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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多没见这些伯母们，见面之后明显地发现她们老了。你妈妈爸爸还好吗？哥哥们都好吗？庄伯母终于忍不住了，她望着挂在墙上烫金的西洋相框问我。西洋镜框中的母亲穿一件无袖细花旗袍，手里拿着一副羽毛球拍，她站在窗前，阳光束紧后投在她身上，显得她格外地明亮，秀丽。
一朵寒鸦砉的一声从我的窗台上挺直飞起，死缠的月光让它的羽毛变蓝变软，月光照不到濠沟，更何况一条流动的濠沟。我说塞外比这儿冷多了，没人穿短袖衫。我说塞外的月亮又肥又厚，带着一圈黄晕粘着一层黄油，城里的月亮薄得纸片儿似的，又白又小。伯母们或许知道一场暴雨冲出的深沟还淌着激流的余波，或许明白乌云远比碧天离我们更近的事实，甚至在与我告别的时刻，谁都没有说一句让我到她们家做客，到她们家玩玩的客套话，她们要走时突然显得很慌张，都是一副家中油锅着火了的焦急，我除了把门打开，还想把墙推倒，因为呼呼刮着的夜风把桂圆皮颜色的老窗吹得咣当咣当响，随我一起把客人们赶紧送走的还有那棵与楼一样高大的桉树，它不停地摆动摇曳，犹如幢幢鬼影，透过这些轻盈鬼影，影影绰绰地可以看到窗北前方那座时而呈墨绿色，时而又呈瓦蓝色的花房已经废弃。
不知哪位伯母把人走关灯的习惯带到了我家，走时，把客厅的百合花型吊灯给关了。黑暗的屋子给了我不可抗拒的命令——一直黑下去吧，我竖起耳朵听到了最微弱的命令的余音，它和桉树叶声混在一起，一如漫山遍野的荒草和荒山混在一起。
我站在胸宽的窗台前，摸到了镍币厚的尘土。此前，当我把砖红色印有金色铃兰及松果的西班牙窗帘拉开时，尘土哆嗦着纷纷落在了我的手上，尘封三年的家有一股浓郁的潮霉味道，我闭上眼睛，吮吸着家的味道时，感受到了譬如你找到了一根羊毛，也就找到了漫山遍野的羊群的悲喜，泪水从我的睫毛下走了出来，我顾不得去揩……后来，我两腿岔开，姿势不雅地坐在了沙发上，看着空空如也的茶几，看着瓦蓝瓦蓝的夜雾冉冉下沉，看着窗外星星点点迷人的灯火纷纷熄灭……
七年前的某一天，我坐在一溜斜升上去的围墙的顶端，双脚磕打着灰白疏松的墙皮，无聊地叼着一根草棍，懒洋洋地四处张望。
正是傍晚，太阳被莼丝千缕般的积云纠缠不已，散乱的光芒懒懒软软颓废了下去。我骑跨在丈余高的围墙上，紧挨着这条足有百米长的有坡的柏油马路。父亲用车推着的那位阿姨逐渐走近我的视野：天啊，阿姨漂亮死了。她是谁？父亲驮着那个穿着白底蓝花中式罩衣的阿姨从坡底朝上走着。父亲的自行车在夕阳下显得精小，银光晃晃。父亲面朝东，正对着我，坐在后坐架的阿姨头低着，那条老粗老粗的大辫子斜搭在胸前，辫梢儿颤颤悠悠扫拂着父亲的右胯。父亲执把，吭哧吭哧往上推时，还回过头，与那位阿姨说着什么。我顺着围墙，骑马蹲裆般地尽量猫着腰朝下滑。漫天翻卷的积云发出呜呜不怀好意的声音，我迅速地一跃，从围墙蹿到那棵槐树上，哧溜滑下来，撒丫子往家跑。
半路上，我被薛施叫住了。
薛施递给我一个槐花扎的花环。我刚刚戴上，她又反悔想抢回去，一个扯，一个拽，花环呜呼哀了哉。薛施不依不饶让我赔，我只有踹她一脚丫子后马上逃离。
进了家，母亲的留言压在梨花木雕花圆桌的玻璃杯下面：吃完鸡肉粥，来内科病房找我。她的字瘦瘦斜斜，想见是情急之中匆匆留下的。
横穿马路时，又闻到了臭鸡蛋的味道。医院的左边窝藏着一家蛋制品厂。所以，臭鸡蛋的味道如同候季迁徙的燕子，秋去春来，捱到夏天犯猖獗。我捏着鼻子走进医院，看门的孙大爷让我叫他一声好听的，还说若不叫他，他就向我母亲告发我偷摘桃花、青杏，剪断浇水管、捅破纱窗等等事情。我叫孙大爷一声亲亲的老麻雀，你小子不知道我是牛筋弹弓，我是汽枪吗？呆瓜！孙大爷的衣着像古朴的庙宇，追逐时，古朴的庙宇就追不上我，我咯咯笑着躲闪，灵活地跑上台阶的一刹那间，看见台阶上支着一个黑板牌子：今天下午三时，在红屏房召开华北地区结核病防治会议。我想都没想，就用手指把“三”抹去了两横，意犹未尽，我又把“屏”字抹得只剩下个“尸”，闹得黑板牌子如下模样：今天下午一时，在红尸房召开……孙大爷没从我的坏笑中洞察秋毫，喘着说淘小丫，等我捉到你，非把你胳膊腿一齐卸下来……黏黏乎乎，穷追不舍的臭鸡蛋味道被刺鼻的消毒水味道取代了，可随着推门时迎面涌来的一股凉气，让我想起了父亲和那位阿姨。
一种非同寻常的担心是我在大厅里见到一位用黑黑窄窄的脏手捂着脸，盘腿坐在枝形大灯下的老太太引起的。她的指缝里，就像松树皮裂缝中的松胶，闪烁着泪珠。这些年，我老梦见标本室里形形色色千姿百态的肿瘤们挣脱了10％福尔马林药水的束缚，快速膨胀，嘁哩喀喳撑破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玻璃器皿，龟一样或蛇一样蹒跚或冰冷地爬上我的脚背……经过标本室的甬道时，眼前是肿瘤标本；或玫瑰灰，或浅芦苇绿，或深鼠灰，淡蜜黄，翁鸟蓝，银鱼银，鸽蛋斑，泥螺青等等，薛施的母亲昨天刚带我看过，包括钴镭室那间蘑菇圆的白果色的大房子。恍然间，我想起那位漂亮得不得了的阿姨脖颈上紫丁香花般的出血点和苍白的面色——一块渐渐冷却的钢板，颤动着微微的寒意，父亲与那位阿姨的关系，如同阳光永远无法照到的放射科暗室，流动着黯深的神秘。
我知道阳坡上缠绕着蒿草的牵牛花也紫蓝蓝地纤弱、娇嫩，可它几乎没有一点儿分量。我走过挂着一盏盏浅荷色壁灯的妇产科，转身上楼时，楼梯的扶手上有一只硕大的灰蛾子没头没脑地瞎扑腾，绕着我脑袋的还有另外一只苍蝇，我捏着蛾子的翅膀，它身上的磷粉迷了我的眼睛，搞得我的眼睛又涩又麻，鼻子也有点痒。
当我来到内科病房，见到母亲时，那位阿姨刚刚咽气。在四壁墙孔似乎可以渗透出白蒙蒙蜃景的抢救室里，氧气瓶那湖水蓝的漆皮被磨砂的顶灯折射出幽幽的冷光，而父亲不知了去向，偶有一两个护士进来恭敬地朝母亲耳语。母亲抬起头，扫了我一眼，责怪地问我去哪儿了。我支支吾吾说我买《康熙字典》去了。
母亲像剥枕头套似的，一手拽着阿姨的胳膊，另一只手剥掉了阿姨的衣服。当母亲用不停地冒着热气的一盆水为阿姨擦拭身子，先是手、胳膊、脖颈、前胸后背、腿、脚。又打来一盆热水为阿姨洗脸，包括耳朵、鼻孔时，我忍不住用手指触蘸那盆水，嗷——那盆水冰凉刺骨，我忍不住叫出声来。
寒气是如此地静谧，阿姨身上那一朵朵紫蓝蓝的水仙花瓣大的出血点纷纷从青白的肌肤下面鼓出来，劈哩啪啦地怒放。阿姨死了？我不放心地追问。
母亲告诉我患者因急性白血病引发颅内大出血死亡。母亲让我找一把梳子来。我站着没动。母亲又重复了一遍。我不说拿也不说不拿，只是定定地看着母亲那像开着紫色小花的蓟草梢上闪着火焰般的眼睛。数小时前，阿姨的大辫子还不停地蹭着父亲的大腿，我不想让母亲给那位阿姨梳头，我眼巴巴地瞅着门口，背对着死去的阿姨和母亲，期待着父亲的出现。
父亲是过了若干天后出现的，他陪着三两个男女，去了太平间。我嚼着盾牌形状的奶油香草饼干也蹦蹦跳跳地去了太平间。他们对父亲甚为客气，倒是父亲对一位男的态度恶劣，一个劲儿说耽误了，耽误了。
槐花依旧开放，一股令人昏沉的馨香无处不在。槐花开得紧凑、专注，甚至有些亢奋。槐花开到饱和的程度，就不像一只只洁白的羔羊侧卧在树枝上酣睡，而像堆弃在供应室的一筐筐纱布脏兮兮的。阿姨死后，父亲似乎对任何事情都懒得多费口舌，沉默阴郁。当他表示威言和不悦时，先用眼睛盯我，后用鼻孔哼一声。刚开始，家里不过徐徐注入一点萎靡的气氛，日子久了，一家人变得比向日葵还沉重，都耷拉着脑袋。
我出生不久，父亲去了北大荒。我和母亲、四位哥哥生活在“中国强”。母亲说父亲回来休假，叫阖家团聚。我说父亲多余，有没有没关系。你和他离婚算了。我说这话时，刚从小铜床上下来，怀中抱着一个穿荷叶花边围裙的大棕熊。母亲和父亲正靠在床背上研讨为什么五个孩子数我最馋、最懒、最能撒谎最能惹祸，最能偷吃且死不认账的问题。父亲严肃指出我的刁蛮顽劣是母亲惯坏了的结果。我屡次三番怂恿双亲离婚一家人早已习以为常，但当着父亲面坦言却是头一次。该掌嘴了！母亲的声音不大却格外严厉。正咕咕刷牙的四哥揪着我的耳朵，骂我二不愣子。我纠正说我是五不愣子，我还说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三哥问我“他”是谁，我说当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