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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职位执行：海、陆、空三军各设参谋长，在此之上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尤其令贝娜齐尔赞赏的是布托为妇女打开了从事外交、公务和在警察部队服役的大门。为提倡妇女教育，布托任命了一位妇女担任伊斯兰堡大学副校长。在政府部门，任命妇女任信德省督和国民议会副议长。通讯部门也为妇女敞开了大门，女播音员第一次出现在巴基斯坦电视上。布托总理的夫人努斯拉特·布托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75年布托夫人率巴基斯坦代表团出席了在墨西哥城举行的联合国妇女国际会议，并且被选为大会的副主席。
1977年1月5日，贝娜齐尔高高兴兴地返回巴基斯坦，参加父亲的生日宴会。在宴会上，贝娜齐尔见到了六个月后发动政变推翻她父亲的政府并改变了他们一家命运的人——布托亲手破格提拔的陆军参谋长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将军。
穆罕默德·齐亚·哈克，1924年8月出生于印度旁遮普邦贾朗达尔一个中下阶层的阿拉因人家庭。早年就读于印度著名的圣·斯蒂芬学院。1944年，齐亚·哈克从圣·斯蒂芬学院毕业后加入驻印度的英军，经过短期培训后即于1945年随英军转战于缅甸、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1947年印巴分治时，齐亚·哈克的家乡贾朗达尔被分在印度境内，作为穆斯林的齐亚·哈克一家被迫移居巴基斯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齐亚·哈克曾在印度台拉登军事学院学习。1955年又在巴基斯坦奎达指挥和参谋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59年至1963年间，齐亚·哈克两次受派到美国接受装甲兵军官和参谋军官训练。1964年他晋升为中校，1966——1969年先后任装甲团团长、师上校参谋、准将旅长等，曾参加1965年和1971年的两次印巴战争。1972年，齐亚·哈克升为少将，担任装甲师师长。1975年4月升为中将，担任巴基斯坦陆军第二军军长。1976年3月，齐亚·哈克被佐·阿·布托总理越过6位比他资深的将军，破格提拔为军队的首脑—一陆军参谋长，并晋升为上将。
初次见到齐亚·哈克，贝娜奇尔便有几分失望。在她的头脑中士兵的形象是高大粗壮，具有詹姆士·邦德那样钢铁般的意志。而她面前的这位将军既矮小，又紧张，相貌平平，擦着润发香脂的头发从中间分开贴在头上。他并不像一个鼓舞人心的军队领导人。尤其是他一次又一次地奉承说他见到佐·阿·布托这样伟大人物的女儿，他是如何的荣幸，这令贝娜齐尔浑身不舒服。她不知道父亲怎么会找这样一个人来担任陆军参谋长。据说，父亲为挑选他还费了很大心血。
在生日宴会上布托充满自信地告诉女儿：“我将号召进行另一次土地改革，我还将在3月份举行大选、宪法上规定要到8月份大选，但我看没有必要再等待了。我们按照宪法建立起来的民主机构正在运转，议会和各省政府也都在行使职责。如果我们在这次大选中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们便可以更容易地向第二阶段迈讲，执行我们的各项计划。”
不久，贝娜齐尔返回牛津大学，去组织牛津辩论社的辩论活动，而她的父亲则紧锣密鼓地准备大选。尽管贝娜齐尔主持辩论已经很忙碌了，但她仍然关注着国内的大选。
此时，巴基斯坦国内的竞选斗争如火如荼。为了同布托领导的人民党角逐，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伊斯兰促进会、伊斯兰神学者协会、独立运动党、巴基斯坦民主党、全国民主党等9个反对党于1977年1月中旬联合组成“巴基斯坦全国联盟”，简称“巴盟”，并以“犁头”作为竞选标记。
“巴盟”先是放出风来，说将不接受3月份的大选结果，声称政府将操纵大选。“巴盟”在布托和他的首席部长们参加竞选的地区没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并辩解说是他们提出的候选人和支持者被警察抓走了，要等最后期限过后才放出来。他们说：“我们遭到了绑架，当局阻止我们注册竞选。”
同时，“巴盟”又大肆攻击说，布托不可信任，他计划把每个人的私有房舍都收归国有，将每个妇女的金首饰都充公。他们嘲笑布托是一个富翁，不是人民的人，他穿的是西装，足登的是意大利皮鞋，喝的是苏格兰威士忌酒。他们还利用宗教攻击布托，说布托是一个极坏的穆斯林，他仅仅从现在才开始学习如何作一日五次的祈祷。
而人民党则针锋相对，开动宣传机器，进行反驳。布托还对不同阶层的人许下个同的诺言。人民党在竞选中以“剑”为标志。布托说他的人民党要用剑来同资本家作战，用剑来砍断套在穷人身上的锁链，用剑来结束资本主义的统治。针对“巴盟”的指责，他回击说：“我不否认在一天工作18小时后、我偶尔喝点酒，但是，我和其他政治家不一样，我不喝人民的血。”
远在千里之外的贝娜齐尔紧张地注视着国内的大选。父母亲每周寄给她的巴基斯坦报纸，她都仔仔细细地看，还不时打电话询问竞选情况。
在选举那天晚上，贝娜齐尔来到基督学院对面大弟弟米尔的房间，同他一起焦急地等待国内的电话。米尔是1976年秋季进入牛津大学的。米尔预测人民党会在议会竞选中获得150到156个议席。
电话铃响了，贝娜齐尔急切地抓起话筒。那边，父亲声音沙哑，他告诉他们人民党获得了国会200个议席中的151个议席。
“祝贺您，爸爸。我真为您高兴，”贝娜齐尔兴奋地对着话简喊道。姐弟俩如释重负，他们为父亲和人民党的胜利欢欣鼓舞。
然而，一切才刚刚开始。“巴盟”指控政府在大选中作弊，声称将抵制预定在三天后举行的省议会选举。三天后省议会选举如期举行。第二天即3月11日，“巴盟”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布托“对国家犯下的选举欺骗罪行”，要求重新举行大选。3月中旬，布托提出取消自1971年印巴战争以来一直实行的紧急状态，放松对新闻的限制，释放狱中的反对党领导人等交换条件，试图使反对党接受大选结果，但没有成功。骚乱在蔓延，据报道，成群的年轻人骑着摩托车突然在卡拉奇街上横冲直撞，接连焚烧了电影院、银行、卖酒商店和房屋上挂着人民党党旗的住宅。一个人民党成员被私刑处死，他的尸体被吊在大街的灯柱上。
巴基斯坦国内的骚乱使远在英国的贝娜齐尔忧心如焚。每天早晨，贝娜齐尔便匆忙冲进圣凯瑟琳学院的公共阅览室．抓上几张英国报纸，然后再去取回邮箱里的巴基斯坦报纸。她与弟弟米尔仔细阅读报纸，他们几乎不相信上面登载的消息会是真的。
发生在巴基斯坦国内的恐怖活动并没有忘记远在牛津的贝娜齐尔，三月末的一天下午，当贝娜齐尔从图书馆出来时，发现一名伦敦警察厅的人在等她。
“我不希望惊动你，布托小姐，但有报告说你可能会遇到危险，英国警察满脸歉意地说。
从那天起直到6月贝娜齐尔离开牛津，贝娜齐尔一直小心翼翼按他的指示行事：开车门前先仔细查看车底有没有爆炸物，认真检查房门锁是否完好无损。在时间安排上也让人捉摸不定，如果在10点有课，可能早上9点半就去，也可能迟至9点55分才去。
在巴基斯坦，“巴盟”发动罢工。4月9日，布托到拉合尔访问．他的治安防卫部队同示威群众发生了冲突，冲突演变成两大派群众之间街头巷尾的激战和寺庙院内的格斗。布托夫人写信给女儿说：“我已给萨娜姆（1975年去拉德克利夫求学）和米尔写了信，让他们今年夏天不要邀请任何朋友来家里。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收到我的信，因为有很多信都下落不明。如你收到这封信，请转告他们，谨防万一。”
国内的骚乱已经发展到内战的边缘。4月20日“巴盟”领导的“车轮阻塞运动”开始了，卡拉奇陷入瘫痪状态。4月21日布托命令军队进入卡拉奇、拉合尔、海得拉巴等主要大城市恢复秩序，宣布军事管制三大城市，但局势仍未完全控制住。6月，布托同反对派进行了四天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妥协，布托答应撤回军队，释放被捕的“巴盟”领导人和其他人士，宣布10月份举行新的大选。和平的曙光又一次降临了。6月13日《新闻周刊》上引用一位反对党领导人的话说：“现在，我看见了坑道尽头的光亮。让我们祈祷这不是幻想。”
贝娜齐尔终于松了一口气，可以高高兴兴地在6月21日举办自己的生日和告别招待会了。招待会地点在牛津大学伊丽莎白女生宿舍前的花园里。贝娜齐尔邀请了她在牛津大学通讯名册上的全体成员，他们吃着一碗碗的奶油草莓，追忆往事，交换家庭地址，准备各奔前程。
再见了！牛津，再见了！朋友。贝娜齐尔很悲伤也很难过。她心情忧郁地结束了在牛津的四年学习生活，返回祖国。而前面等待着她的将是什么呢？
贝布托传第四章 风云突变
第四章 风云突变
1977年6月，刚刚过完24岁生日的贝娜齐尔告别了牛津大学返回祖国。
尽管贝娜齐尔在牛津大学得到了很好的训练．尽管牛津辩论社被喻为政治家的摇篮，但贝娜齐尔对政治并未产生浓厚的兴趣，她倒是希望能在外交部任职，作一名外交官，因此她为父亲的安排而高兴，父亲告诉她，他将在9月份派她参加巴基斯坦代表团去联合国，让她好好亮亮相。11月返回巴基斯坦，准备12月的外交部考试。
1977年6月25日，贝娜齐尔和大弟弟米尔飞回拉瓦尔品第同父母亲和家里其他成员团聚。小弟弟沙·纳瓦兹和妹妹萨娜姆也分别从瑞士的学校和哈佛大学回到家中。这是布托全家的最后一次欢聚。
7月5日凌晨1点45分，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