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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贝娜齐尔即将完成中学学业，面临中学毕业综合考试和每年12月举行的大学升学考试。为了让她安心复习功课，顺利通过考试；贝娜齐尔的母亲努斯拉特·布托夫人将她一个人留在卡拉奇克里夫顿70号的家里温习功课，自己带着三个孩子赶往拉吉尔，向高级法院起诉，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自己的丈夫。努斯拉特还冒着危险，组织和率领数以万计的群众上街游行示威，要求释放布托。
佐·阿·布托虽身陷囹圄，但仍牵挂着长女的学业和前途。他从监狱里给贝娜齐尔写信说：“我知道你读了大量的书，但你应该多读一点文学和历史，你要读什么书家里都有。读一读关于拿破仑·波拿巴的书，他是现代历史上最先关的人。读点关于美国革命和亚伯拉罕·林肯的书，读一下约翰·里德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和有关俾斯麦、列宁、阿塔土尔克①以及毛泽东的书，读点印度古代史，尤其要读伊斯兰教的历史。”
布托为女儿开列的书目，都是改变了世界历史的人物的传记以及本民族历史和宗教方面的书。他想让女儿从对历史的学习中，汲取营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培养和锻炼自己的政治才干，树立远大的政治抱负。他在信中又不无预感地鼓励女儿说：“我非常自豪能有这么一个聪明的女儿，15岁就考大学了，比我那时还小三岁。照这个速度，你或许会成为总统的。”
知女莫若父，布托的这个预言20年后果真成为现实。1988年12月，贝娜齐尔·布托年仅35岁，便当选为巴基斯坦的政府总理，比她父亲担任总统时还小八岁。由于佐·阿·布托执政后于1973年修改宪法，将总统制改为两院议会制，总理成为握有实权的政府首脑。所以他在预言中所说的总统与贝娜齐尔后来担任的总理实际上是一回事。
为了减轻对狱中父亲的担心，贝娜齐尔埋头学习，跟每天来家辅导的老师一次又一次地复习功课。晚上则和菲菲、萨米娅、法蒂玛等朋友到离家不远的信德俱乐部玩耍。贝娜齐尔以紧张的学习和玩耍来迫使自己不去想狱中的父亲，但这很难做到，她越来越渴望同家人团聚。妹妹萨娜姆打来电话，告诉她，母亲为抗议当局监禁父亲，每隔两三天就组织妇女举行一次游行。有好几次警察用竹棍驱散了游行队伍。为防止阿尤布·汗的防暴警察施放催泪弹，母亲让每位示威者带上塑料袋装湿毛巾。这令贝娜齐尔又为母亲担心。
1968年12月，各地骚乱风起云涌，示威者都要求阿尤布·汗辞职，释放布托和其他政治犯。就在这如火如荼的日子里，贝娜齐尔在卡拉奇克里夫顿区的梵帝冈使馆参加了大学的入学考试。她报考的是闻名世界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
考试结束后，贝娜齐尔如释重负，她立即回到家人身边，准备为营救父亲而战斗。使他们意外的是阿尤布·汗正在此时释放了人民党的领导人。
在庆贺胜利的游行中，贝娜齐尔同父亲乘坐敞蓬汽车在游行的人群中缓慢行驶。人们高呼“布托万岁！”“再推一把，墙就倒了！”布托鼓动他的支持者。正在此时，一个杀手向布托开了枪。布托对贝娜齐尔和萨娜姆喊道：“蹲下去！”万幸的是杀手的手枪卡壳了，愤怒的群众将凶手打得死去活来。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一连几个月索绕在贝娜齐尔的心头，她第一次领略了政治的残酷。
为了继续推动反阿尤布·汗运动的发展，布托等人民党领导人进行了绝食斗争。大批群众对绝食斗争从道义上、政治上给予坚强的支持，他们纷纷要求阿尤布·汗辞职。
席卷全国的抗议浪潮终于迫使阿尤布·汗于1969年3月25日下台。他将权力移交给陆军参谋长叶海亚·汗。巴基斯坦依然处于军法管制之下。
1969年4月，贝娜齐尔收到美国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校方的来信。校方提醒布托，说贝娜齐尔刚16岁，太年轻了，建议她等一年再去上学。但布托坚持要贝娜齐尔立即入校，并请在美国的朋友、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前驻印度大使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从中帮助。校方终于同意贝娜齐尔1969年秋入校。
1969年8月底，年仅16岁的贝娜开尔告别了克里夫顿70号，在家人的护送下飞往美国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求学。
贝布托传第二章 出类拔萃的东方女儿
第二章 出类拔萃的东方女儿
1969年秋，初到拉德克利夫，贝娜齐尔便经历了失落和愤怒。
哈佛大学的新同学纷纷问她：“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哪儿？”
“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它被印度隔开，分为两部分。”贝娜齐尔深沉地回答道。
“噢，印度”，他们这才恍然大悟，“你们和印度为邻”。
听到这里，贝娜齐尔心头不禁隐隐作痛。印度，它同巴基斯坦曾两次兵戎相见，而现在，巴基斯坦只能依靠她的对手才能让人明白她的准确位置。尤其让贝娜齐尔感到愤怒的是，巴基斯坦被认为是美国最得力的一个盟友，而竟然有那么多的美国人对她一无所知。
哈佛大学时期的贝娜齐尔与其说是在培养自己对政治的兴趣，不如说是在学习享受生活。贝娜齐尔曾想攻读心理学，但当她发现主修心理学要学医学和动物解剖的课程，就觉得恶心。最终她选择了比较政治学，这令她父亲欣喜若狂。他秘密地给拉德克利夫校长玛丽·邦廷写了封信，请她尽力引导贝娜齐尔学好政治课程。
学习了政治学，贝娜齐尔对巴基斯坦有了新的认识。她第一次清楚地懂得，那些独裁者行使统治的权力是他们自封的，而不是人民给予的。因此巴基斯坦人民要反对这种统治。哪里没有合法政府，哪里就是无政府状态。
但这并不意味着贝娜齐尔对政治产生了兴趣，贝娜齐尔在尽情享受生活。她到校不久，便脱下民族服装，穿上在哈佛大学合作社购置的圆领汗衫和工装裤，把头发留得长长的，自然地被在肩上，惬意地喝苹果汁，自由自在地吃薄荷冰淇淋蛋卷，定期去波士顿参加摇滚音乐会，广泛参加社交活动。尤其是认识了彼得·加尔布雷恩，他是布托先生的老朋友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儿子。当时的彼得给贝娜齐尔留下的印象并不好：头发很长，穿着一身不整齐的旧衣服，在双亲面前吸着烟。就是这样的一位彼得后来成了贝娜齐尔的好朋友。15年后他为贝娜齐尔从监禁中释放出来起了重要作用。
贝娜齐尔贪婪地吸收着各种知识。当时，妇女运动正蓬勃兴起，哈佛大学的书店内摆满了关于妇女的书籍和杂志，其中包括权威性的校园著作——凯特·米利特写的《性别政治》。贝娜齐尔同朋友们一起谈到未来，她明确表示自己不把婚姻家庭放在优先地位加以考虑。
1970年12月，在巴基斯坦，叶海亚·汗总统举行了13年来的第一次大选。在海天的另一角，贝娜齐尔正埋头用功。当母亲打电话告诉她，说父亲和人民党出人意料地在西巴基斯坦大获全胜，获得国民议会分给西巴的138个席位中的82席时，贝娜齐尔欣喜若狂。
“祝贺你！”素不相识的人们纷纷向贝娜齐尔表示祝贺。
然而乐极生悲。正当贝娜齐尔为父亲在西巴基斯坦的胜利洋洋得意时。一个不啻平地惊雷的坏消息传来了。
原来，在12月的大选中，以谢赫·穆吉布·拉付曼为首的人民联盟仰仗东巴基斯坦在人口上的优势，以地方自治为旗帜，主张加强省的权力，得到大多数东巴基斯坦人的拥护。在国民议会的300个一般席位中，人民联盟获得了160席，几乎囊括了分给东巴的162个席位，一跃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党，而人民党则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反对党，但人民联盟在西巴却未能取得一个席位；同样人民党在东巴也未获得一席之地。在国民议会选举10天后举行的省议会选举中，人民联盟在东巴省议会300个一般席位中获得280席，而巴基斯坦人民党则在西巴的旁遮普省议会180个一般席位中获得113席。
东巴人对大选结果欣喜若狂，旁遮普人则忧心忡忡，害怕因东巴在国民议会中占多数议席会制定出不利于他们的宪法。这种担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长期以来巴基斯坦中央政府采取厚西巴薄东巴的政策，尽管东巴人口比西巴人口多，但中央政府长期由西巴人所把持，东巴人被视作巴基斯坦的二等公民。东巴人讲孟加拉文，西巴人讲乌尔都语，但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却把乌尔都语定为国语。后来东巴人抗议，政府便把孟加拉语也定为国语，但政府文件、货币、邮票上都没有使用孟加拉文。政府和军队的许多高级职位都由西巴人担任。在经济上巴基斯坦中央政府损东肥西，在政策、投资上都向西巴倾斜，使得东西巴经济差距越拉越大。因此，东西巴之间存在着由来已久的深刻矛盾。
在这次选举中，代表东巴利益的人民联盟获胜。在制定宪法时，人民联盟要求地方自治，以改变东巴长期遭受的不平等的对待。人民联盟领袖穆吉布·拉赫曼于1971年2月中旬同人民党领袖布托会谈。拉赫曼力主只给中央政府以外交、国防和发行货币的权力，其余权力应该交给省政府；而布托则坚持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有收税、外贸和接受外援的权力。由于双方的分歧难以弥合，结果会谈不欢而散。
原定国民议会于1971年3月3日召开，军政府准备向人民代表移交权力。但3月1日叶海亚·汗总统宣布推迟国民议会的召开，这犹如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引来了东巴的强烈反应。数以万计的工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