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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吉两小时前来过，她们坐在折叠床床沿上，谈了半个小时。她讲述了听证会的经过，让她放心，说马克有人管饭，没有生命危险，还描述了拘留中心马克住的房间，因为她以前见到过，告诉她在那儿比在这儿安全，又谈起罗斯福法官，联邦调查局和他们的证人保护计划。起初，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她觉得这个主意还是挺吸引人的，他们只需迁到一个新城市，使用新名字，找份新工作和体面的住所，他们可以摆脱这个困境，开始新的生活。他们可以选一个大城市，有大学校，孩子们会消失在人群中。但是，她躺在那儿辗转反侧，从里基的小脑袋上面望过去，凝视着墙面，她越想越不喜欢这个主意。事实上，这是一个可怕的主意——永远生活在逃亡之中，总是担惊受怕，会有人突然来敲门，当哪个儿子回家晚了，总是胆战心惊，总要为过去编造谎言。
实施了这个小计划，可就要一辈子如此了。她开始扪心自问，如果有一天，譬如说，从现在开始五年或十年以后的某一天，在新奥尔良的审判过去很久以后，她从未见过的某个人透露了什么，而且被不该知道的人听见了，并立即追踪他们，那会怎么样？譬如说，当马克上高中时，在一场球赛之后，某人在守候着他，并用一支手枪顶着他的脑门，那又会怎么样？他的名字不会再叫马克，但他仍免不了一死。
她正决定要否定证人保护计划时，马克从监狱给她打电话来了。他说他刚吃完了一块大馅饼，感觉非常好，住的地方不错，一切都好，比在医院里开心，食物好多了。见他如此急不可待地说了一大串，黛安知道他在撒谎。他说他已经策划了越狱计划，很快就会逃出来。他们谈到了里基，活动房屋，今天的听证会以及明天的听证会。他说他相信雷吉的劝导，黛安赞同说这样最好不过了。他为不能在那儿帮助里基表示抱歉。当他竭力使人听起来如此懂事的时候，她强忍着眼泪。他再次为惹出了这些麻烦事儿道歉。
他们母子俩的谈话很简短，她觉得难以和他谈话。她不能给他以慈母般的劝告，觉得自己是个无用的人，因为她那十一岁的儿子进了监狱，而自己却无力救他出狱。她不能去探望他。她不能去和法官谈话。她不能告诉他是招供还是保持沉默，因为她也害怕。她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呆在此处这张窄窄的小床上，两眼盯着墙壁，心中祈祷着，一觉醒来，恶梦就结束了。
下午六点了，是播出当地新闻的时间。她看着新闻播音员无声的面孔，希望不要出现那则消息，但一瞬间她的希望就破灭了。在一则从一个废渣坑中抬走两具尸体的消息之后，一张马克和今天早上被她搧过耳光的那个警察的黑白照片突然出现在屏幕上。她调大了音量。
新闻播音员报道了带走马克的根据，言语谨慎地没有称之为逮捕，然后镜头转向站在少年法庭大楼前面的一名记者。他花了几秒钟时间急急忙忙地讲了他一无所知的听证会，然后又气喘吁吁地不住嘴地说那孩子——马克·斯韦——已被带回少年拘留中心，明天将在罗斯福法官的审讯室再举行一次听证会。镜头又回到播音室，播音员报道了有关小马克和杰罗姆·克利福德悲剧性自杀的最新消息。那天早晨在新奥尔良送葬的人们离开殡仪馆时的镜头一掠而过，然后是一两秒钟罗伊·福尔特里格在雨伞下面与记者谈话的镜头。镜头又快速拉回到播音员，她开始引述斯利克·莫勒的话，疑点增大了。孟菲斯警方，联邦调查局，政府律师事务所，或谢尔比县少年法庭诸方均没发表评论。当播音员引述了一大串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的话时——他们的话大多不是依据事实，而纯粹是推测——情况变得危急起来。当她以怜悯的口吻播完了这则消息，插入商业广告时，那些不知内情的人完全可能轻信小马克·斯韦不仅枪杀了杰罗姆·克利福德，而且还杀害了博伊德·博伊特。
黛安开始胃痛起来，她揿下电源开关，病房里更黑了。她已经十个小时没有进食。里基抽搐着，呻吟着，使她阵阵心疼。她小心翼翼下了床，对里基感到无可奈何，对格林韦大夫那甚慢的疗效有些灰心丧气。她厌恶医院这种地牢似的布置和照明，对允许监禁儿童的制度感到毛骨悚然，而她最惧怕的是那些在暗中游荡的鬼影，他们恐嚇马克，焚烧活动房屋，显然还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更多的行动。她关上浴室门，坐在浴缸边沿上，点燃一支弗吉尼亚苗条牌香烟。她双手直抖，脑子里一片茫然。周期性偏头痛在她脑袋深处开始发作了，到半夜时分，她也许会偏瘫了。也许吃几片药能管用。
她一明一灭地吸着细长的香烟，坐在里基的床沿上。她曾发誓要一步一步地熬过这磨难。但是，她心中在暗暗诅咒，日子不变得越来越糟才他妈的怪呢。她已无法承受更多的折磨了。
尖刀巴里之所以挑选了这个情调忧郁的小酒吧，是看中它的静谧和幽暗。他十几岁起就记得这地方，那时候他是新奥尔良大街上的一个年轻而想出人头地的混江龙。他不大光顾这个酒吧，但因为它比较僻静，就是说他能在离运河大街不远处停车，迅速穿过波旁大街和皇家大街上的观光客，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根本无法跟踪他。
他在后部找了张小桌子，一边呷着伏特加鸡尾酒，一边等着格朗克。
他希望能亲自到孟菲斯去，但他是保释出狱的，行动处处受到限制。不用问，他也清楚，他要离开这个州，必须得到批准。与格朗克联络一直很困难，他的电话被窃听。他的汽车和房子被装了窃听器。有一半时间他不敢说话，因为他几乎可以感觉到传感器和隐蔽的话筒。
他喝完了鸡尾酒，又要了一杯。双份的。过了二十分钟，格朗克到了，把那肥大身躯塞进了墙角的椅子里，头顶上的天花板离他们七英尺高。
“好地方，”格朗克说。“你好吗？”
“还行。”巴里打了个响指，侍者应声走过来。
“啤酒。格罗尔什啤酒。”格朗克说。
“他们盯上你了吗？”巴里问。
“我想没有。你知道，我曲曲拐拐地穿过了半个区。”
“那儿情况怎么样？”
“孟菲斯？”
“不是，朱尔沃基，你这个笨蛋，”巴里微笑着说，“那孩子怎么样了？”
“他在监狱里，他不肯开口。他们今天上午把他拘捕了，午餐时分在少年法庭举行听证会，然后又把他送回监狱去了。”
酒吧侍者端着一个堆满脏兮兮的啤酒杯的重重的托盘通过转门走进狭窄肮脏的厨房。当他走进门时，两个身穿牛仔裤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拦住了他。其中一个晃了晃徽章，另一个端过托盘。
“干什么？”酒吧侍者问道，他退到墙根，两眼看着离他的大鼻子尖仅几英寸远的徽章。
“联邦调查局的。请帮个忙，”特工舍夫镇静地说，一本正经的模样，另一个特工逼上前来。酒吧侍者曾犯过两次重罪，享受自由还不到六个月。见状，他变得热心起来。
“没问题。干什么都行。”
“你叫什么名字？”舍夫问。
“唔，多尔。林克·多尔。”多年来，他用过许多名字，要一下子报出家门倒还不是那么太容易。
特工们又向前靠了靠。林克开始担心会受到袭击。“好，林克。能帮个忙吗？”
林克捣蒜似的连连点头。那厨子搅动着米饭锅，嘴里叼着一支烟。他朝他们瞥了一眼，但并没在意，脑子里想着其他事儿。
“酒吧后角落里有两个男人在喝酒，在右边，天花板低的那个地方。”
“是啊，好的，一定。我不会受牵连，是吧？”
“不会，林克。听好。”舍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套装着盐和胡椒粉的调料瓶。“把这些玩意儿和一瓶番茄沙司一起放到托盘上。走到那桌子前，就像平常一样，用这些把摆在桌上的调料瓶和番茄沙司瓶换过来。问问那些家伙是否想要点什么吃的，或是否再来一杯。听懂了吗？”
林克一个劲地点头，但并没有听懂。“嗯，这里面是什么？”
“盐和胡椒粉，”舍夫说。“这有一个小窃听器，可以使我们听见这些家伙在说什么。他们是罪犯，好啦，林克，我们在监视他们。”
“我实在不想卷进去，”林克说，心里明白得很，如果他们稍加威胁，他就会粘上脱不了身的。
“不要惹我生气，”舍夫说，挥舞着调料瓶。
“好，好。”
一个侍者踢开转门，拖进来一大摞脏盘子，林克接过胡椒瓶。“不要告诉任何人，”他说道，浑身发抖。
“这是一笔交易，林克。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喂，这儿什么地方有空的小房间吗？”舍夫边问边环顾着狭窄脏乱的厨房。答案不问自明。这地方五十年来不曾有过一平方英尺的空问。
林克想了一会儿，非常急切地想帮助他的新朋友。“没有，但是就在酒吧上面有一个小办公室。”
“棒极了，林克。去把这些东西换过来，然后我们在办公室里安装一些设备。”林克战战兢兢地拿着这些调料瓶，好像它们会爆炸似的，然后又走进酒吧。
一个侍者在格朗克面前摆上一瓶深绿色的格罗尔什啤酒，然后走开了。
“那小杂种知道些情况，是不是？”尖刀说。
“当然。不然，就不会发生这事了，他为什么要请律师啊？他为什么会这样拒不开口啊？”格朗克一口就喝下半杯格罗尔什，过瘾的一口。
林克端着一个装有十几个盐和胡椒调料瓶以及几瓶番茄沙司和芥末的托盘朝他们走过去。“你们用餐吗？”他问道，例行公事的口吻，说着便把桌上的瓶罐调换了过来。
巴里挥手叫他离开，格朗克说：“不用。”林克便走开了。在不到三十英尺以外，舍夫和另三个特工围挤在一张小写字台上面，轻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