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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灯》 当时研究系报纸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日创刊。驳吴宓的文章,指甫生写的《驳〈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一文,载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学灯》。吴宓(1894—1978),字雨僧,陕西泾阳人,曾留学美、英、法等国,先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东南大学教授等。当时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人物之一。
〔3〕 《中华新报》 当时政学系(杨永植、张群等政客组织的反动政治团体)的报纸,一九一五年十月创刊于上海。吴宓的《新文化运动之反应》,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该报增刊。
〔4〕 《民心周报》 一九一九年创刊,上海民心周报社编辑。
《经世报》,月刊,一九一七年创刊,先为日刊,后于一九二二年改为月刊,北京经世报社编辑。《亚洲学术杂志》,月刊,一九二二年创刊,上海亚洲学术研究会编辑。《史地学报》,季刊,一九二一年创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编辑。《文哲学报》,季刊,一九二二年创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学哲学研究会编辑。《湘君》,季刊,一九二二年创刊,湖南长沙明德学校湘君社编辑。这些报刊大多是反对新文化运动,宣传复古主义的。
〔5〕 “英文标点” 其实即国际通用的标点符号,也就是“新式标点”。“学衡派”等反对新文化运动,连“新式标点”也加以排斥,甚至把国际上各种文字都可以通用的标点符号说成是“英文标点”。作者在这里引用时加上引号,含有讽刺意味。
〔6〕 “万恶孝为先”的谣言 《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一九二一年四月)“什么话”栏载:“三月八日上海《中华新报》上说:”陈独秀之禽兽学说,……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到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多具有好奇模效之性,一闻此说,无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凡社会上嚣张浮浪之徒无不乐闻其说,谓父子为路人,谓奸合为天性,……陈独秀之学说,则诚滔天祸水,决尽藩篱,人心世道之忧,将历千万亿劫而不可复。‘“陈独秀当时曾声明没有说过这类话。
〔7〕 《国粹学报》 月刊,一九○五年一月创刊于上海,邓实编辑,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停刊。主要撰稿人有章太炎、刘师培等。该志时常刊载明末遗民反清的文章,对当时反对清朝政府的革命运动,起过一些作用。
〔8〕 《长青》 周刊,一九二二年九月创刊。《红》,即《红杂志》,周刊,一九二二年八月创刊。《快活》,旬刊,一九二二年一月创刊。《礼拜六》,周刊,一九一四年六月六日创刊。这些都是鸳鸯蝴蝶派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刊物。
不懂的音译〔1〕
一
凡有一件事,总是永远缠夹不清的,大约莫过于在我们中国了。
翻外国人的姓名用音译,原是一件极正当,极平常的事,倘不是毫无常识的人们,似乎决不至于还会说费话。然而在上海报(我记不清楚什么报了,总之不是《新申报》便是《时报》)上,却又有伏在暗地里掷石子的人来嘲笑了。他说,做新文学家的秘诀,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纳夫”“郭歌里”〔2〕之类使人不懂的字样的。
凡有旧来音译的名目:靴,狮子,葡萄,萝卜,佛,伊犁等……都毫不为奇的使用,而独独对于几个新译字来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倘不,更可怜。
其实是,现在的许多翻译者,比起往古的翻译家来,已经含有加倍的顽固性的了。例如南北朝人译印度的人名:阿难陀,实叉难陀,鸠摩罗什婆〔3〕……决不肯附会成中国的人名模样,所以我们到了现在,还可以依了他们的译例推出原音来。不料直到光绪末年,在留学生的书报上,说是外国出了一个“柯伯坚”〔4〕,倘使粗粗一看,大约总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爷柯仲软的令兄的罢,但幸而还有照相在,可知道并不如此,其实是俄国的Kropotkin。那书上又有一个“陶斯道”〔5〕,我已经记不清是Dostoievski呢,还是Tolstoi了。
这“屠介纳夫”和“郭歌里”,虽然古雅赶不上“柯伯坚”,但于外国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个《百家姓》里所有的字,却几乎成了现在译界的常习,比起六朝和尚〔6〕来,已可谓很“安本分”的了。然而竟还有人从暗中来掷石子,装鬼脸,难道真所谓“人心不古”么?
我想,现在的翻译家倒大可以学学“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译,不但用不着白费心思去嵌镶,而且还须去改正。即如“柯伯坚”,现在虽然改译“苦鲁巴金”
了,但第一音既然是K不是Ku,我们便该将“苦”改作“克”,因为K和Ku的分别,在中国字音上是办得到的。
而中国却是更没有注意到,所以去年Kropotkin死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上海《时报》便用日俄战争时旅顺败将Kuropatkin的照相,把这位无治主义老英雄的面目来顶替了〔7〕。
十一月四日。
二
自命为“国学家”的对于译音也加以嘲笑,确可以算得一种古今的奇闻;但这不特是示他的昏愚,实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惨。
倘如他的尊意,则怎么办呢?我想,这只有三条计。上策是凡有外国的事物都不谈;中策是凡有外国人都称之为洋鬼子,例如屠介纳夫的《猎人日记》,郭歌里的《巡按使》,都题为“洋鬼子著”;下策是,只好将外国人名改为王羲之唐伯虎黄三太〔8〕之类,例如进化论〔9〕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对论〔10〕是王羲之发明的,而发见美洲〔11〕的则为黄三太。
倘不能,则为自命为国学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译语,可是要侵入真的国学的地域里来了。
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12〕,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13〕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说,“案古简所出为地凡三(中略)其三则和阗东北之尼雅城及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
这些译音,并不比“屠介纳夫”之类更古雅,更易懂。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就因为有三处地方,是这样的称呼;即使上海的国学家怎样冷笑,他们也仍然还是这样的称呼。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沙士比亚〔14〕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书来了。所以真要研究国学,便不能不翻回来;因为真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或绝口不提,或但云“得于华夏”,或改为“获之于春申浦畔”了。
而且不特这一事。此外如真要研究元朝的历史,便不能不懂“屠介纳夫”的国文,因为单用些“鸳鸯”“蝴蝶”这些字样,实在是不够敷衍的。所以中国的国学不发达则已,万一发达起来,则敢请恕我直言,可是断不是洋场上的自命为国学家“所能厕足其间者也”的了。
但我于序文里所谓三处中的“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起初却实在不知道怎样断句,读下去才明白二是“马咱托拉”,三是“拔拉滑史籍”。
所以要清清楚楚的讲国学,也仍然须嵌外国字,须用新式的标点的。
十一月六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四日、六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2〕 “屠介纳夫” 通译屠格涅夫。参看本卷第170页注〔5〕。
“郭歌里”,通译果戈理。
〔3〕 阿难陀 印度斛饭王的儿子,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实叉难陀,印度高僧,武则天证圣一年(695)起在中国长安翻译《华严经》及其他佛经共十九部。鸠摩罗什婆(简称鸠摩罗什),父为印度人,母为龟兹国王妹。公元四○一年自龟兹至长安,后秦姚兴待以国师之礼,译经三百八十余卷。
〔4〕 “柯伯坚” 通译克鲁泡特金(T。D。e'PaP_WXY,1842—1921),?砉拚饕逅枷爰摇V泄舴ㄑ靼斓摹缎率兰汀分芸诎耸吆牛ㄒ痪拧鹁拍耆铝眨┛兴恼掌朊翱虏帷薄?
〔5〕 “陶斯道” 《新世纪》第七十三号(一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和第七十六号(同年十二月五日)译载丘克朔夫的《我良心上喜欢如此》的文章,评介俄国作家“陶斯道”。从该文内容看,是指托尔斯泰(即文中的Tolstoi),并不是陀思妥也夫斯基(即文中的DosLtoievski)。
〔6〕 六朝和尚 指道安、鸠摩罗什等著名的佛经翻译者。
〔7〕 克鲁泡特金逝世的消息,见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一日上海《时报》,其中刊有一张照片,下注文字是“近日逝世之俄国社会改革家苦鲁巴金”,而照片却是身着军服的俄国将军库罗巴特金(即文中的Kuro-patkin,1848—1925)。
〔8〕 王羲之(321—379) 字逸少;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文学家、书法家。唐伯虎(1470—1523),名寅,吴县(今属江苏)人。明代文学家、画家。黄三太,旧小说《彭公案》中的人物。
〔9〕 进化论 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生物进化的理论,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R。Darwin,1809—1882)是这个科学理论的奠基者。
〔10〕 相对论 关于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关系的理论,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本世纪初由德国出生的物理学家爱因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