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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别裁-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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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位置,看看他那个神气,马上不同了。当然,“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也是人情之常,在所难免。如果上台了,还是本色,并没有因此而高兴,这的确是种难得的修养。下台时,朋友安慰他:“这样好,可以休息休息。”他口中回答:“是呀!我求之不得!”但这不一定是真心话。事实上一个普通人并不容易做到安于下台的程度。所以唐人的诗说:“逢人都说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这是描写当时在朝做官这种情形,古今中外都是一样,不足为怪。不但中国,外国也是一样。“不喜不愠”,这是很重要的修养。此其一。
    其次,上台终有下台时。爬山的朋友就知道,爬上去时固然很难,下山的时候更危险。因为向上爬很费力很痛苦,一定会小心。走下坡的时候,就满不在乎了,但往往在这时出毛病。我们可以从爬山体会人生。人“上台终有下台时”,而且老是站在台上,永远演上去就没有意思了。和电影、电视界的人一接触就知道,再好的明星,演上十年,也就不再受欢迎了。大家看惯了的面孔,就会生厌,必须要换新人。所以有时下来,换个面孔,蛮好!同是一个人,到别的地方站站,蛮好!此中也其有人生哲理。此其二。
    在权位、名利之间,大家都说对富贵功名不在乎,但有人问我喜欢什么?我一定说喜欢钱。问我有钱没有?我老实回答没有钱。当然,不应该要的钱不会去拿,危险的钱不敢去拿,所以一辈子也没有钱。但钱是人人喜欢的,所以要讲老实话。如果说“我绝不要钱”,这个话真不真?很难说了。同样的说“我绝不要做官”,这个话是不是真心的,也很难说。富贵功名我很喜欢,可是绝不乱来,绝不幸致。这是坦白话、良心话,我喜欢,但不苟取、不乱来,这已经了不起,是很好的素养了。如果说我绝对不喜欢,那是假话。人要诚恳。所以做官,必须要学学令尹子文,三次上台,不喜,三次下台,不愠。我们看书时往往把这种地方很轻易带过了,如果自己切实一体会,才知道他真是了不起。上台,应该的,你交给我做,只要能够做的我尽力去做;下台,最好,我休息休息,给别人做,心里无动于衷。这还不怎么难,最难的是:“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自己所做的事情,一定详详细细告诉后面接任的人该怎么办。普通交接,只说:“这事我办了一半,明天你开始接下去。”就这样了事,令尹子文,则把事情的困难、机密,全部告诉来接印的新人。多数人都会有经验,新旧任交接,在交印时总不是味道,多半不愿把困难的所在告诉新任的人。即使双方是好朋友,也是一样。甚至原来两个好朋友,一个在台上的病危了,另一个到医院去探望,关心的是哪一天可以去接他的印,而不是病情何时好转。看了几十年人情,颇恨眼睛还很亮,不太老花,耳朵也颇灵光,这真不是件快乐的事!
    这里是说令尹子文对国家的尽忠负责。对来接任的人,看成是工作的接班人。他这种态度,在表面上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在外面做事的人,对这些要牢记,这是对国家尽忠,对自己尽职。在一个团体,就为团体尽忠,不为私事。所以子张问到令尹子文时,孔子便说:“忠矣。”指出令尹子文是国家的忠臣,因为他把私人的利害得失丢开了,完全为国家尽忠。“曰:仁矣乎?”子张又问到像令尹子文这样的做法,他的学问修养,有没有达到“仁”的境界?“曰:未知,焉得仁?”孔子说,“仁”是什么他还不知道,他怎么能算得“仁”者?他只是忠臣,仁还不够。
    对于孔子说的仁,我们在《里仁》篇中曾提到过的,这里不再重复。
                     濯足沧浪哪得清
        崔子弑其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
    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
    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事情。齐国是鲁国的邻邦,当时有一大臣崔杼叛乱,杀掉了齐国君王庄公。孔子写《春秋》的微言大义,前面已经说过,他常用一两个字标明,衡论是非。这里的“弑”字,就是《春秋》大义的微言。凡是叛变的人杀了上面的都称为“弑”,所以在历史上看到弑,就知道是叛变杀了上面,在历史上永远留下叛变的罪名。这是中国历史哲学的精神,也是历史的道德观。无论怎样成功,如果做了不对的事,千秋万世都要负这个历史道德的罪名,弑就是弑,杀就是杀。对敌人打胜仗就是克,不是敌人就不能用克。这是一定的、刻板的,所以崔子叛变杀了齐君就是弑。
    陈文子也是齐国的大夫,和崔子是同事,地位相当。古代的交通工具,一部车子为一乘,用四匹马驾驶。有马十乘,就是有十部马车,一共四十匹马。以现在来说,小轿车就有十辆以上了,直升飞机几架不去说他。“弃而违之”,对崔子的叛变看不下去,把自己的偌大财产都丢掉不要,逃离了齐国。“之于他邦”,又流浪到别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每个国家都很乱,到别的国家一看,“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他说,这个国家的大臣们,也都是混蛋,和齐国的崔子一样,都不是好东西。“违之”,因此又走。周游列国,到处走。“之一邦”,又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又是感叹!整个世界都是一样,都在混乱,大臣都和崔子一样,没有好东西!“违之”,离开了。这个陈文子,后来不知到瑞士或者非洲的什么国家去了(一笑)。子张就问孔子,老师,像陈文子这个人,你看,了不起吧?“子曰:清矣。”孔子说,好!很清高。清高的人往往比较自私,只顾自己,不能算是忠臣。否则,为什么自己国家有难,弃而不救,到处乱走?这里看不惯,那里看不惯,难道国家太平了,就非要你来住吗?
    绝大多数清廉之士,最高的成就只到这个地步。他们清,很清。他们批评什么事情,都很深刻,都很中肯,很有道理。但是让他一做,就很糟糕。高尚之士谈天下事,谈得头头是道。不过,天下事如果交给他们办,恐怕只要几个月就完蛋。国家天下事,是要从人生经验中得来。什么经验都没有,甚至连“一呼百诺”的权势经验都没有尝过,那就免谈了。否则,自己站在上面叫一声:“拿茶来!”下面龙井、乌龙、香片、铁观音,统统都来了,不昏了头才怪,你往地上看一眼,皱皱眉头,觉得不对,等一会就扫得干干净净。这个味道尝过没有?没有尝过,到时候就非昏倒不可。头晕、血压高,再加上心脏病,哪里还能做事?一定要富贵功名都经历过了,还能保持平淡的本色,最了不起时是如此,起不了时还是如此;我还是我,这才有资格谈国家天下事。不然去读读书好了。至于批评尽管批评,因为知识分子批评都很刻骨,但本身最了不起的也只能做到清高。严格说来普通一般的清高,也不过只是自私心的发展,不能做到“见危授命”,不能做到“见义勇为”。所以古人的诗说:“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也是从人生经验中体会得来,的确大半是如此。屠狗辈就是古时杀猪杀狗的贫贱从业者,他们有时候很有侠义精神。历史上的荆轲、高渐离这些人都是屠狗辈。虽说是没有知识的人,但有时候这些人讲义气,讲了一句话,真的去做了;而知识越高的人,批评是批评,高调很会唱,真有困难时找他,不行。
    讲到这里,想起一个湖南朋友,好几年以前,因事牵连坐了牢。三个月后出来了,碰面时,问他有什么感想?他说三个月坐牢经验,有诗一首。是特别体裁的吊脚诗,七个字一句,下面加三个字的注解。他的诗是:“世态人情薄似纱——真不差,自己跌倒自己爬——莫靠拉;交了许多好朋友——烟酒茶,一旦有事去找他——不在家。”我听了连声赞好。这就和“负心多是读书人”一样,他是对这个“清”字反面作用的引伸;对社会的作用而言,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孔子对于陈文子这种人的评论只给他一个“清”字。总之,“水太清则无鱼,人太清则无福。”这话很有道理。子张又问陈文子这个人,够不够得上“仁”的程度?孔子就说,他对仁的观念都还没有,怎么可能达到“仁”的修养?
                         想得太过了
    上面列举出“忠”的榜样和“清”的榜样,接着讲一个道理。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姓季孙,名行父,谥文,是鲁国的大夫。做事情过分的小心,过分的仔细。“三思而后行”,一件事情,想了又想,想了又再想叫“三思”。孔子听到他这种做事的态度,便说:“再,斯可矣!”这句话有两种解释,从前老学究们的解释认为:“做事情要特别小心,孩子们,想三次都不够,孔子说‘再斯可矣!’还要再想一次哪!”这种解释是不对的。其实,孔子认为他想得太多。作人做事诚然要小心,但“三思而后行”,的确考虑太多了。学过逻辑就知道,学过《易经》的道理更懂得。世界上任何事情,是非、利害、善恶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但是要三思就讨厌了,相对总是矛盾的,三思就是矛盾的统一,统一了以后又是矛盾,如此永远搞不完了,也下不了结论的。所以一件事情到手的时候,考虑一下,再考虑一下,就可以了。如果第三次再考虑一下,很可能就犹豫不决,再也不会去做了。所以谨慎是要谨慎,过分谨慎就变成了小器。大家都有几十年的人生经验,过分小心的朋友,往往都犯了这个小器的毛病,小器的结果,问题就多了。所以孔子主张,何必三思而后行,再思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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