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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非常慎重的祭典之一——告朔。每个月的初一为朔，十五为望，月暗为晦。过去没有订出现在这些假日，“朔望”就是休息的时候，不过不像现在这样重视。每月的初一，主政者要代表国家，向天地祖宗，禀告所作所为，这就是所谓的“告朔”。用现在观念来说，就是说在那时发表政见。对谁发表呢？对天地鬼神。现在对大众发表政见，讲了不兑现的也有。当时对天地鬼神讲的话，如不兑现自己就害怕了，有一个看不见的力量在监视管制。所以告朔这件事也很郑重。
从前告朔时一定要杀羊。到春秋战国时代，社会风气已开始衰败，这些礼仪的精神，也慢慢跟着衰落变化了，所以子贡当时准备去掉告朔时候用的饩羊。饩羊是蒸过了的，等于现在拜拜，杀了猪羊，还没有炊熟就放在祭桌上，稍稍蒸一下免得腐臭，这就是饩羊。子贡当时想，拜拜就拜拜，这只羊可以省下来。所以孔子告诉子贡说，你的主张也对，为了经济上的节省而不用羊也好，为了表示诚恳而不必用羊也好，不过我不主张去掉，不是为了这只羊要不要省，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精神。固然不用象征性的东西，只要内心诚恳就可以，但现在的人，真正诚恳的心意发不起来了，就必须要一件象征性的东西才能维系得住，所以你子贡爱这只羊，而我更重视这礼仪和它的精神内涵。
由这件事我们就懂得，在社会上，或在政治上，有时绝对空洞的精神，并不足以维系一件事物，而必须配合某些实质的东西才能生效。如口惠而实不至，有时候就要失败了。这里又引用孔子另外一段话，颇为感慨。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诌也。
这段话，连起上一段来说，是说作人处世的艰难。我想大家有时也会有同感。一个人想做个忠臣，有时候也很难。对主管、对领导人尽礼，处处尽忠合礼，而旁边的人会认为是拍马屁。所以孔子非常通人情世故。凡是当过长官也当过人部下的，都有这种经验。如果自己毅力不坚定，见解不周到，受环境影响，只好变了。那么该怎么办呢？还是以礼为准，也是上面的话“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人格还是建立在自己身上。别人尽管不了解，只看自己内心真正的诚与不诚。诚正的建立，久后自知。自己的见解与人格的精神，等待时间来考验，等待时间来证明并不是他人说的那么一回事，也就心安理得了。
儒冠错换八卦袍的诸葛亮
平常一般人谈到修养的问题，很喜欢引用一句话——“宁静致远，澹泊明志。”这是诸葛亮告诫他儿子如何作学问的一封信里说的，现在先介绍原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
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慆慢
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
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诸葛亮《诫子书》
有人说文人都喜欢留名，其实，岂只文人喜欢把自己的著作留给后人。好名好利，是人心的根本病根，贤者难免。先不谈古人，就拿现在来说，几十年来，不知出版了多少的著作，但其中能被我们放在书架上要保留它到二三十年的，又有几本书？尤其现在流行的白话文章，看完了就丢，只有三分钟的寿命，因为它缺乏流传的价值。一本著作，能够使人舍不得丢掉，放在书架上，才有流传的可能。所以留名是很难的。清代诗人吴梅村说的：“饱食终何用，难全不朽名。”一点不错。
所以古人又有一句名言说：“但在流传不在多”。比如诸葛亮的一生，并不以文章名世，当然是他的功业盖过了他的文章。而他的文章——只有两篇《出师表》，不为文学而文学的写作，却成为千古名著，不但前无古人，也可说是后无来者，可以永远流传下去。他的文学修养这样高，并没有想成为一个文学家。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一个事业成功的人，往往才具很高，如用之于文学，一定也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文学家。文章、道德、事功，本难兼备，责人不必太苛。
诸葛亮《出师表》外，留下来的都是短简，文体内容简练得很，一如他处事的简单谨慎，几句话，问题就解决了。看他传记里，孙权送他东西，他回信不过五六句话，把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就这么解决了。
这一篇《诫子书》，也充分表达了他儒家思想的修养。所以后人讲养性修身的道理，老实说都没有跳出诸葛亮的手掌心。后人把诸葛亮这封信上的思想，换上一件衣服，变成儒家的。所以这封信是非常有名的著作。他以这种文字说理，文学的境界非常高，组织非常美妙，都是对仗工整的句子。作诗的时候，春花对秋月，大陆对长空，很容易对，最怕是学术性、思想性的东西，对起来是很难的。结果，诸葛亮把这种思想文学化。后来八股文也是这样，先把题目标好，所谓破题，就是把主题的思想内涵的重心先表达出来。他教儿子以“静”来做学问，以“俭”修身，俭不只是节省用钱；自己的身体、精神也要保养，简单明了，一切干净利落，就是这个“俭”字。“非澹泊无以明志”，就是养德方面；“非宁静无以致远”，就是修身治学方面；“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是求学的道理；心境要宁静才能求学，才能要靠学问培养出来，有天才而没有学问修养，我们在孔子思想里也说过的，“学而不思，思而不学”的论点，和“才须学也”的道理是一样的。“非学无以广才”，纵然是天才，如没有学问，也不是伟大的天才。所以有天才，还要有广博的学问。学问哪里来的？求学来的，“非静无以成学”。连贯的层次，连续性的对仗句子。“慆慢则不能研精”，慆慢也就是“骄傲”的这个“骄”字。讲到这个“骄”字很有意思，我们中国人的修养，力戒骄傲，一点不敢骄傲。而且骄傲两个字是分开用的：没有内容而自以为了不起是骄，有内容而看不起人为傲，后来连起来用以骄傲。而中国文化的修养，不管有多大学问、多大权威，一骄傲就失败。所以孔子在《论语》中也提到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一个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学，有周公的成就，假如他犯了骄傲，和很吝啬不爱人的毛病，这个人就免谈了。
我们中国人，力戒骄傲，现在外国文化一来，“我有了他真值得骄傲”这类的话，就非常流行，视骄傲为好事情，这是根据外国文字翻译错了，把骄傲当成好事。照中国文化规规矩矩翻译，应该是“欣慰”就对了。这是几十年来翻译过来的东西，将错就错，积非成是，一下子没办法改的地方。但是，为了将来维护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是要想办法的。有许多错误的东西，都要慢慢改，转移这个社会风气才是对的。这是说到慆慢所引出来的。
再回到本文“慆慢则不能研精”，慆就是自满，慢就是自以为对。主观太强，那么求学问就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为什么用“险躁”？人做事情，都喜欢占便宜走捷径，走捷径的事就会行险侥幸，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尤其是年轻人，暴躁、急性子，就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这个地方，有些本子是“志”字，而不是“意”字，大概“意”字才对，还是把它改过来。——年龄跟着时间过去了，三十一岁就不是三十岁的讲法，三十二岁也不同于三十一岁了。人的思想又跟着年龄在变。“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少年不努力，等到中年后悔，已经没有法子了。
看诸葛亮这篇《诫子书》，同他作人的风格一样，什么东西都简单明了。这道理用之于为政，就是孔子所说的“简”；用以持身，就是本文所说的“俭”。但是文学的修养，只是学问的一种附庸，这是作学问要特别注意的。由历史文化谈到诸葛亮的学养，到此告一段落，现在再继续原文。
孔子的换心术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
以忠。
这个问题，以现代的观念来说，就牵涉到政治思想，也可以说是政治的作法，简明一点就叫政治领导术。鲁定公所问的，是领导术或领导的方法，而孔子答复他的，是领导的道德，撇开了鲁定公所问的方法。换言之，乃是在驳鲁定公。认为用方法——手段——是错误的，所谓领导应该是以“德”领导人。从什么地方可看出孔子这种意思来呢？就在这“君使臣，臣事君”两句话中的“使”字。我们知道鲁定公是个诸侯，以一个“王者”——这是随便借用一个头衔来形容的——之尊问孔子，孔子当然也尊重他。鲁定公问，假使一个帝王领导人，该怎样去指挥下面的干部？相对的，一个忠贞的干部，对于领导人，又应该用什么方法理事及自处？鲁定公当然问得很客气，很婉转。而孔子则用两句话，解答了鲁定公这两个对立的问题——“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我们中国文化讲孝道，但孝道也是相对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母付出了爱心的教养，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两者是对立的。忠也是一样，就如孔子的话，上面对下面以礼，礼敬——也是爱的一种形态，等于父母爱子女的爱心。这种礼义德业的流行，道德的风行，则下面对上面自然就敬而忠了。所以这种君臣的上下关系是建立在道德上，不是建立在手段上，两句话就答复了鲁定公的问题。
有些人看了老子的两句话，认为对于忠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