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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下午，农业银行吉大港地区的经理在我的起居室里等着我。他十分紧张的样子。我告诉他头一天发生了什么事，阿尼苏扎曼多么热情地赞同我的学生们和我正在乔布拉村做的事。那个经理解释说，我需要写一个项目建议书。他会带几个同事再到我家来，起草一份正式的书面出资申请。
第二天是星期一，五个人来到我家。他们问了我许许多多的问题，一些我从没想到过的事：我需要多少贷款者？多少雇员？我提供什么样的薪金水平？我需要多少保险柜？我尽可能地回答了那些问题。几周以后，我收到了寄来的一个大信封。那是一份建议书，基于我告诉他们我想做的事所做出的一部复杂的洋洋巨著，充满了官僚的行话，甚至连读一页都极为困难。它什么也没说。我拿过一支笔，用我自己的话草草记下了我初始的想法。我的提议简明扼要。我第一要改的就是这个分行的名字。我写道：
Krishi银行以“农业”这个专有名词作为它的名称，而我并不希望这个分行与农业有关联。在孟加拉，农夫并不是最穷的人。相反，与没有土地、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相比，那些拥有土地的人的日子是比较好过的。我想要这个分行覆盖乡村的各行各业，诸如贸易、小手工业、零售业，甚至是走街串户的叫卖。我想要它成为一个乡村银行，而不是只关心收成与农作的银行。所以我选择“格莱珉”格莱珉（Grameen）出自“村庄（gram）”一词的形容词形式，意为“乡村的”，或是“有关村庄的”。这个词。
几个月过去了，阿尼苏扎曼终于有了消息，他要我去达卡会面。我在他的办公室坐下以后，他点了一支烟，仔细地打量着我。
“我的董事们说，我无权去做我正在努力的这件事，”他说；“因为你是一个外人，不是银行的一个雇员，我不能把我在银行业的权力授权给你。”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出了他的问题：“尤努斯，你真的想开一个我们银行的支行吗？”
“不，一点儿也不。我只想借钱给穷人。”我回答说。
“你还想当教授吗？”
“嗯，教书是我唯一会做的一件事。我热爱教书。”
“我不是在对你施加压力。我只是在把我的思考讲出来。”阿尼苏扎曼把头向后靠回去，向天花板吐了一口烟。“你可以放弃你在大学的工作而成为我们银行的一个雇员。那样，我让你做我的副手就容易了，我就可以授权给你而不怕董事会的不满了。”
“谢谢你，但我对成为一个银行家没有真正的兴趣。”我回答说；“我还是愿意当个教授。我有一个系要管理，有学生和教授们要照看，还要适应大学里的一些政治环境。我只是用我的左手做这项减轻贫困的工作，我一直是这样做的。我愿意提名我的一个学生来做那个分行的经理。”
阿尼苏扎曼凝视着办公室的窗外，任他的香烟缭绕散发。我可以看出，他头脑中正在转着各种各样的主意。“如果我不让你在法律上负责那个分行如何？从官方上讲，那个分行由该地区经理监管，但是从非官方上讲，他会做你吩咐他做的一切。他会从你这儿接受命令。如果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他会到总部来，而我会批准的。你要提交一份那些目前正在乔布拉村为你工作的学生的名单。他们中的一个人可以成为那个分行的经理，其他人可以成为银行的雇员。”
想到我的同事们——阿萨德、努加罕和詹娜——平生第一次，终于要有实实在在的有薪水的工作了，我不禁莞尔。“我会称它为格莱珉分行。”我说。
阿尼苏扎曼点点头。“农行的格莱珉试验分行。听起来如何？”
“非常好。”
我们两个人都笑了。他站起身来，我们走到窗口旁。窗外，城市的喧嚣正在奔腾涌流，我看到一些带着婴儿的赤脚乞丐，睡在街边的女人，还有四肢残疾、身体消瘦的孩子们。
“城市的穷人是另一个问题。”阿尼苏扎曼长叹一声说。
“如果我们能在乡村减轻贫困，涌到达卡阻塞街道的穷人就会减少了。”我说。
他慢慢地点了点头：“祝你好运，教授。”
我立即投入到工作之中。我虽然仍是大学的一名全职教授，但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管理我们的农行乔布拉分行上面，工作人员仍是我原来的那些学生。工作进度比与贾纳塔银行合作时快了一些，而且我不再需要亲自为每一笔贷款担保了。但是，我们的贷款者仍不足五百人。虽然有许多成功的个例，但是看起来，我们并未在村庄积年已久的贫穷之中造成很大的突破性进展。
1978年初，我应邀主持由中央银行组织的一个名为“资助乡村穷人”的研讨会。那个研讨会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主办，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些专家出席了会议。这些美国专家辩说，借贷给农民的关键是要把利率定高。他们认为，有较高利息的压力，农民就会更加持续地还款。
这在我看来是讲不通的。我辩驳说：“孟加拉的农民在绝望的时候，无论向他们收取多高的利息，他们都会借钱的。他们甚至会去向一个威胁要拿走他们所有一切的高利贷者借钱。”会议室中的那些人不安地看着我。“我会付给农民一种负利率。”我解释说；“我会借给他们100塔卡（大约5美元），如果一个农民还给我90塔卡，我就免去他那10塔卡的债。你们看，借贷给农民的真正问题是把本收回来，而不是利息。”
我当时是在故意挑衅。这些政策专家们想使贷款成为十分困难的事，于是就只有那些有经验的农民和手艺人才敢借钱。而我则想把这件事搞得容易一些，这样，人们就会更愿意偿还他们的贷款了。
一位年长的银行家对我的讲述甚不耐烦。“尤努斯教授，”他开了口；“您的乔布拉试验算不了什么，与我们所经管的国有大银行相比，不过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并不是平白无故就花白了头发的。请让我们看到在整个地区、而不只是一个村子取得的成功吧。”
他的挑战并没有使我吃惊。大多数银行家都没有拿我当回事，他们曲解我扩展项目的动机，并坚持认为，那在全国水平上是行不通的。
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希特·库马尔·甘戈帕德海亚（Asit Kumar Gangopadhaya）先生自始至终地倾听着。会议结束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是否认真地想扩展我的试验。我告诉他是的。一个月以后，他邀请我出席一个由那些国有银行的所有董事经理出席的会议，讨论我的提议。
经理们对我的态度宽容而居高临下。当甘戈帕德海亚要求他们支持时，他们说：“当然，根本没有问题。”但那显然是为了取悦他的随口应承。实际上他们非常保守。他们认为，那些贷款者偿还贷款都是因为我是个可敬的大学教授，小额贷款项目所以能在吉大港奏效是因为那是我土生土长的城市。我试图解释说，穷人并不上我的大学，他们的亲人中也没有人会读会写，而且我在学术方面的声望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但是围桌而坐的董事们听不进去。如果我真要展示这个试验项目是可以被任何其他银行复制的，我就得辞去教授职位做一个银行家，在另一个地区建立起一个格莱珉分行。
最终，我还是那样做了。吉大港大学批准我离职两年。1979年6月6日，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情形，我就正式加入了坦盖尔地区（Tangail）的格莱珉分行试验项目。
选中坦盖尔是因为它离达卡很近，便于达卡的官员判断试验项目是否对村民们产生了任何真正的影响。他们同意，每一家国有银行提供三家分行允许我们使用——其中一家小银行只提供了一家分行——这样，我们在坦盖尔一共有了19个分行，在吉大港有6个，还有我们已经在乔布拉村建立的农行试验分行。突然之间，格莱珉壮大到了25个分行。
坦盖尔正处于宛如战时的动荡之中，一个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运动中名为“人民军队”的地下组织的武装团伙在乡间肆虐。这些游击队随意开枪，毫无顾忌地杀人，在每个村子我们都碰到倒毙在路中间、吊死在树上或被枪杀倒在墙边的尸体。乡间到处散布着解放战争遗留下来的武器弹药。当地的社区负责人大多为了保命逃跑了，躲在邻居家里或住到坦盖尔城的旅馆里。整个地区既没有法律也没有秩序。
我们，一个羽翼未丰的银行试验规划，面对流血和杀戮，能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为新招募的那些要独自在偏远的村庄工作生活的分行经理与银行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深感担忧。更糟的是，我们雇用的工作人员中有许多是有极端倾向的年轻学生，他们很容易受到武装的左倾游击队的影响。（我们过后发现，事实上，一些工作人员在开始为我们工作之前，一直都是“人民军队”的活跃分子。）
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稍微动一下都会使人筋疲力尽。白天，路上空无一人，人们站在树下，祈祷来一场突然的夏日暴风雨。我们经过的村子十分凄凉，人们极度贫苦消瘦，于是我知道，我来对了地方。这是人们最需要我们的地方。
在那些允许我们使用的银行分行，职员们因为工作负担被加重而对我们愤愤然。他们无数次地拒绝提供服务或是和我们找别扭。有一次，情况恶化到那种地步：我们自己的一个员工用枪瞄准了一个当地的商业银行经理，威胁说，如果再不拨给格莱珉的贷款者更多贷款就当时杀死他。我们不得不解雇了那个工作人员。受到威胁的经理要求调回达卡，那件事使得我们和那家银行的关系更加恶化了。
我们没有放弃。我们尽可能地自己多做工作，而没有依靠那些靠不住的国有银行的工作人员。结果发现，那些前“人民军队”分子都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