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相信，伊斯兰教根本就不是通过小额贷款规划消除贫困的障碍。伊斯兰并不是完全地禁止妇女通过自己谋生而改善其经济状况。1994年，伊朗总统的妇女事务顾问到达卡来访问我，我问她对格莱珉是什么看法，她说：“在伊斯兰教法或《古兰经》中，没有任何内容是反对你们事业的。妇女为什么应该饥饿贫穷呢？相反，你们正在做的事太棒了。在你们的帮助下，整整一代儿童受到教育。多亏了格莱珉的贷款，妇女才可以在家，而不是到外面去工作。”
许多伊斯兰的学者也告诉我们，伊斯兰教法关于禁止收取利息的内容，不能应用于格莱珉，因为格莱珉的贷款者同时也是银行的所有者。宗教禁止收取利息的目的是使穷人免受高利贷的剥削，但是，在穷人拥有属于自己的银行的情况下，利息完全是付给了他们共同拥有的公司，因而也就是付给了他们本人。
但是，要培训我们的银行工作人员学会如何克服来自政治与宗教领头的敌对，而不会危及他们自身及其所服务的妇女们的安全，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几年下来，我们学会了，我们应该先从村里的一个小角落悄悄地开展他们的业务。一旦有几个绝望的妇女相信并加入了格莱珉，情形就改变了。她们得到了钱，开始挣到多一点的收入，在她们身上没有发生任何可怕的事。其他人也开始表示出兴趣。我们发现，在起初的抵制阶段过后，贷款小组会迅速地组织起来。僵局终于被打破，曾经拒绝我们的那些妇女开始说了：“为什么不呢？我也需要钱。事实上，我比那些已经加入的人更需要钱呢。而且我可以更好地使用它！”人们渐渐地开始接受我们，抵制渐渐消退了。然而，在每一个新开展工作的村子，都会有一场硬仗。
在数以千计的村子里重复经历所有这些斗争之后，再听到人们对我们的成就不屑一顾，说什么格莱珉的成功是由于一些无法复制的地域文化方面的因素，真是令人愤怒。为了在孟加拉取得成功，我们不得不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文化做斗争。事实上，我们不得不去建立一种反传统的文化，珍视妇女的经济贡献，奖励苦干和惩治贪污。格莱珉积极致力于打破付嫁妆的惯例以及对于“遮蔽”习俗过于苛刻的解释。真的，如果谁想找一个最难推行像格莱珉银行这样规划的国家，那么我认为，孟加拉肯定排第一位。当我们看到格莱珉的模式在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南非和玻利维亚——仅列举这几个国家——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一次次使我们回想起来，在我们自己的祖国里，面对缺乏活力的经济，保守的精英阶层，还有频仍的自然灾害，我们曾不得不去克服了多少巨大的障碍啊。
到1981年底，当我们在坦盖尔的两年试验行将结束的时候，中央银行要求其会员商业银行的董事经理们对格莱珉的工作做个评估。他们的反应使我困惑：他们把格莱珉的成功归结为一个因素——我本人与我的工作人员的敬业献身。他们仍然确信，格莱珉的概念是无法扩展的。
“格莱珉并不是一家真正的银行，”一个经理说；“格莱珉的工作人员都不坐在办公室里按银行家的钟点上班。他们日复一日地工作到深夜，并且像童子军那样挨家挨户地去做工作。这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复制的模式。它过于依赖尤努斯教授的人格品质了。我们不可能在每一个分行都有一个尤努斯。”
我很愤怒。凭什么我们努力工作却要受到打击呢？这些总裁们拒不承认格莱珉建立起了一个可能引发银行业本质的革命的新型银行架构，一种新的经济概念，而是不断地试图把我们的成功归结于我个人与我的工作人员的自身努力。这与两年以前我们在乔布拉村进行很小范围的试验时我所听到的反应，一模一样。
第六章从乔布拉扩展到坦盖尔穷人的银行家但是这种遁词掩盖着一种更大的忧虑。这些商业银行家宁愿将大笔的钱借给很少数的客户，而相反的，我们以拥有众多贷款者而骄傲。我们的年度报告列出了成千上万笔小额贷款项目，都被用来做各式各样新的生意：从脱粒到做冰淇淋的棍，做黄铜贸易，修理收音机，加工芥末油，或是培育榴莲。
环顾着围桌而坐的这些表情严肃的人，我接受了他们的挑战。“好吧，”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把我们的试验扩展到一个很大而分散的地区呢？你们尽可挑选能够找到的最贫穷、最边远的地方吧。要确保地域分散，相隔很远，那样，我就根本不可能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了。”
我拿起纸笔，当时就画出了一个格莱珉试验的五年扩展规划。我还向中央银行承诺，不会要他们花一分钱。我们从别处筹集实施那一规划所需的资金。
自从在吉大港执教时起，在我要求支援时总会有一个国际组织来支持我。这就是福特基金会。林肯·陈（Lincoln Chen），史蒂芬·彼格斯（Stephen Biggs），彼尔·富勒（Bill Fuller），还有其他人，支持了我们的事业。在那个特定的时期，福特基金会对我们的试验尤其感兴趣，并积极帮助我们消除那些商业银行家的疑虑。当时福特基金会驻孟加拉的代表亚德里安·杰曼（Adrienne Germain）请了两位美国银行家做顾问，对我们的工作进行评估。玛丽·霍顿（Mary Houghton）与罗恩·格齐文斯基（Ron Grzywinski）都来自芝加哥南岸银行，他们到达卡访问我们，还去了许多村子访问，看到的东西使他们深受感动。
1981年我告诉亚德里安说：“我需要一笔机动的资金，用它来应付我们日常工作中的问题。我还需要给为我们提供资金的商业银行家提供一项担保，这样，他们就不会借口规划扩展风险过大而退出了。”
由罗恩和玛丽推荐，福特基金会同意向我们提供80万美元作为保证金。我向他们保证，我们根本不会去动它。“有这笔钱在那儿，就会带来神奇的效果。”我说。
它的作用就是如此。我们把那笔资金存在伦敦的一家银行里，从未取用过一镑。
我们还从总部设在罗马的国际农业开发基金（IFAD）商贷了340万美元。这笔款项与从孟加拉中央银行贷出的一笔贷款对应，将在之后三年内用于五个地区的格莱珉扩展规划。
于是，在1982年，我们启动了覆盖五个互不相连的地区的扩展规划，它们是：位于这个国家中部的达卡地区，东南的吉大港地区，东北的伦格布尔（Rangpur），南部的博杜阿卡利（Patuakhali）和北部的坦盖尔。至1981年底，我们累计发放的贷款总额是1340万美元，而仅在1982年一年，我们贷出的金额又新增了1005万美元。
《穷人的银行家》 第三部分
第七章 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诞生了（1）
虽然孟加拉人口有一亿两千万之多，但它完全被一小撮人掌控，他们彼此大多是大学时期的朋友。孟加拉的这种社会政治方面的不幸特色常常能帮助格莱珉克服一些否则简直不可逾越的官僚障碍。举A。M。A。穆希思为例，我在美国教书时，他是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商务参赞，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配合进行游说美国政府的工作，并努力争取赢得美国公众对我们事业的支持。我们是朋友。
1982年，我们又在库米拉的孟加拉乡村发展学院（Bangladesh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见面了。我到那里是要提交一份有关格莱珉银行未来发展规划的报告。当我们在会议厅聚齐时，得到了消息：一场军事政变颠覆了平民政府，军队首领侯赛因·穆罕默德·阿萨德将军（Hussain Muhammad Ershad）夺取了政权并宣布戒严。由于不许我们离开那栋大楼并且禁止任何会议，穆希思和我与所有其他代表都坐在学院的食堂里聊天。
当穆希思还是一名行政人员的时候就很仰慕格莱珉，甚至希望在他自己的村里也开展格莱珉试验。困在会议室里，我用了大半天时间向他解释将格莱珉办成一个独立银行的理想，还讲到那些政府里的公仆们与中央银行的官僚体制如何与我作对。这天结束时，军方解除了对公众活动的限制，我们回到了达卡。
几天之后，穆希思出人意料地被新政府提名为财务大臣。于是，我在学院“浪费”的那一天工夫就对格莱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几个月以后，我见到了穆希思并请求帮助。他主动建议将格莱珉事宜放在中央银行下个月度会议的日程上。那是个很艰难的会议，穆希思面对的是自所有国有银行的董事经理们暴风雨般的反对意见，他们提出一打理由说明将格莱珉转变为一个独立银行是不明智的。
会后，穆希思把我拉到一边，问我：“尤努斯，你有耐心吗？”
“有，我也只剩下耐心了。”我说。
“那好，那就让我来用我的方法处理这件事吧。”
两个月以后，穆希思又召开了一次由七名董事经理参加的会议，格莱珉试验就是通过这七位经理所在银行的分行进行的。他又一次提出有关格莱珉未来的那个有争议的问题，所有的人又都说，格莱珉的作为使人印象深刻，但如果要将其转变成独立银行就将会是一场灾难。
一位董事经理说：“尤努斯将不得不负担许多现在是由我们所承担的管理费用。他还没有意识到他那种贫困银行需要的时间和开销会有多大。”
另一位经理说：“尤努斯，您为什么不就在我们银行建立一个部门，通过我们来工作呢？那对于您不是更合适吗？”
“不，那不合适，”我说；“那样我就不得不采用贵行的规章与程序了。在坦盖尔我们已经看到那是极为困难、近乎不可能的。”
“你们会赔钱的。”另一位董事经理警告说。
“它绝对不会成功的。”另一位说。
“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