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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窝在你身后的人，在这大雪地里明目张胆地追着你。可是你就算是回头也看不到他，你环顾四周，只有闪光的雪和在树桠子里随着微风在摇头晃脑的黄草。
你会听见那喀嚓喀嚓的声音，走一步，响一声。而你清楚地知道，这雪地里没有人，只有你自己。
前面是被雪砌出来的一条路，后面是你乱七八糟的脚印睬踏乱了的沟沟壑壑。这时候天上的太阳却被黑得惨淡的云片子塞住了大半张脸，周围暗了，你也觉得天更冷了；你没有办法，还是要望前走，越走那雪就越深，零零碎碎的有雪花飘下来了，你身后边的声音也越来越响；千万不要回头，不要回头，一直往前走，往前走；就算那个人在后面拍你的肩膀，和你说话，和你答茬，你也千万不要理会，快点走就好了，只是不能回头，万万不要回头！
（二）雪娃
东北的冬天，真是要冷起来，真他妈不是闹着玩的。
几场没日没夜的大雪过后，田里地上都好像乱滚了里儿朝外翻的新棉被，干干净净的，白花花抢眼的；也自然有那贪着玩没心眼的小孩被勾了来，三五一伙地在雪窝子里，铺了冰的河套上，撕撕扯扯，大呼小叫，连笑带闹地折腾打闹。有的小孩在拉拽摔打中丢掉了帽子，顾不得拣，或者根本也找不到去处，索性借着玩出来的一身热汗，继续迎着风滚趴追逐；结果晚上散了伙，回了家，就觉得自己听不大清楚人声了；进了屋子里还没等上炕，不经意一拔拉自那己坚挺的小耳朵，就有月牙形脆生生的小东西离开那不知好歹的小脑袋，啪啦一声摔到地上，砸成一小撮红艳艳的冰渣子。
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没有耳朵的小孩；但是这种描述却总在每年冬天下过雪以后，由大人们一边里三层外三层地给我穿棉袄缠围巾的时候，不厌其烦地絮叨出来；目的无非是要我警惕不要弄掉了帽子手套。有一次我还被我爷爷打了一巴掌，因为我在他给我系棉鞋带的时候撇嘴说：“我要是把耳朵冻掉了倒好，那就不用听你唠叨啦。”
巴然而在冬天里，真正能让包括我在内的小孩都噤声变脸色吓得想尿尿的，倒也不是可以冻掉耳朵鼻子手指头的冷天；而是那来无影去无踪的雪娃。
雪娃倒底是什么，至今没有统一和准确的定论。但是在老人和其它小孩子的描述中，它模糊地呈现出是一种个头很小，伸开手只能够到大人腿的，一身白毛，有着恶毒的小眼睛和一口尖尖烂牙的类似小孩的东西。据说它喜欢在大雪天里溜出来，趁风大雪大的时候悄悄地跟在人的身后面，瞅准机会，抱住小孩的腰，把他们的嘴捂住，一边朝脖子里吐冷气，一边把他们拖到荒郊野岭的什么地方，掐死；喝光血；吃完肉；再把他们的衣服扯成片丢在山里……大人的话一般它只挑那种醉鬼，或者落单的迷路的老人，也是抱着他们的腿，把他们拽进雪窝子里，嘻嘻地笑着，看他们在坑里活活冻死。
没有人真正遭遇过雪娃子，就连我们小孩子也不是十分相信这种迷信的，因为在我小的时候，电视和广播已经在乡镇里很普及了。在七巧板还有天地之间这样的少儿节目里，鞠萍姐姐还有董皓叔叔经常给我们讲各种科学常识；学校里的老师还有父母们都一而再再二三地摆事实讲道理，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鬼神，也没有妖精魔怪等等胡编乱造出来唬人的玩艺。
可是我们小孩还是半信半疑的，因为在开春的时候，从山里的流出来的河水里经常漂流有儿童的小衣服、鞋子等等；甚至在开阔的野地里，无论夏天还是秋天都时常能发现腐烂的书包、大人的裤衩……我自己就曾亲眼目睹过邻居家的老头早上的时候被人在道边的大沟里发现，他的眼睛和鼻孔里都流出黄的黑的水来且凝固成闪耀的冰条，整个人缩成了一团；后来他们家人想把他怀里的钱掏出来，就把他放在灶坑边上烤了一上午，结果神奇而又骇人的是，已经死去多时的他又伸开了胳膊腿站了起来，扶着锅台大骂他的大儿媳妇，最后咳出一大口血，又没了声音。
我对我的同伙小刚子、蔡美铃讲过好几次这事儿；但是他俩嗤之以鼻，他们和我的小学班主任一个口吻：
“你就是个爱编瞎话的小兔崽子；将来你就是个没脸没皮的骗子，被人抓去先劳改后枪毙。”
（三）课堂游戏
我承认他们讲话是有点伤自尊心，但是这不影响我们的友谊；我们在爬墙进机械厂的仓库里偷铁零件钢丝什么的换钱买糖吃这种事情上还是相当默契的，从来没有失手，也没有分赃不均彼此伤和气。而且虽然他们总说我爱编瞎话，讲话不可信；但是每次玩上课的游戏的时候，他们总喜欢要我当老师。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爸爸妈妈都是地方上有名的知识分子，家里的书虽然没人看，但是总能引起邻里街坊时不时的惊叹。我对一本叫《反杜林论》的书特别有感情，因为有一年夏天我家窗台露了雨水，把它的硬皮给泡烂了，里面厚厚的纸页被水发过，再一烘干之后变得柔软蓬松，那时候我脑袋也不大，把那书翻开垫在脑勺后面煞是舒服惬意；而且还可以用翻页的手法来调节它的高度，根据我的心情和疲劳程度来变换躺姿。时而久之，就在街道里有了这样的传说，那谁家的小谁，屁大点一个人，天天看马列著作呢；将来一定是大有出息了不得的人物！
他们的确当着我的面向我妈妈求证过，我妈妈总是能用含糊其词的话不以为然的笑使出太极手法把话题推拉开去；我暗爽得紧，虽然那些砖头巨著对我在计算多位数乘除法和默写李白诗歌方面没有起到任何实际指导作用，但是很是风光地要我们家周围的小孩在组织课堂游戏的时候屡屡把我推向了老师的默认值地位。
其实那种课堂游戏更多表现出来的是对传统学校教育的颠覆和嘲讽；而不是发自童真与自然的对知识的爱戴和对老师的崇拜。
一般来说，参加这个游戏的总是那么五六个人；在大林家柴房后面的空地上摆出小板凳，柴房的后门因为是老榆木板，呈现暗红色；一拉开就可以当黑板了，粉笔都是我们从学校里面捡来的，白色的居多，彩色的就比较稀少，但是因为总有人喜欢拿粉笔在墙上乱写乱画谁谁谁是大王八蛋之类的话，所以往往会不够用，后来有一次我妈妈见我们这群小孩实在是有品性，干脆从她的学校里搬了半箱丢在那里，因此更加奠定我在这个私立流动学校里的领导地位。
我常常沾沾自喜，我是天生的老师，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通过普通话等级考试，也不知道世界上除了语文和算数之外还有物理地理几何化学生物之类的科目；但是我却分外清楚地领会了有教无类的高尚思想，从来不拒绝幺红和她的两个清鼻涕弟弟来上课，甚至还鼓励他们举手回答问题，并不时给予表扬和赞许。
幺红的弟弟对我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那个时候他们大概四五岁，短小精悍的四肢被一团或几团混沌的物质包裹着，从他们的保护物上我可以清楚地了解出他们俩最近的饮食和排泄情况，但是就是观察不出他们倒底是以蠕动还是行走的方式在这个地球上移动的。他们俩的脸上有几个洞，放光的当然是眼睛，流出水来的应该是鼻孔——其实那也不是水，应该是一种浅灰色乳状混凝的物质，春秋比较粗偶尔会呈现黄色绿色永远平行而又匀称地挂在他们的嘴上面，能惊无险地灵活伸缩的两条——哦，我说对我一生的深刻影响就是：到今天为止，我在吃火锅或麻辣烫的时候捞起那种软软滑滑的粉条粉丝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们来……
幺红并不是这两个小死崽子的亲姐，她亲妈跟人搞破鞋跑了——还有一种说法是她爸和别人搞破鞋以后带着她跑到了这里来，但是后来我长大了一点觉得这不太现实，但是总之她爸她妈还有现在她的后妈里至少有一人曾经或正在搞破鞋——算了，不说破鞋了；幺红那时候八岁，要不就是九岁；她身上时时刻刻带着一股迎风三里地无风顶上天的，混合着植物纤维腐烂的气息，并给人以温热感和失禁感的尿骚味。她个子不高，其实绝对可以说是矮，头发剪成学校墙上的刘胡兰画像里那种，手上永远有东西：春天里的六分之一块月饼，她纂在手里没事就舔一舔，一般来说可以舔到六一儿童节；叶片黄且皱的整根大葱，要是另外一只手上有馒头的话说明她这个时候比较安全，要是没有的话，那她很可能用这个东西抽人。
或许就是这些肤浅的原因，我们一群小孩都不喜欢幺红和她的两个弟弟。
有一天我们又在上课，轮到蔡美铃当老师，无法避免的音乐课，她坐在她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小板凳上，前面摆了一块长木板假装是琴，手指头叭哒叭哒地敲在上面，人模狗样地自己唱着歌，好像是那个“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因为这个时候她是老师，所以我们要按照她的意思，她唱一句我们就得跟着唱一句。忽然间蔡美玲唉呦一声叫了起来，我们这些学生也都跟着“嗷”了一声，好半天蔡美铃且羞且怒地转过头，伸出手指来，原来她是被木板上的毛刺给扎了，她马上用自己那红艳艳娇滴滴的嘴唇咬住了自己那粉嫩嫩水灵灵小葱一样的手指头，含着吮着，想把那木头刺给吸出来；这时候她的心情一定很是不爽，那从小就泛着狐狸骚的小眼睛一下子就瞥见了在班级，确切地说，是在人堆里，最后面几乎靠近大门口的角落里的幺红，和她的一个弟弟。
蔡美铃习惯性地咬了咬牙，喊了一声，妈了个逼的，然后就摇晃着她粉装玉砌的脑袋挥舞着一根小木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