到博克瑟哈特大街某某号。
我没有写我家的门牌号，而是给了一个邻居的地址，这样就不会被父亲看到那本杂志了。每个月，萨拉姆和我都眼巴巴地等着给我们寄来的免费杂志。那可真是一场成真好梦。
我们每天还去我们的家庭医生巴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