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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最后一段独立生活很快适应了，真正的困难还是在学业上。这毕竟是英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啊，想糊弄是糊弄不过去的。难点在两方面：一是论文水平，二是语言。英国教育是很讲究的。大学以前的教育相对比较宽松，大学以后开始体现精英式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博士生教育是相当严格的。研究生重点在于要把指定领域的所有学术观点搞清，能清晰地阐明各派观点的异同就好了；而博士生的关键是一定要创新，即一定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的论点，并且是十分有根据的。我是学测绘出身的，在国外搞GIS已经跨度很大了，现在做的题目是“大比例尺地图的自动概括”。地图概括的工作一直是由有经验的人来完成的，在从大比例尺地图到小比例尺地图的转换过程中，不是简单地缩小比例尺就行了，而是要做删除、简化、合并等处理，有些还要夸张处理。这些工作由有经验的人来处理是不难的，眼睛一看就能判断出如何处理。可是这个工作由计算机来处理，就变得无限困难。实际上，我研究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跨进了人工智能领域。一个有趣的事是，当时谭铁牛在计算机系做机器人项目，在图像处理方面要用到很多摄影测量的知识；而我在地理系做地图自动概括，要用到很多人工智能理论。正好都交叉到对方领域中，所以我们有时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
在我们这个专业里，做同等课题研究的一般是同时具有地理（或地图）和计算机的理论基础，像我的导师盖瑞。罗宾森（GaryRobinson）就是地图和计算机的双料博士。而我的计算机知识基本上是自学的，在国内原单位搞科研时，搞过单板机的汇编语言和PC的BASIC语言。就凭这点基础，对计算机有些初步的认识。到了国外，我所在的里丁大学地理系是欧洲遥感研究中心之一，设备之先进令我咋舌。在国内只摆弄过PC的我，在这儿要使用DEC小型机、SUN工作站，编程要用C、Oracle、Prolog等各种高级语言和数据库语言。好在前面有点基础，这些东西从头学，总能学会。另外要读大量的本领域的论文，掌握以往的研究进展和目前的最新学术前沿，思考自己的突破点。经过近三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突破：我研究出一种特殊的算法，能解决大比例尺地图中规则图形的自动概括问题，这是以前没有人研究过的课题，论文发表后在本领域引起关注。
如果说学术水平的困难经过努力还能克服的话，语言的困难就是另一座山。我也不知为什么，语言能力不强，这我在大学时代就发现了。中学时我的英文基础还可以，一上大学经过考试就进入快班，可是几年下来，一些慢班的同学已经明显地超过了我。为准备出国，学外语也下了些功夫，经常听着英文磁带就睡着了。后来勉强通过英国使馆的考试，但是自己知道外语一直没怎么过关。在英国做论文，至少写得要像那么回事啊，这道坎可是费了大劲了。开始时写的论文，导师根本看不懂，打回来让我重写。我只好求太太（她是北外毕业的）帮我改，导师也帮我改，这样一遍又一遍地改，后来论文总算像点样子了。
从1994年3月底回来的几个月时间里，主要就是充实和修改论文。那些日日夜夜真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每天从早到晚就扎在实验室里，早上面包，中午三明治，晚上自制便餐。这样干了近4个月，论文总算有了眉目，导师也认为差不多可以提交了，论文答辩日期也定下来了。
1994年7月18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将决定我在英国几年的留学生活的结果。英国的研究生以上学位有两种获得途径：一种是通过学习课程（ByCourse）、再通过考试获得的；另一种是通过研究课题（ByResearch）、再通过答辩获得的。两者的主要区别是：ByCourse毕业的可以做教学，ByResearch出来的只能做研究了，我是属于后者。按照规定，博士论文答辩要有两位考官，一位是本校的，另一位必须是外校的。我的外校考官是威尔士大学的一位GIS领域的著名教授，很多GIS领域的研究论文都出自他或者他弟子之手。那天答辩我尽管有充分准备，但还是很紧张，总算磕磕绊绊地阐明了我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创新点，接下来就是提问。好在两位考官并没有太难为我，问的问题基本在我预想的范围内。从考场出来，汗差不多把衣服都湿透了。最后一关是考官们要讨论，决定是否能够通过，那段时间是最难熬的。我导师也在里面，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大概过了有一个小时，各种思绪在脑子里乱飞，像过电影一样：刚来时利用假期打工，第一个月的收入先买了一部二手车；随后是到牛津理工大学做访问学者；再后来是来到里丁大学先做学者，做出一些成绩后导师帮助争取到奖学金，才正式开始读学位；现在面临的是几年吃的苦是否有结果。最后在我等到几乎已经绝望的时候，他们叫我进去了。原来我的导师跟考官聊上天了，大概忘了我还在外面等结果呢，最后突然想起来了，才叫我进去，他们不知道我在外面已经快急疯了。随着考官祝贺的话，我知道我的论文通过了。说实在的，后面他们再说什么我已经听不进去了，对我最有意义的是我的论文通过了，我拿到博士学位了。
后面的半个多月里做的都是些事务性工作，论文装订印刷成册，交割各种文档。此时我的心早已经飞回到国内，好像什么都拦不住了。
办公司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当我在国外最后冲刺博士学位时，我太太已经在筹备建立公司的事宜了。起名字、工商注册、找办公地点、买家具和办公设备、资金到位、办合资手续，每件事都不容易。等我拿到学位时，事情已经办得差不多了。我回国后，很快就坐到总经理的位子上去了。总经理的位子好坐，要真把业务做起来可没那么容易。我和太太都没有做企业的经验，全凭着一股“朴素的阶级感情”办事，像小孩学步一样起步了。
第1章初进联想第3节创业
20世纪90年代初，回国创业的“海归”的确很少。中国人从清朝末年利用庚子赔款开始有组织地出国，可以说是前赴后继，从未中断过，但总的说是出去的多，回来的少。对于回国，有人做过系统的总结：中国人回国潮分成五代。第一代是孙中山、严复、秋瑾等；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为第二代；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华罗庚属第三代；20世纪50年代前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的宋健、李铁映、叶选平为第四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出去的为第五代。在第五代人中，开始基本都是在教育界、学术界，像比较著名的有陈章良、谭铁牛等。回来直接做企业的还真是凤毛麟角。大规模的回国创业潮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特别是“互联网大潮”引发了海外中国人回国的高潮。但是回国潮随着“。”泡沫的破灭也有所减弱。
虽说我们没做过企业，可是起码的为人处世还是懂的，前期凭着我们的一些人际关系和良好的人际界面，居然很快打开了局面。记得第一个项目是给广东的一家大型国企做的，那位老总居然出机票、包食宿，把我们请过去谈。最后签约做项目不算，还开车拉到深圳吃喝玩乐了一大圈。我们的商业生涯就是在这种“友好”的气氛中开始的，一年多的时间，我们也做了几百万元的项目，公司很有些起色。谁知生意上的顺利潜伏着人脉上的危机。
外方的股东毕竟是多年海外闯荡的生意人，一方面是想扶持留学生回国创业，另一方面还是有点不太放心，总想有个他熟悉的人帮他看着点。他在青岛有个远房亲戚，一直帮他打理国内的一些事，第一次回国就见过面。公司成立后，他总想把此人安插进来，但那是个快退休的国企职工，没有什么特长，我们一直不愿意他进来。这件事拖了很长时间，本来拖下去也就没事了。可是后来的一件事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此事。公司运作半年后，工商局开始验资审查，而外方承诺的第二笔资金迟迟不到位。在我们一再催促下仍不到位时，我了解了外方的真实意图。没什么可说的，立刻操办那个亲戚进公司的事宜。果然，他进来没两天，资金就到位了，真是立竿见影。人进来了，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吧，我想大不了养着个闲人就完了。没想到此人可真不是省油的灯，自打进公司那天起就没有消停过。事后反思他的动机是件有意思的事：此人好像是中专学历，毕业后就进了青岛某国营企业，一干就是几十年，一直没得到什么重用，“文化大革命”时好像折腾过一阵没有结果。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人启用过他，这次他认为是时来运转，上帝总算给他一次机会了，他要好好利用一下。在这种动机下，他是上蹿下跳，在员工面前一会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