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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古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杰作《变形记》达到史诗的高度。
④蒂阿纳的阿波隆纽斯（活动时期1世纪），属新毕达哥拉斯学派，罗马帝国时期成为神话式英雄。
“最后，我可怜的朋友，这一切都骇人听闻，我们感到可悲的不光是那些令人厌倦的文章。人们在谈论破坏文物，谈论被毁坏的塑像。但是，那么多美妙的年轻人就是无与伦比的彩色塑像，他们的毁灭不也是破坏文物？一座城市如果失去了漂亮的人，不等于是一座所有的塑像都被毁灭的城市？当我去饭店吃晚饭的时候，如果来接待我的不是头戴圆锥形女帽，使我感到仿佛走进迪瓦尔饮食店的女招待，就是象迪东神父①那样仿佛浑身长满青苔的小丑，我会有什么乐趣呢？很好，我亲爱的，我认为我有权说这样的话，因为美在活的物质中毕竟还是美。如果接待你的是佝偻病患者，戴着夹鼻眼镜，从脸上就看得出享有免服兵役的权利，那真是巨大的乐趣！同过去一直发生的事情不同的是，如果你想在一家饭店里找到一个漂亮的人，就不应该在接待顾客的堂倌中去找，而要在吃饭的顾客中去找。不过，人们会再次见到一个堂倌，虽说他们常常调动工作，但你要去了解一下那个英国中尉是谁，什么时候会再来，他也许是第一次来这儿，也许明天就会被打死！正如《圣克莱尔修会修女》②的美妙作者、可爱的莫朗所叙述的那样，波兰的奥古斯都用一个团的军队去换取一套中国瓷器大花瓶，依我看他做了一笔亏本的交易。您想想，那些身高两米、站在我们最漂亮的女友们的楼梯边作为装饰的高大跟班都被打死。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应征入伍的，因为人们反复对他们说，战争将持续两个月。啊！他们和我不一样，不知道德国的力量，普鲁士民族的勇敢，”他忘乎所以地说道。后来，他发觉他过多地暴露自己的观点，就说：“我为法国担心的不光是德国，还有战争本身。在后方的人们的想象之中，战争只是一场巨大的拳击赛，他们通过报纸在远处观看这场比赛。这可是毫不相干的。这是一场疾病，在一点上仿佛已经治好，在另一点上却再次恶化。今天努瓦荣③将要解放；明天，人们既没有面包也没有巧克力；后天，认为自己十分安宁，在必要时可以被一颗他意想不到的子弹打中的那个人，将会惊恐万分，因为他将从报上看到，和他在同一年应征服役的那批人将被重新征召入伍。至于那些古建筑，一座象兰斯④那样在质量上独一无二的杰作，遭到毁灭也不会使我感到惊恐异常，使我感到惊恐的倒是看到这么多活的群体毁灭，因为他们能使法国最小的村庄变成优美的楷模。”
①迪东神父，即亨利·迪东（1840—1900），多明我会传教士，以其在玛德莱娜教堂的讲道而著称。
②《圣克莱尔修会修女》是法国作家保罗·莫朗的《温柔的储备》（1922）中的一个中篇小说，普鲁斯特曾为该书作序。
③努瓦荣是瓦兹省区的首府，1914年9月至1917年3月和1918年3月至8月曾被德军占领。
④指兰斯大教堂，1914年9月曾发生火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断遭到轰炸。
我立刻想到了贡布雷，但我在过去认为，承认我的家庭在贡布雷地位低下，就会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的眼中贬低自己。我心里在想，勒格朗丹、斯万、圣卢或莫雷尔是否没有把我家的情况告诉盖尔芒特夫妇和德·夏吕斯先生，但是，对我来说，过去的事不说出来要比说出来好受些。我只是希望德·夏吕斯先生不要谈论贡布雷。
“我不想说美国人的坏话，先生，”他继续说道，“看来他们的慷慨是取之不尽的，由于这场战争中没有总指挥，每个国家都在另一个国家之后很久才进入舞池，而美国人又是在我们几乎完蛋的时候才开始参战，所以他们士气旺盛，而我们打了四年的仗，已经没有这样的士气。即使在战前，他们也喜欢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艺术，他们出高价买进我们的杰作，现在有许多在他们那儿。但是，这种背井离乡的艺术，如同巴雷斯先生会说的那样，却正是法国不讨人喜欢的原因。古堡可以说明教堂，由于教堂曾经是朝圣的地方，所以教堂可以说明武功歌。我无须对我家族和姻亲的名声作过高的评价，另外这里涉及的也不是这点。但在最近，虽说家里和我的关系有点冷淡，我为了解决一个股权问题，还是去看望我那个住在贡布雷的外甥女圣卢。贡布雷在过去只是个小域，就象现在的许多小城一样。但是，那里教堂的有些彩绘玻璃窗上，我们的祖先被画成捐赠者，在另一彩绘玻璃窗上，则画有我们的纹章。我们在那儿有我们的教堂，有我们的坟墓。这座教堂被法国人和英国人摧毁了，因为它被德国人用作了望台。残存的历史和艺术的这种混合体代表着法国，现在却被摧毁，而这种事还没有结束。当然，我不会出于家族的原因，令人可笑地把贡布雷教堂被毁和兰斯大教堂被毁相提并论，因为兰斯大教堂犹如哥特式教堂中的一个奇迹，它自然地再现了古代雕塑艺术或亚眠雕塑艺术的纯真。我不知道圣菲尔曼①高举的手臂如今是否断裂。如果是的话，那么信仰和毅力的最高证明就已从这个世界消失。”——“消失的是它的象征，先生，”我对他回答道。“我同您一样，非常喜欢某些象征。但是，为了象征而牺牲它所象征的现实是荒谬的。教堂应该受人喜爱，直至为了保护它们不得不放弃它们所教导的真理的那天。圣菲尔曼高举手臂，样子活象指挥官发号施令，仿佛在说：‘为了荣誉，我们可以粉身碎骨。’不要为那些石雕而牺牲活人，石雕的美是因为在片刻中把人类的真实固定下来。”——“我理解您说的意思，”德·夏吕斯先生对我回答道，“巴雷斯先生虽说让我们对斯特拉斯堡的塑像和戴鲁莱德先生②之墓进行过多的朝拜，但他写出了兰斯大教堂本身对我们来说不如我们步兵的生命宝贵这句话，却令人感动而又亲切。在那儿指挥的德国将军曾说，兰斯大教堂对他来说不如一个德国兵的生命宝贵，因此巴雷斯的话使我们那些对德国将军大发雷霆的报纸显得可笑。再说，令人恼火而又痛心的是，每个国家都说出同样的话。德国的工业联合会宣布必须占有贝尔福地区，以免使他们的国家受到我们复仇思想的侵袭，其理由同巴雷斯为使我们不受德寇入侵愿望的影响而要求得到美因兹的理由一模一样。为什么在法国看来，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不是进行战争的一条充分理由，不是继续进行战争、每年宣战一次的一条充分理由呢？您似乎认为，胜利从此属于法国，我衷心希望如此，您对此毫不怀疑。但是，自从协约国不管是否有理，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从我来说，我当然对这样的结局感到高兴，但我主要看到许多胜利停留在纸上，还有许多则是皮洛士式的胜利③，付出的代价没有告诉我们），而德寇则不再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以来，人们看到德国试图尽快媾和，法国则试图延长战争；法国是正义的法国，有权使人听到正义的声音，但法国也是温和的法国，应该听到可怜的声音，即使只是为了它自己的子女，为了每当春天来临之际，开放的鲜花能使墓外之物增添光彩。您要说实话，我亲爱的朋友，您曾经对我讲过一种理论，说万物的存在全靠一种不断重新开始的创造。您对我说，世界的创造并非一次完成，而必然是每天都在进行。那末，如果您是真心诚意的话，您就不能把这场战争排除在这种理论之外。我们出色的诺布瓦废话连篇地写道（同时拿出一件修辞道具，对他来说，这件道具同‘胜利的曙光’和‘严冬将军’一样珍贵）：‘现在德国要打仗，骰子掷出，大局已定’，而事实是每天早晨都在重新宣战。因此，想继续进行战争的人同发动战争的人同样应受遣贵，也许，更加应受遣责，因为后者可能没有预见到战争中的一切惨状。然而，毫无迹象表明，一场如此持久的战争，即使会有胜利的结局，也并非毫无危险。很难谈论尚无先例的事情，以及对于人们首次尝试的行动的机制的影响。确实，一般来说，人们感到不安的新事物都进展得十分顺利。那些最聪明的共和政体拥护者曾认为政教分离是荒谬的行为。但政教分离却象把信扔进邮局的信筒里那样轻而易举。德雷福斯恢复了名誉，比卡尔当上陆军部长，也没有人喊一声‘喔唷’。然而，对于一场连续几年的战争所带来的那种劳累过度，令人担心的事却多的是！士兵们回去后将干什么？疲劳是否会使他们浑身无力或神魂颠倒？所有这些都可能朝坏的方向转化，如果说不涉及法国，至少涉及政府，甚至可能涉及政府的形式。您曾让我看莫拉斯④那篇美妙的《埃梅·德·瓜尼》。埃梅·德·瓜尼如果不从共和国进行的战争的进展中期待她在1812年从帝国进行的战争中期待到的东西，我将会感到十分惊讶。如果现在埃梅还活着，她的期望是否将会实现？我不希望如此。我们再回过来谈战争，那首先发动战争的人是否是威廉皇帝？我对此十分怀疑。如果是他的话，他不是做了同拿破仑一样的事吗？这种事我认为十分可恶，但我惊奇地看到，如此的恐怖却会给拿破仑的阿谀奉承之徒带来灵感，这种人在战争爆发之日象博将军那样大声说道：‘我等待这一天已有四十年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当社会上把不相称的地位赋予民族主义者和军人时，当任何艺术之友都被指责为从事给祖国带来严重损害的事时，一切并非尚武的文明都是有害的，天晓得有谁曾提出比我更有力的抗议！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的社交界人士能同一位将军相提并论。一个狂热的女人差点把我介绍给西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