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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死了的或者快要死了的历史集中起来，活在博物馆。人家送我一本北京博物馆套票，八十元，可以逛上百个博物馆。我心里流淌着口水，幻想着有时间休个无比悠长的假期，和懂明清家具的老大逛紫檀博物馆，和懂书画的老大逛故宫博物院，和懂青铜瓷器玉器的老大逛国家博物馆。一个上海人问，总说北京有文化，这些博物馆，多数北京人连名字都不知道，别说去过了，你一辈子也不一定都会去一遍。我说道理很简单，最奢侈的不是实际享受了多少，而是有享受的权利和自由，所以手机才具备摄像和看电影的功能，所以中年男人才会羡慕皇帝的三宫六院。
我想，就像一把茶壶，茶叶在茶壶里泡过一段时间，即使茶水被喝光了，即使茶叶被倒出来了，茶气还是在的。北京是个大茶壶。太多有权的有钱的有性情的人像茶叶似的在北京泡过，即使权没了钱没了性情被耗没了，即使人死了，但是人气还在，仿佛茶气。鬼是没有重量的，我想，死人的人气也不会很沉吧，沙尘暴一样，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飘浮在这座城市上空。复杂丰富的城市里，活人也变成鬼，熟悉过的老大，喜欢过的姑娘，我对他们的记忆如同可吸入颗粒物，天空灰蒙蒙的，载我的出租车开过华威桥，一个恍惚，我听见一个老大的声音：仔细看看这个白玉鸡心，拉丝对不对，游丝纹对不对，是西汉的还是宋朝仿造的？你再仔细看看。我听见一个女声在唱：“晚霞中的红蜻蜓你在哪里啊，童年时候遇见你，那是哪一天？”
彼何人哉？
判断对一个城市熟悉程度，我有一个自己的标准。比较熟悉就是我知道这个城市里什么地方有好吃的，我知道什么地方的酒又好又便宜。很熟悉就是城市里最好吃的馆子，老板或者老板娘是我的朋友，喝多了有人送我回家或者去医院。极其熟悉：城市里最好吃的馆子，我去了，老板或者老板娘会自己下厨房，炒菜上桌子，老板和我干第一碗酒或者老板娘看着我夹第一口菜，喝到极高，送进医院，急诊室门口有四个以上的医生弟兄等着看我的熊样。
如果这样分类，我极其熟悉的城市，只有北京。
一个上海人较真，在上海成为经济首都之后，说，有了经济实力才能谈得上文化，问，北京是文化首都，凭什么。如果逛一下北京的夜店，听听聊天，了解一下夜店里的人，就很容易明白。北京集中了全中国百分之五十以上顶尖的文学家、画家、雕塑家、音乐家、歌手、地下乐队、演员、摄影师、建筑设计师，走进一个这些人常聚集的去处，随便就看到一个横断面，有的已经成名了，有的还在混，成名的，不一定有才气，但是的确努力，在混的，有的才气浓重，在眼睛里忽明忽暗缭绕盘旋。我看着那些刚出道的才情浓重的人，我知道这些人中，必定有一部分会在某种程度上不朽，尽管这些人现在可能还汗味浓重鼻毛悠长，还没找到合适的表达方法，还没用过信用卡还不会说纯正的普通话，就像我在斯坦福大学的棕榈大街上，听那些话都说不利落的毛头小伙子聊他们的创业计划，什么血管生长素抑制因子治疗肿瘤，什么dna芯片，我知道这些人早晚会创造出下一个辉瑞和惠普。在北京的一个桑拿天里，我蹭票在工体听了许巍的第一个个人演唱会，他唱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嗓子就劈了，声音锉刀一样割耳朵，唱到最后，他终于撑不住，哭了，他一定想起他来到北京城这十几年，多少人没有混出来啊。坐我前排一个女孩，浑身打了无数的洞，穿了无数的金属环，挥舞着荧光棒，喊，许巍，我爱你。我心里想，又一个小混混，混出来了。
有个美国知识分子说，北京最像纽约，上海不像，太不像了，有股票交易市场又怎样。在北京和纽约，一个人必须非主流才能入流（you have to be out to be in），而在上海，这个人必须入流才能入流（you have to be in to be in）。我们在东三环靠近农展馆附近有个食堂，没有名字，没有霓虹灯招牌，水泥地，水泥墙，金华土菜。艾未未的设计，招牌式的冷静干燥，没有多余的一点零碎。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影响了我的上半生，艾未未说，人不应该追求快乐生活，快乐就像糖一样，只是人生的一种味道，这句话我时常想起，或许会影响我后半生。在食堂里，我见到各种非主流的人：有自闭症嫌疑的小提琴手，说话从不看人眼睛，从脸上看不出年龄，酒喝到老高才放开些，死活让我叫她舅妈，她出的唱片上全是外文，据说她是国内第一把小提琴，男的女的都算上。有二十年没写东西了的作家，对古玉和旧家具的见识远远在对文字的见识之上，从小到大，唯一做过的一份正式工作就是在作协当他爸的秘书，他爸早就仙去了，他还一直是他爸的秘书，每月从作协领一份工资。有满头白发的老诗人，没有工作，娶了80后的姑娘，姑娘的爸爸比他小两岁，叫他大哥，他还贷款买了房子，还生了胖儿子。老诗人常劝我，别眼馋，80后的嫁给了他和杨振宁，再过两年，90后的就会看上我，一拨一拨的，耐心等待，别着急。总之，除了我，基本没有见过一个需要朝九晚五穿西装打领带上班的人。唯一的例外是一个税务局处长，快五十了吧，一天喝多了，反复念叨，他应该快升副局长了，他辛辛苦苦啊，副局长牛啊，没完没了。一个姐姐平常总是微笑着，喝很少的酒，吃青菜，终于忍不住了，说，你有完没完？我老爸进政治局那年你中学还没毕业呢，又怎么样啊，现在还是天天傻子似的看《新闻联播》，测血糖看糖尿病好点没有，雍正皇帝用的第二任宰相是谁啊，有人记得吗，我看你还是省省力气吧。
一次喝多了一点，借着酒劲拨我初恋的手机，问她在不在食堂的附近，有没有开着车，可不可以接我回家。她的车开得又快又稳，我说北京开始没劲儿了，出国的出国，去上海的去上海，生孩子的生孩子，一桌麻将都凑不够手了。她说，哪儿那么多要求，北京至少还有人驮你回家去。她还说，给我带了明前的新茶，今年雨水大，是小年，让我将就喝，如果敢先喝别人送的，就腐刑伺候。
二十七岁之前，我没出过北京，第一次坐飞机，就飞到了旧金山。之后四年间，飞国航，积累了三十五万公里里程，我想，我算是脱离北京了吧。但是偶尔在南方遇到风沙，摸到腰里拴的红山青玉鹰，见到白发的诗人或者收到我初恋的短信，问，最近如何？我楼下的马路就恍惚变成东三环，天边就隐隐压来沙尘暴。我想，我无处可逃，就像孙悟空飞不出如来那双肥厚的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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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红灯青烟里的阿姆斯特丹
传说中，坏人们坑蒙拐骗偷，为的是吃喝嫖赌抽。现在，全球化了，吃喝到处都有，麦当劳、星巴克。赌博合法也不新鲜，2006年澳门博彩收入超过了拉斯维加斯。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边境上，赌场到处都是，吸引中国赌徒，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了边防军。中国西部的口号是，给我一张博彩牌照，还祖国三个浦东。但是毕竟时代进步，不是万恶的封建社会了，合法嫖抽的地方，世界上还是少有，所以在去阿姆斯特丹之前，周围的坏人们再三叮嘱，要逛红灯区、咖啡馆（coffee shop）、凡·高和伦勃朗的博物馆，要吃意境仿佛臭豆腐的当地奶酪。红灯区就在中国城西边儿，官方地图上清晰标注个大红圈，说是充满餐饮和夜生活。咖啡馆主营大麻，临街窗户上各国文字，基本意思是“恍如天堂”，最好的几家里，有尼泊尔、云南和加拿大当年最好的大麻。
会议最后一天，下午三点就提早散了，从酒店窜出去看荷兰人民。
阿姆斯特丹古城运河纵横，据说不是像通惠河、什刹海那样为了漕运而是为了排水。绝大部分城市在海平面以下，房子建在石木支柱上。排水需要极其精细，台风来了，排少了，地下室和一楼进水，台风过去，排多了，石木支柱暴露于空气，氧化膨毁。沿着运河，两岸联排三四层小楼，细方红砖，密不容针地争夺向水的面积，同时形成街道。向水的一面统一开长方大窗，大窗又被细木窗棂切成小的正方形，窗户的面积几乎占了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楼顶都尖，雕花，狮子绵羊之类，都嵌个牌子，“1668”、“1781”等等，表示楼的竣工年份。牌子上面都有一个憨实的挂钩，据说有两个用途，一个用途是吊运大件家具电器。楼梯太窄小，百年前也没有能塞两个金喜善的韩国双开门冰箱；另一个用途是吊运八十岁以上腿脚不灵便的老头老太太。楼里没有电梯，百年前也没有几个八十岁还赖着不进天堂的老人。小楼和河岸之间，树木划分机动车道和自行车道，多银杏和香樟。机动车基本开不起来，自行车更加得意。荷兰姑娘身高平均一米七，皮白刺青，乳阔腰仄，骑在老式二八车上，比机动车还快，金黄的头顶几乎和路旁的银杏树一样高。运河里多游船，小的装三两俊男美女老流氓，大的载满各地游客。大型游船一定是定制的，满客后，船高刚好矮过运河上砖石桥半寸，船长刚好能在最宽的河面上掉头。河边有长木椅，坐着看对面的楼房，楼房里的窗，窗里隐约的姑娘。虽然河面只有二十米，但是毕竟是山水相隔，觉得对面的姑娘竟然有些遥远。北京城里基本没河，也没河边木椅，但是年少时候一样在三四层的板楼下，坐看楼里的窗，窗里的姑娘，平静的时候带着一包前门烟，不平静的时候带着一瓶北京啤酒。她知道我在吗？她不知道我在吧？知道又怎么样呢？楼周围没有银杏和香樟，槐树上有叫吊死鬼的虫子，杨树上有知了。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