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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监狱里也安有杀手吗？”拉特诺夫惊惧地问道。
闵驹将他的小雪茄烟蒂揉碎在瓷烟缸里。“是的，这个愚蠢的店主是那么不机灵，以致他们看到了他在递钱。在一次短短的严厉审问后，他承认……”
“……这叫拷问！”
“……他承认他交钱时做得很显眼，让进了他饭馆的警察注意到我们这个兄弟。多么愚蠢的家伙！多么不老实！三天后有人在罗塔里的一片森林里发现了他。他被斧头劈死了。”
“您为什么对我说这些？我已经直接在旁边看到凶杀了。我什么也不害怕了。”
“这只是两个小的惩罚行动。”闵驹喝了他最后一杯茉莉花茶，他又朝那两个被他认为是俄国人的陌生客人瞥了一眼。“你看到的只是一种日常的情况。这两个从莫斯科来的先生要高明得多。”
“如果他们真的是无辜的客人呢？”
“这点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许多双眼睛在观察和监视他们。”
这时，六个人走进黑品官饭店。他们中也有宁林。他走到拉特诺夫的桌旁，沉着脸打量他，连他也一时没能认出拉特诺夫；可是当他看到闵驹紧绷着脸时，他的脸上才露出喜色，并开始轻声发笑。
“好！”他轻轻说道，“很好。为了看清你，我一定得很好地了解你。可是你不能欺骗我。”
五个人在这两个可疑的客人旁边分两桌坐下，他们要了馄饨。闵驹指指他旁边的椅子，宁林坐下来。
“你密切注意他们！”闵驹对他说道，“看看他们是不是俄国人——你要想到你死去的几个兄弟，他们的灵魂在等待超度。”
“我们来治他们，大佬。”
“我期待你这样做，宁林。”
“这就是说，”拉特诺夫压低了声音说道，“他们已经死定了？”
“如果真是俄国人，他们的命运必然是这样。他们不可能逃脱为他们安排的命运。”闵驹看他的表。时间差不多是14点，两个客人还是什么也没订。服务员耐心地等着。
“厨房还有十分钟关门，”两个客人还一直在翻菜单，这时他说道，“我们在6点左右才继续营业。”
他们显然定下来了，要了蘑菇、竹笋和四川粉丝烩猪肉。
“这很辣。”服务员解释道。
“我们喜欢辣！”这个先生将菜单合上。“加啤酒两瓶。再来一杯茅台酒提提神。”
服务员去收款台开了单，将它递进厨房。然后他拿了一个托盘，托着它走到闵驹那里去，好像要去问候他。他向前稍稍弯腰，轻声说：“这不是德国人。他们的德语很奇特，发音很硬。”
“俄国人！”闵驹将两手交叉在腹部。“这一定是俄国人。我说了什么？这是我的感觉！宁林……”
“我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大佬。”
宁林站起来，走到五个人那里，又坐了下来。
饭菜很快就好了。邹树孔总是将一些标准菜准备在钵子里并加以保温——这里是肉块，那里是配菜用的蔬菜、蘑菇、粉丝、竹笋、豆芽、调料。菜单上有，他只需配制即成。
14点43分，两个俄国人——管他们是什么人——离开黑品官饭店，继续在城里步行。宁林悄悄地跟着他们，他与另一个三合会会员拉开几百米的距离，在两个俄国人闲逛的整个时间里都保持这样。
夏天，人们在冒着热气的城市里走路很容易口渴。两个被监视的人走进一个大啤酒店。跟踪他们的人远离他们就坐，但位置很有利，他能始终看得见他们。当他们中的一个人到后面盥洗室去时，这个监视者也同样急忙去厕所。可是那里不见俄国人。这个人到处乱转，他立刻离开盥洗室拉住一个服务员问道：
“哪里可以打电话？”
“后面！那里有电话亭。”
“谢谢。”
他的猜测得到证实。那个俄国人在一个电话亭里打电话，背对着玻璃门。他用大幅度的手势强调他所说的话。这个跟踪的人占着隔壁一间给黑品官饭店打电话。闵驹立即接电话，就像他在等着这个电话似的。
“一个人在打电话！”这个三合会会员匆匆地说道，“他讲得很激动。”
“他看见你了？”
“没有。可是他一定在报告重要的事。”
“你们继续在他们那儿！你们要隐蔽，可是要始终跟着他们。我相信你们的能力。”
“我们再用电话联系，大佬。”
一直到傍晚，这几个三合会会员就像影子一样粘着这两个人。他们看着他俩登上高速铁路列车，于是跟着他们一直到韦斯林。在那里他们看到这两个人进了一栋新建的公寓。短时间后三楼亮了灯。跟踪的人现在是四个，他们坐在韦斯林湖畔的一家饭馆里守候，一直从黄昏等到了漆黑的炎热的夏夜来临。
“这很好，”其中的一个三合会会员说道，“兄弟们，开始工作！”
他们付了帐，离开饭馆，再回到那栋公寓。在那里他们朝大门一挤——门只是虚掩着，没有出声就开了。
这四个人在黑暗中登上三楼，悄无声息，就像几只大猫……
刑事高级专员彼得·普罗布斯特第三次讯问严项的妻子——瑞士人安格拉。在13处PP的办公室里，她坐在他的对面。她穿着一身上等的黑色衣服，脸上略施淡妆。PP并不热切地希望从她身上得到某些新情况，但还想试一试。有时，有的人受到内心矛盾的折磨会打破沉默。他在这方面是有经验的。一句老话：“水滴石穿”，这种办法常常会令人惊异地取得成果。
可是安格拉却是个很厉害的对手。对PP的每一个问题，她的回答都是老一套：
“我不知道。我躺在床上睡着了。不，我什么也没听见。是的，我丈夫将近两点半才打来电话。”
“严太太，这样我们就无法进行下去了。您把真情告诉我。”
“我已经说了三次。”
“您再说一次。”
“我啼哭，我完全瘫了，我根本不能再想。这不是很自然吗？”
“那您丈夫呢？”
“我将他拖到楼上后，他躺在床上，他的眼睛上盖着一块湿毛巾。”
“他没对您说过谁是作案人吗？”
“没有。我不认为……”
“什么叫：我不认为？”
“我的神经崩溃了，什么也听不到了。当严项说什么的时候——我什么也听不到了。”
“那您为什么早晨6点半才给医生，然后给凶杀侦缉处打电话？”
“我已经向您解释三次了：我丈夫要我这样办。”
“在这种不反抗的情况下，您也听从您的丈夫吗？而其他人的妻子都会……”
“其他人的妻子没有与严项结婚！我在我的婚姻中学会了尊重他的意愿。”
“即使关系到生与死，也是这样？您的丈夫或许会因伤而死。”
“您能猜测‘人的心态’，普罗布斯特先生？”
“我相信我了解人。我与人打交道的时间够长了。”
“你是作为警察，不是作为妻子。严项在我们婚前向我表白了他的生死观。在这以后他才问我：尽管这样，你还是愿意做我的妻于吗？”
“为什么尽管这样？”
“他爱生，可是他不怕死。这种想法与我们欧洲人完全不同。他认为死并不是不幸。即使失去了他的双眼，他也像丢了一个戒指一样能够忍受。‘我一说，你就喊医生和警察，’——这是他的命令，我就服从。我是个瑞士女人，可是严项要使我在精神上成为他的女人。这您能理解吗？”
“很难。”PP翻看严太太先前的陈述笔录。“您放弃了您自己的意愿？”
“是的。”
“为什么？”
“或许因为我是个守旧的人——我爱他！我把我的生命托付给了他。他主宰我。”
“啊，上帝！这可是在妇女解放的时代。”
“我表示同意——我极其守旧。这已经过时了！或者说得更贴切点：我在精神上已变成了守旧的妇女。”
“我们现在不要大谈精神分析学。问题是两个时间不对头！您的丈夫不是两点半左右遭突然袭击的，服务员也不是在这之前不久遭杀害的，而是在23点后不久！两个证人已经说了，那两个男子是在饭馆打烊前进入荷花饭店的——一个华人和一个跛得厉害的德国人。我们正在追捕这两个人。您丈夫当真没对您说……”
“我丈夫什么也没说。”安格拉将两手的手指交叉在一起。“您可以向我丈夫询问这两个可能作案的人。”
“他说他没看到。”
“那也对。我丈夫为什么要说谎呢？”
“您将来怎么打算？”
“我等到我丈夫出院。”
“您继续掌管饭馆？”
“不。”
“那么以后呢？”
“我们将把荷花饭馆卖掉。”
“卖给什么人？”
“卖给对此感兴趣又最肯出价钱的人。”
“卖了以后呢？”
“我们就迁出慕尼黑。”
“回瑞士？”
“不。我们或许到巴哈马群岛定居，或者在佛罗里达。这由严项来决定。”
“您害怕，不是吗？”
“我们想平平安安地度过我们的余生。一个眼睛被挖掉的人还能指望什么？”
“要复仇！”
“向谁？找到凶手是您的任务。如果您找到了他们，那么德国会惩办他们。我们现在只求安宁、安宁、安宁！”
由此可见，这次讯问也没有任何结果。彼得·普罗布斯特结束了这次谈话，让安格拉走了。这毫无意义，他自言自语。她知道的多得多，她肯定知道的多得多，可是她什么也不说。跟往常遇到的三合会凶杀案一样：害怕使舌头丧失了功能。我们是在用光头撞厚厚的城墙。在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