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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男子女士似乎并没有衰老，他们的身材还是那么苗条，他们的脸相还是那么年轻。然而，如果我们为了好同他们说话与那张皮肤光滑、轮廓细腻的脸凑得近近的，这时它就会原形毕露，就象把一片腐殖土、一滴水或一滴血放在显微镜下以后所出现的情况那样。这时，我会在我原来以为光滑洁净的皮肤上看到许许多多脂肪斑，令人恶心。脸部线条也经不起这么放大了细看。鼻梁线近看是断了的，变得成了圆形，同面颊一样受到脂肪性圆斑的侵蚀。两眼近看时可见它们陷进肿起的眼囊里，破坏了目前的面容和我们以为辨认出来了的从前的面容之间的相象之处。因此，对这些客人而言，他们远看年轻，他们的年龄随着脸庞的放大和使用不同距离的镜头进行观察的可能性而递增。它依然取决于旁观者，他需要站好观察那些脸面的位置，需要运用那种用于远看、象眼镜商为老视患者选择的镜片那样能缩小物体的目光进行观察。对这些脸面而言，衰老犹如纤毛虫在水滴中的存在，在观察者看来，它与其说是由年岁的累进，不如说是由刻度等级的递增带来的。
妇女们竭力希望保住与她们的魅力中最富有个性的东西的联系，然而，构成她们面貌的新物质却不再与之适应①。想到在一张脸的山丘起伏中完成如此彻底的革命之前流逝的那几个时期，看到沿着鼻梁出现了何等程度的侵蚀，在脸颊的边沿形成何等厚实的冲积层，用它们不透明的耐热块垒围起整个脸部，我们害怕了。
①而那些金发舞女，戴上白色的假发套以后，往往不只是把她们从前并不认识的公爵夫人的友谊据为己有。然而，由于她们以前除了跳舞什么都不干，艺术也便把她们改动成优雅的化身，并且就象十七世纪的名妇淑媛出家修道成风，她们居住的套房则挂满立体派的绘画作品，一位立体派画家只为她们作画，而她们也只是为他而生活。——作者注。
有些妇女无疑还是很可以辨认的，相貌几乎还是以前那个样子，她们仿佛就是为了适当地与节气协调一致才戴上了灰色头发，这是她们秋季的饰物。但是对另外一些女人，同样也是对某些男人来说，变化是那么彻头彻尾，身份已无法查明——例如在我们记忆中的一个皮肤黝黑、生活放荡的人和我们眼前的这个老修道士之间——以致这种不可思议的变化令人想到的东西竟至比演员的演技、仍以弗雷戈里为代表的某些绝妙的哑剧演技令人想到的还多。当老妇人明白赋予她魅力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忧郁的淡淡一笑已不可能再辐射到衰老敷贴在她脸上的石膏面模上的时候，她真想大哭一场。接着，她蓦然丧失取悦于人的勇气，觉得比较聪明的办法还是降心相从，她把它用作戏剧面具，以博取一笑。然而，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在努力不懈地向年龄作斗争，把她们容颜的宝鉴伸向夕阳般离去的娟娟风致，极想保住那最后的几抹余晖。为了做到这一点，有些妇女力求使面容平整，扩大白色的表面，放弃使用遭受威胁的动人的酒窝和已失去一半魅力的淘气的嫣然一笑。至于另有一些女人，当她们发觉花容月貌已最终地消殒，并且不得不象演员借助朗诵艺术补偿嗓音的损失那样，借用表情来抵挡一阵的时候，她们便死抱住噘嘴、憨态、迷惘的眼神、有时还有浅浅一笑不放，这种笑由于肌肉已不再听话、不能相配合，使她们看上去却似在哭泣。
况且，即使是在只出现了轻微变化，如胡髭白了等等的男子的身上，我们感到，这种变化也不能肯定就是物质的，那就象在我们与他们之间隔着有色雾障，使他们的面部外表发生变化的彩绘玻璃，尤其是在玻璃里搀入了能使图象模糊不清的材料，这种玻璃说明，它使我们得以看到的“与实物一般大小的”形象实际上在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这种距离，当然，不同于空间距离，但是，我们感到，他们，从另一头，仿佛从大海的彼岸，他们也很难认出我们，就象我们认不出他们一样，也许只有福什维尔夫人，身子里仿佛注射了某种液体或石蜡，既使她的皮肤鼓了起来，又使她变化不得，看上去就象以前的一只鸡婆，被永久地“制成了标本”。
我们从人们还会是老样子没变的概念出发会觉得他们老了。然而，一旦作为我们出发点的概念是他们老了，当我们重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他们的情况如此不妙了。对奥黛特来说，事情还不止于此；人们一旦知道她的年龄便会预期这是个老婆子了，可她的外貌却象是对时间法则的一个挑战，比镭的贮存对自然法则的挑战更显得神奇，如果说一开始我没有认出她来，那倒不是她变了，而是因为她没有变化。一个小时以来，我了解到时间会在人们身上添加什么新的东西，以及如果想按我从前认识的那个样子认出他们，应该从他们身上去掉些什么东西。现在，我就在急急进行着这种计算。我在原来的奥黛特身上添加流逝的岁月数，我得到的结果不可能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这恰恰是因为眼前的这个与从前的那个十分相象，脂粉和染料起了多大的作用呢？她看上去就象是一八七八年博览会（她肯定曾是当时那个博览会上最不可思议的奇观，尤其是如果当时她已有了今天这么大的年龄的话），机动胖娃娃有点蓬松的发髻下一张永远惊讶的玩具娃娃脸，平直的金发上压一顶也是扁平的草帽，她是到一场年终歌舞汇演上来演播她的一八七八年博览会的歌曲，然而是由一位不老的徐娘为代表的一八七八年的博览会。
在我们身旁还过去一位布朗热时代之前的部长，现在他又重新从政。他一边走一边远远地向妇女们投去抖抖颤颤的微笑。然而，就象被禁锢在无数过去的锁链之中，就象被一只无形的手拨动的小小的幽灵，他的个头矮了，内涵发生了变化，看上去象是用浮石雕琢的他本人的缩小象。这位在圣日耳曼区得到善遇的原议长曾是刑事诉究的对象，为上流社会和平民所不齿。然而，幸亏组成上流社会和平民的个人有所更新，以及在继续存在的个人心中，好恶、甚至记忆也都有所更新，他这件事已经没人知道，他得到了赞誉。可见，并不存在多大的、我们不能轻松地熬过去的屈辱，因为我们知道，几年以后，我们被埋葬的错误将成为一种看不见的尘埃，尘埃上将有笑容可掬的和平在微笑，开满大自然的鲜花。暂时沾上污点的个人，通过时间的平衡作用，被固定在两个新的社会阶层之间，这两个阶层的人们对他将只有尊重和钦佩，他尽可懒洋洋地躺在他们上头。只是这项工作须由时间来完成。而在他遇到麻烦的时候，什么也不能给予他安慰，当初他走上囚车的时候，对面的那位年轻的送奶女就听到朝他挥舞拳头的人群骂他“贪官污吏”，她不会从时间的角度看待事物，不知道晨报顶礼膜拜的人们还曾有过被贬得一文不值的时候，她不知道此时快进大牢的那个人也许由于想到了她才不会说那些能低三下四、赢取同情的话语。有一天，这个人将得到新闻界的颂扬。被公爵夫人们奉为上宾。时间同样也使家庭争执变成遥远的事情。在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那里人们看到一对伉俪，这夫妻俩有两位叔伯辈亲人现在已经过世，生前闹得互相打嘴巴还嫌不过瘾，这一个为了进一步羞辱那一个，把自己的看门人和膳食总管作为决斗证人派到对方那里去，认为请上流社会的人出面太抬举了他。然而这些罗嗦事沉睡在三十年前的报纸里，现在已经没人知道了。而德·盖尔芒特亲王夫人的客厅就象这样鲜花满堂、灯火辉煌、健忘得象一座平静的坟墓。时间不仅在那里化解旧时人物，使干戈有可能化为玉帛，还在那里建立起了新的组合。
我们回头再来看看那个政界要人，尽管他的体质与他在民众中表现出来的道德观念一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句话，尽管他自出任议长之后已过去了那么多年，他还是又当上了新内阁的成员，内阁总理给了他一个部长的官职。这有点儿象那些剧院经理，总还是相信他们从前的女朋友，让她出来担任角色，尽管她退隐已久，他们仍然认为她比年轻姑娘们更能细腻地扮演好这个角色，况且他们知道她眼下经济状况欠佳。而她，都快八十岁的人了，却能向观众展现出她几乎完好无损的才气，以及生命在继续，嗣后令人感到惊诧，竟能看到生命在死亡前几天的这种继续。
德·福什维尔夫人的情况则相反，那是何等样的奇迹，甚至用越活越年轻这句话都不足以说明问题，而应说她带着胭脂红，带着雀斑二度开花。她甚至于可被看作一八七八年博览会的化身，即使放在今天的花木展览上，她也堪称珍品和尤物。此外，对我而言，她并不象在说：“我是一八七八年博览会，”倒象是说：“我是一八九二年的槐树路。”仿佛她仍然走在那条路上。况且，恰恰因为她没什么变化，竟至她不大象在生活着。她看起来象一朵只开花不结籽的玫瑰。我向她问好，她在我脸上寻找了一阵子我的名字，好象学生想在考官脸上寻找他本该更容易地在自己脑子里找到的答案。我自报家门，当即，似乎就因为这具有咒语魔力的姓氏，我失去了无疑是年龄赋予的野草莓树或袋鼠的外表。她认出了我，开始用她那十分特别的嗓门对我说话，那些曾在小剧院为她鼓掌捧场的人，当他们收到梦寐以求的邀请，与她“去城里”共进午餐的时候，在整个谈话中，他们因为她的每句话里重又听到这个嗓音而神魂颠倒了。这嗓音还是那么娓娓动听，无谓地热情洋溢，还带点英国腔。然而，和她那双似是从遥远的海岸边望着我的眼睛一样，她的声音还显得凄凉、几近哀怨，象《奥德赛》里死者的呼唤。奥黛特真可以再登台演出。我恭维她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