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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我们不能接受你的钱。”
“为什么不能呢？如果你们用它投资，你们可以赚到钱，养活你们的孩子，并送他们上学呀。”
“不行，我母亲临终时对我说，绝不要向任何人借钱。所以我不能借。”
“是的，你母亲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给你的告诫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她今天还活着的话，她会劝你加入格莱珉的。她活着的时候还没有格莱珉规划，她对这一试验一无所知。那时候，她只能从高利贷者那儿借钱，她劝你不要去和高利贷者打交道是对的，因为他每月收取10％或更高的利息。但是如果你母亲知道我们的话，肯定会建议你加入来为你自己创造一种像样的生活。”
她们的话我都听到过太多遍，我全都有现成的答案了，但是很难说服这些吓坏了的人。她们一生中从没和任何机构打过交道，我主动提供给她们的每一样东西都陌生而吓人。那天的进展很慢。非常慢。随后的很多天也都是这样慢。在整个季风雨季和Ashar月，人们都吃 kalmi、puishak或 kachu shak之类多汁多叶的绿色蔬菜。 kachu shak像是一种长长的芦笋，煮熟后有一种鲜美的味道与口感。我最喜欢闻的是村里人将 kachu shak与干月桂叶、土茴香籽和姜黄放在一起熬煮时散发出来的香味。
刚刚开始去说服妇女从格莱珉贷款时，我们就意识到了：让女性银行工作者做这个工作要容易得多。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总是如何才能消除她们的恐惧，而我的女工作者们用柔和的嗓音小心行事，做起来要更容易一些。但收效还是很慢。每一天结束时，我都询问我的学生们工作进展情况。女工作者们通常会在烟盒背面草草记下可能贷款的人的名字。结果，我雇用了三个年轻妇女在我们的试验项目里工作——两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努加罕·贝格姆（Nurjahan Begum）和詹娜·夸尼恩（Jannat Quanine），和家在乔布拉村佛教徒居住区、只受过九年级教育的普里蒂·拉尼·巴鲁亚（Priti Rani Barua）。与男同事们相比，这些女性更容易与村里的女人建立起融洽的关系，但是她们也面临许多障碍。的确，我们向虐待与隔离妇女所开展的斗争，不仅是代表我们的贷款者，也代表着我们自己的女雇员。
一个银行工作者的工作性质，要求他或她在乡村地区独自行走，有时单程跋涉长达五英里。许多可能成为银行工作者的女性的家长们认为这件事很降低身份——甚至是伤风败俗。虽然他们可能会允许女儿坐在办公桌后面上班，但他们不能接受她们整日为格莱珉在村子里工作。这些女银行工作者又如何在各地之间跑来跑去呢？在孟加拉，男人可以骑自行车，但人们通常认为女人不应该骑自行车。我们买了练习用的自行车，还办了训练班，以使我们的女工作者们有信心骑车。但是在有些地方，她们骑自行车会招致当地人的攻击。虽然村民们能允许女人乘坐牛车、微型出租车、人力车，甚至是摩托车，但那些信教的保守分子无法接受一个女子骑自行车。甚至在今天，二十五年之后，当我们的贷款者有94％都是妇女时，我们的女雇员们去村子里工作时依然要经常面对敌意和歧视。当一个女性银行工作者初次到一个村子去时，遭到围观是常有的事。她经常会受到村民的批评。他们只习惯在家里见到女人，而不习惯在任何其他地方看见女人。
我们总是努力招募那些刚刚完成学业正在等待完婚，或是已婚但丈夫失业了的女子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般说来，一个未婚女子如果能够尽快找到工作，就会减轻家里催她结婚的压力。此外，工作会大大增加她结婚的机会。她不再被人看作是一个负担了。
经验证明，要留住女性银行工作者是很难的。典型的情况是，格莱珉银行的一个女工作者一旦结了婚，公婆就会对她施加压力，要她辞职。他们不想要一个“有身份的”年轻女子独自在乡间奔波。他们还担心，万一遇到麻烦她可能无力自卫。当这个女工作者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家里要她辞职的压力就更大了。接着又生了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之后，这个女人自己也会想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而且，徒步行走几英里那种事，对她来说也不像年轻时那么容易了。1994年，当我们宣布我的一个包括提前退休的选择权的养老金规划时，许多女雇员都选择了离开格莱珉。这虽然不是太过意外，但仍然使我们很伤感。在一些国际会议上，我们经常由于雇用的妇女不够多而受到批评。我相信，那些批评者当中大多数都不理解孟加拉的社会现实，但我承认，他们的批评激励我们加倍努力，想方设法留住女雇员。事实上，1997年有一位妇女被提升为区域经理，那是格莱珉银行前线业务的最高职位，我们为此大事庆祝。但自从1994年起由于退休规划我们失去了许多优秀的女雇员，一直令人伤心不已。
努加罕的故事说明了我们年轻的女工作者所承受的众多压力。我们开始进行格莱珉试验规划时，努加罕还在吉大港大学读研究生。她当时23岁，正在攻读孟加拉文学的硕士学位。她出身于一个保守的中产阶级家庭，11岁时丧父。她母亲想要她嫁人生孩子，但是完成学业之后，努加罕反叛了。她是村子里第一个得到硕士学位的女性，一个非政府组织（NGO）主动提供给她一个工作，她感到很骄傲。她乞求母亲允许她工作，但母亲拒绝了，争辩说，在孟加拉，好出身的女孩子根本不该工作。努加罕的哥哥倒是愿意让她为NGO工作，但不知道村里的其他人会怎么说。于是努加罕只得一再推迟开始工作的日期，那个NGO为她延期了三次，终于无法再等，于是她失去了这个工作机会。
当格莱珉提出给努加罕一个职位时，她的母亲和哥哥的态度终于缓和下来。努加罕没有告诉他们，她不会有办公室，也没有办公桌，她将整天在最穷的村子、最穷的地区间奔走，与乞丐和一无所有的妇女们交谈。她知道，如果让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会惊恐万分，强迫她辞职。1997年10月她开始和我们一起工作。只要她的亲人们不知道格莱珉是什么样子，他们就会勉强地允许她工作了。
努加罕工作的第一天，我要她去乔布拉村对一位毫无任何谋生手段的贫苦妇女做一个案例研究，那位妇女名叫阿玛加·阿米娜（Ammajan Amina）。我这样做是出于如下几个原因。首先，我相信，激发一个新员工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她亲眼看到穷人生活的实际情况。我想让努加罕的内心被贫困现实所触动。其次，我想看看努加罕会如何适应。和穷人一起工作并且要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努加罕获得的硕士学位并不能保证她拥有内在动力、信心和力量向这些穷人展示如何去克服他们的障碍。她会愿意花时间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待在一起，去了解他们如何生活、工作，如何生存下去的吗？她必须学会把她的客户看作是完全意义上的人，需要帮助与变化的人。她必须和穷人建立一种便捷无畏的沟通，完全地了解她的贷款者们的生活与困难。于是，在努加罕开始工作的第一天，我把她拉到一边说：“试着去和阿玛加·阿米娜单独谈话。试着去感动她，理解她。今天不要带笔和纸，以使她安心。”
努加罕和我的同事阿萨杜贾曼（Assaduzzaman，简称Assad，阿萨德）一起去了乔布拉村。阿玛加·阿米娜冲阿萨德点点头，问努加罕说：“他是你丈夫吗？”
“不是，”努加罕回答说；“他只是一个同事。”
“你怎么和一个不是你丈夫的男人一起来见我们呢？”阿玛加·阿米娜问道。这有违“遮蔽”的规矩，使她对努加罕产生了怀疑。
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努加罕赢得了阿米娜的信任。阿米娜将自己过去的遭遇告诉了努加罕。阿米娜生育了六个孩子，有四个饿死或病死，只有两个女儿活了下来。比她年长许多的丈夫也重病缠身，几年里，他的医药费把家里的绝大多数财物都耗光了。他死后，阿米娜只剩下了一个空房子。她四十多岁，根据孟加拉的标准已经是老人了。与世界普遍情况相反的是，孟加拉妇女的平均寿命要比男人短。她是文盲，以前从没挣过任何钱。她曾挨门兜售自制的糕饼点心，没怎么成功。她的姻亲要把她和孩子们从她生活了二十年的房子赶出去，但她拒绝离开。
有一天，阿米娜回来，发现她丈夫的兄弟已经把她的锡屋顶卖掉了，买主正忙着把它搬走。雨季已经开始了，阿米娜又冷又饿，穷得没有任何东西能做点心去卖。由于没有屋顶的保护，暴风雨摧毁了房子的泥墙。她竭尽所能喂养孩子们，她是个有自尊心的女人，所以她只在附近的村子里乞讨。有一天她到家时发现房子塌了，她尖声哭喊起来：“我的女儿呢？我的孩子在哪儿呀？”
她在坍塌的房子废墟下找到了已经死去的大女儿。
努加罕在1976年首次见到阿玛加·阿米娜时，她正抱着她唯一幸存的孩子。她伤心极了，非常绝望。没有任何放贷者借给她钱，更不要说一家商业银行了。但是用格莱珉的贷款，她买了竹子，编制篮子。一直到死，阿米娜都是格莱珉的贷款者，现在她女儿是格莱珉的成员。
通过努加罕和阿玛加打交道的经历和许多类似的希望渺茫的案例，我清楚地看到，努加罕和穷人打交道确实有一种特殊的才能。我非常高兴能有她作为我团队的一员。有一天，因为家里的一些事，努加罕小姑子的哥哥来找努加罕。看到我们的办公室不过是一间锡顶的棚屋，没有电话、卫生间和自来水，他大吃一惊。那根本就不是他想象中一个商业银行的样子。办公室的经理阿萨德告诉努加罕的姻亲，她到实地工作去了。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