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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写作。高考之前，写过一个长篇小说，记录我对班花的意淫，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是意淫出来的，所有的思想都是真实的。十三万字，四百字一张的稿纸写了三百多页，然后寄给一本叫《中学生文学》的杂志，然后那家杂志就倒闭了。之后，把码字这件事忘记了十年，在第二次连续十四天梦见班花之后，在班花说早孕试纸测试阳性之后，我的手指开始跳动。我打开电脑，文字像小鱼和小虾米一样，顺着水流，沿着手臂到手指，再从手指蹦跳到键盘和屏幕，于是天暗下来，屏幕的池塘里雨打残荷。我想，忘不掉的，就是命吧，必须写出来的，就是责任和使命。
穆罕默德对信徒说，他能让山走到他面前，喊了三次，山他妈的不过来，默罕默德就走了过去。老婆是命，写作是命，他们如果不走到我的面前，我就带着鲜花、戒指和手提电脑走过去，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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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食色
两千五百年前，告子讲：食，色，性也。中国人伦理观念的基调就定了。
第一，作为探讨人和人之间以及天和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学，主要两个内容：食和色。食，讲工作，如何看待食，如何协调同事以及上下级的关系。色，讲生活，如何看待上床，如何保证生殖成功，子嗣繁衍。
第二，伦理学的基调是，食色性也。不肮脏，不可耻，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老百姓需要的，皇上不禁。两千五百年前告子的理论和今天的生物学理论一致。对于生物体，生存是最大道理，吃饭，是为了个体生存，上床，是为了种群的基因生存。百年后，老张的血肉筋骨归于尘土，基因还在市面上流转，基因编码蛋白，蛋白聚合成眼珠子，小张眼珠子里的瞳孔看到大奶和大钞而放大，和上辈子老流氓的瞳孔并无不同，这就是常人实现不朽的形式和佛经说的转世。老天爷编写人性操作系统的时候，认定人性的最终驱动力是让个体基因存在下去的概率最大化。为了生存，可以六亲不认，无法无天，有奶就是娘，大奶是大娘。
中国人的工作观，比较简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做事要讲规矩，年轻人要学会等待。但是对于到底规矩是什么，两千五百年来，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直接总结过一二三四。只是明确了做事的态度：敬，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明确了做事需要达到的效果：和，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只是明确了做事过程中要把握的两个原则：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两千五百年了，中国人一直在用这一套工作伦理，不清晰，但是实用。理论太清楚了，流氓的种类太多，混账事情的种类太多，不能套用，不实用。两千五百年过去，即使现在中组部选拔特大型国有企业一把手，把上千亿的国有资产交给某个五十来岁一百多斤的胖子，仿佛两千年前，秦王把全国一半的精壮男子交给王翦去灭楚国，用的不是平衡计分表（balanced；score；card）或者关键业绩指标
（kpi），用的还是大拇指原则：这个人可不可以托三尺之孤，寄千里之命。
中国人的性爱观，是比较矛盾的。宋明以前，乐生，人活天地间，顺应自然，尊重人欲。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没有影院，天黑了后，农民们喝几杯自酿的米酒，院子里和自己身体里的虫子都在鸣叫着，于是彼此娱乐各自的身体，缓解一天的疲劳，制造新的劳动力量。城市里的文人和官员到青楼和寺院，做诗饮酒，商议国家治理边防漕运。歌妓和女道士比花还香艳，穿戴着当时最先进生产力制造的绫罗绸缎和金银珠钻，吟唱着“浮沉千古事，谁与问东流”，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文化水平。在自然规律面前，孔丘自己也无可奈何，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即使孔丘本身也是这种性爱伦理的产物，《史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丘野合而生。到了宋明，国力狭促，理学盛行，讲究灭人欲，存天理。不是你老婆，看一眼都是不道德的，想一下都是罪过。有个笑话讲，一个理学信徒一辈子不上街，因为人上街则淫具上街，带着淫具在街上溜达，天理何在？“文革”时候，情况类似，衣服只有绿色和蓝色两种，偶像只有毛主席一个，男女手拉手，就是耍流氓。改革开放之后的性爱观，介于宋明之前和宋明之后的中间。白天在街上手拉手的还是很少，ceo们也基本都有老婆，但是中国二线城市以上，汇总起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色情业，这些服务产值由于没有包含在官方统计数字中，中国的gdp被严重低估呢。一天中最有效率的时间是在这些地方度过的，最重要的业务也是在这些地方谈成的，一个ceo教导我说：“在中国做生意也复杂也简单，复杂到拜佛不知道庙门，简单到abc、烈酒（alcohol）、美女（beauty）和回扣（mission）。”
ceo们最近的潮流是每年去寺庙里上上香，吃几顿斋饭，住几天斋房，忘掉abc，养肝固肾，想想公司未来三五年的战略和组织结构。有个老总上完香之后，问过我一个哲学问题：“一个人应该用一生去明白欲望就是虚幻呢，还是用一生来追求一个又一个欲望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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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 文章千古事，七十尚不知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人心如城市，到处是挖坑刨路、暴土扬烟地奔向小康和现代化。普遍而言，浮躁时代中最浮躁的是媒体和评论。电视和电脑，两只老虎一样吞噬闲散时间，做评论的全然不占有资料，闭着眼睛一拍脑袋，就开始像北京出租车的哥一样，指点江山，说谁谁谁是朵莲花谁谁谁是摊狗屎。
真正的文学用来存储不能数字化的人类经验，是用来对抗时间的千古事，总体属阴，大道窄门，需要沉着冷静，甚至一点点没落。文章再红，写字的人上街不需要戴黑墨镜，书再好卖，写字的人进不了《财富》杂志的富人榜。浮躁的媒体和评论中，最没想象力的就是文学媒体和文学评论。雌性写字的，眼睛和鼻子基本分得开，就是美女作家，胸比b罩杯大些，就是胸口写作。雄性写字的，裤带不紧风纪扣不系，就是下半身写作，有房有车有口踏实饭吃，就是富人写作。进一步演化到近两三年，这些名词都懒得想了，1960至1964年生的，就是60后，1976至1979年生的，就是90后，1980至1989年生的，就是80后。
文学其实和年纪没有太多关系。
科学讲实证，宗教讲信不信。科学和宗教之间是哲学，在脑子里在逻辑里讨论时间和空间。科学、宗教、哲学的侧面是文学，在角落里记录人类经验，在记录的过程中抚摸时间和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作家是巫师，身心像底片一样摊在时间和空间里，等待对人类经验的感光。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和年纪没有太多关系。有写字的，二十岁前就写完了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之后再如何喝大酒睡文学女青年，身心也变不出另一卷底片，于是用漫长的后半生混吃等死。也有写字的，度过了漫长的吃喝嫖赌抽的青春期，四十岁之后，发稀肚鼓，妻肥子壮，忽然感到人生虚无，岁月流逝，心中的感动如果不挤出来变成文字，留在身体里一定会很快从正常组织变成肿瘤，再由肿瘤变成癌。按十年一代这么分作家，还不如按其伟大作品的数量分，同样简单，但是更加深刻，比如分为一本书作家，两本书作家，和多本书作家（也就是大师）三类。一个作家一定有一个最令他困扰最令他兴奋的东西，和年纪无关，他第一二次写作，所挖掘的一定是这个点。这个点，在王朔是世俗智慧，在余华是变态男童，在劳伦斯是恋母情结。所以一个作家的第一二本书，可能不代表他最成熟的技巧，但是基本代表了他百分之五十的文学成就，王朔飞不过《动物凶猛》，余华飞不过《在细雨中呼喊》。在从一本书两本书作家向大师过渡的过程中，王朔用《我是你爸爸》窥见了一下所谓不朽的“窄门”，然后就办影视公司去了，余华在十年努力无法通关之后，转过身，以《兄弟》头也不回地向速朽的“宽门”狂奔。d。h。劳伦斯肺痨缠身不久于人世的时候说，他自己的一生是个异常残酷的朝圣之旅，我想起《虹》，想起《恋爱中的妇人》，黯然神伤，鼻泪管通畅，泪腺开始分泌。
如果硬扯文学和年纪的关系，文学是“老流氓”的事业。不可否认天才少年的存在，偶尔嗑药间或高潮，被上帝摸了一把，写出半打好诗半本好小说。但是更普遍的情况是，尽管作家的气质一直在，理解时间，培养见识，还是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接触一个美女，被先奸后杀始乱终弃，是你倒霉，总结不出什么。接触第二个美女，又被先奸后杀始乱终弃，还是你倒霉，这两个美女是亲戚。接触第三个美女，第三次被先奸后杀始乱终弃，样本量有了一定统计意义，你可以归纳说，美女都是貌如天仙心如毒蝎。时候不到，胡子还没长出来，自然不需要刮，自然不知道刮完后的那种肿胀，也无从比较那种肿胀和早晨醒来下体的肿胀有什么异同。还没到四十多岁，胡子还没有一夜之间变得花白，秋风不起，自然很难体会岁月流逝。文章憎命达，等待劫数，等待倒霉，婚外恋，宫外孕，老婆被泡，孩子被拐，自杀未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