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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别裁-第1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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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很危险,季家最大的烦恼、痛苦、忧愁,不在颛臾这个边区的小国家,而是在萧墙之内,在季家自己兄弟之间。孔子说了这个话不久,后来季家兄弟果然发生了问题;所以后世内部发生祸乱,就用“祸起萧墙”这句话,在文学上典故,就是从孔子这句话来的。
    这一段文字的大概已经解释完了。在进入本文之先,我们曾提到过一点:中国文化的精神在“兴灭国,继绝世。”第二点:如何完成一个高级干部幕僚的臣道。综合来说,中国文化政治道德的必备条件,要济困扶危,抑强助弱。所以国父的思想,提倡联合弱小民族,确是中国文化的一贯思想。在个人而言,帮助颠沛流离、有艰难、有困苦的人。如果大臣不能帮助老板这样做,孔子认为这是根本不对的。同时也讲到,只晓得扩充军备、发动侵略,而内部民不聊生,国民经济不能安定,是历史的大过错、社会的大毛病,也是政治的大问题。这一段同时还讲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思想,也就是国父民生主义思想的根源,讲均衡的道理。
                            先知的预言
    接下来是孔子历史哲学的观点。也是中国政治哲学思想一贯的名言: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
    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
    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
    议。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
    孙,微矣。
    这两节和前面整个是连接的。也可以看出来,春秋战国历史的演变,是社会的演变史,也是政治演变史的资料和原则,不要轻易放过了。研究起来,有很多道理。根据这些道理,把资料找来,用白话文可以写十几万字,又可以拿学位了。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里“天下”两字,和刚才讲到“社稷”两字的意义,是代表全中国整个国家。时代安定,国家上了轨道,不论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军事等等,中央政府可以事权专一。当时代变了,政权有了问题,地方的势力起来了,不管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等,中央政府没有办法贯彻命令,由地方势力揽权。用唐代的历史来说,就是藩镇专擅,外藩权力膨胀;以现代史来说,就是军阀的割据专权,妨碍了国家民族的建设进步许多年。
    讲到这里,想到中国过去历史上,大家都知道有几种祸乱,是相当厉害的。除藩镇之祸外,有宦官当政、外戚揽权,以及女祸为害。如汉朝、明朝受宦官的影响很大,许多大臣都难得见到皇帝,一切大权操在宦官手里。外戚之患,为皇后娘家人专权。女祸,例如武则天算一个,汉高祖的吕后也算一个,清末的慈禧太后也算一个。历史上其他不成气候的还有,不去说它。历史上这几个因素,差不多轮流在转,几乎在每一变乱的时代,毛病都出在这几个因素上。但不要以为国家大事才有如此现象,其实每个阶层都有,任何人负了重责时,都会有这种可能。以一个公司来说,你是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分公司的经理就是你的藩镇;凡是左右亲近的人,就可能是宦官;至于外戚,更是每个人都有;再说女祸,今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发生桃色问题,所谓绯闻案,此起彼落。不要以为这几个名词只是历史名称而已。我们要了解,任何文化思想不要被名词限住。时代不同,文字不同;“人”,则古今中外仍然是这个“人”。“人”的毛病,古人有,现在也有,将来也一定有。这个历史、这个世界是人形成的,人的所有毛病,是没有时空差别的。所以做主管也好,当老板也好,被这些东西包围,是必然的,这要注意。
    所以孔子说,到了变乱时代,诸侯专权的时候,最多十世——三十年一世——也就是两三百年以内,这个历史没有不转变的。再下来更不对。春秋战国时代,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都是地方藩镇势力,最多维持十世。等而下之像季家这样大夫专权的,顶多五世,一百多年而已,没有不变的。再下来由陪臣执国命,大臣们可以左右国家的命运,主事的人才越来越差了,时代越来越衰微,数十年而已,顶多三世,没有不变的。
    不过这个“世”字不要看得呆板,孟子有句话“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是活的事实,就是说一般人的起家:第一代辛苦创业;第二代尚能守成;第三代享受了;第四代花得差不多了;第五代忘了上代的辛苦,花光了;第六代又重新开始。所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到了第五代就断了。祖宗再有道德、再有好的修持,他的德性,遗留过不了五代。在教育上每代自己要知道进修,不进修就完了。再回到原文,天下有道的时候,政治的权力,就不会落在大夫的身上,中央政府一定能够贯彻他的权力,老百姓也不会有议论,过平安日子,不怨天,不尤人。孔子继续讲当时实例,他说古代分封的禄位,离开公室已五世了,政权旁落到大夫的手里已经有四代了。孔子所以告诉冉有、子路,依据历史演变的道理,三桓的子孙——就是季家三兄弟的问题,马上要出来了,不必等到出兵去打别人,本身就要垮了。
    这一段从文字上看,好像不大重要,如果研究历史思想,就非常重要,这一段可作中国哲学史纲来看。是中国过去历史哲学的重要资料之一。中国的历史哲学是唯心史观,《易经》是最重要的一部研究资料,很早就有了。也可以说:我们中国文化讲历史哲学,是讲“变的史观”;不管你唯物也好,唯心也好,社会、人、时间、空间随时都在变;天下没有不变的事物。对于讲“变的历史哲学”,中国文化中最多了。现在孔子这些话,也就是讲“变的历史哲学”。了解了这变的哲学,才能把握时代的变。所以发挥起来,不只是历史哲学的一个大问题,也可以是政治哲学运用上一个大问题。
    懂了真正的变,就晓得如何“适变”,不等到“变”来了以后才变,而先领导变。我常说第一等人是自己制造机会,领导了变;第二等人机会来的时候,把握了机会,如何去应变;第三等人失去机会,被动受变,随物化去了。
    除此以外,这一节书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孔子的学问智慧,他的确是有先见之明。我们只要多多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再冷静地反省一下,他这些话,都是对历史社会演变史的预言,下的断语,一点都没有错;春秋以后的历史,正如他所说的演变之路。而且,以他这个原则看后来的历史,乃至将来,同样没有错。
                              朋友之道
    下面转入另一个气势,看来虽在讲普通朋友之道,事实上与本篇的政治哲学和用人行政都有关联。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
    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这是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话,友直、友谅、友多闻,是有助益的朋友。第一种“友直”,是讲直话的朋友;第二种“友谅”。是比较能原谅人,个性宽厚的朋友;第三种“友多闻”,知识渊博的朋友。孔子将这三种人列为对个人有助益的朋友。另外在朋友中,对自己有害外的三种,第一“友便辟”。就是有怪癖脾气的人,有特别的嗜好,或者也可说软硬都不吃,使人对他觉得有动辄得昝之难的朋友。第二“友善柔”。就是个性非常软弱,依赖性太重。甚至,一味依循迎合于你,你要打牌,他也好,你要下棋,也不错,你要犯法,他虽然感觉不对,也不反对,跟着照做不误。用现代语来说,等于是娇妻型的朋友,可以说是成事不足,败事也不足。第三“友便佞”。这种人更坏,可以说是专门逢迎凑合的拍马屁能手,绝对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特别要当心。
    从表面文字上看来,这节完全在说友道,其实,扩而充之,以广义来讲,所谓君臣之际,领导人与干部之间,规规矩矩的讲,应该都属于友道相处才对。历史上创业的集团,主从之间,大都是友道相处。等到严格分齐君臣主从的时候,也就是快要走下坡路了。天下事固然如此,个人的事业,又何尝不如此。
    皇帝与臣子以朋友相交的例子太多了,像唐太宗与虞世南、魏征等;像宋太祖经常微服夜行,到赵普家去喝酒闲聊。在“友谅”这方面,唐太宗和房玄龄这些人都是这样,不但皇帝谅解他,他也谅解皇帝。在文学上,唐代的诗最好,就因唐太宗的诗好,等于他提倡的。可是当虞世南死后,唐太宗认为已失去诗学上的知己,就不再作诗了。虞世南也是有名的书法家,和唐太宗一同起来的干部,是早年的“秘书长”,后来也是大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任何一个新兴时代,领导人与干部之间,几乎都是友道相处。
    又如清代的乾隆,我们推开民族观念不讲,只看他的政治作为,在历史上是很可观的。一般史学家,认为清初时代的成就,超过了汉唐。最有名善说笑话的纪晓岚,就是乾隆时代的名臣,他们君臣之间,即友道相处,我们都知道叫“老头子”的故事:有一个大热天,翰林院的人热得受不了,统统脱光衣服聊天,纪晓岚人胖,更赤了膊。这时乾隆突然便服到翰林院找大家聊天,远远被发现,大家一哄而散。纪晓岚有深度的近视眼,一下子摸不到衣服,也没地方躲,就钻到桌底下去。乾隆进了翰林院,看不见人,就到处转,纪晓岚近视眼模模糊糊,看见好像有人在转,躲在桌下闷不住了,就伸出头来问:“老头子走了没有?”这可给乾隆逮到了,叫他出来问道:“你们这样没礼貌,为什么骂我老头子?”纪晓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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