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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有义务把话说明白，”维尔迪兰夫人对布里肖说。“我所做的，不是要反对夏吕斯，恰恰相反。他为人和善，至于他的名声，我对您说，这类名声于我又有何害？出于我们小圈子的利益，为了我们的聚餐，我反对男女调情，讨厌那些男人正经有趣的事情不谈，却躲到一边跟女人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夏吕斯就不同，我不用害怕，我跟斯万、埃尔斯蒂尔以及其他许多人所发生的事情，跟他绝对不会发生，跟他在一起我十分放心。他出席我的晚餐，任凭有多少上流女人在场，我们都可以肯定，桌面上的谈话不会为调情戏谑、窃窃私语所搅乱。夏吕斯与众不同，犹如一名神父，对他我们十分放心。只是他不能自以为是，对来这里的小伙子发号施令，否则他就连两性人都不如。”维尔迪兰夫人宣布，她对夏吕斯主义的宽容是真心实意的。维尔迪兰夫人如教权在握一般，出现一点不正习气并没有大惊小怪；严重的是在她的小教会中出现了那些可能削弱权威原则、有害于正统观念、企图改变既有信条的东西。“不然，我就要给他一点厉害瞧瞧。就是这样一位先生，因为自己没有受到邀请，便阻止夏利也前来参加排练。为此，他要受到一次严正警告，我希望这对他来说够了，再不，他只有自请尊便。他把夏利锁在屋里，我说的是真话。”她接着又说，“现在我们每次见到他，他身边都要有这丑恶的莽汉，这保镖似的人跟着。”她说这番话，恰恰没有跳出常人的表达方式，因为有些不太常用的说法，遇到某一特殊话题，某一特定场合几乎势必要涌上说话人的记忆；说话人以为是在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实则只是在机械地重复普世训诫。维尔迪兰先生佯称有事要问问夏利，提议把他引开一会儿，跟他说说。维尔迪兰夫人却担心他受到惊扰，接下去演奏失常。“还是等到他演完以后再对他挑明为好，甚至改口再谈也不着急。”维尔迪兰夫人如果知道丈夫在隔壁房间向夏利说明事实真相，她要想舒舒服服激动一下，那就纯系枉然了。她害怕弄得不巧，夏利一生气，会把16号①的事撇下不管。
那天晚上叫夏吕斯先生一败涂地的，是他自己邀请而陆续到来的客人们那缺乏教养的言行——在这上流社会，这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现象。公爵夫人们来此，一是出于对德·夏吕斯先生的友谊，再是怀着好奇心跻身进来看看。每位宾客一到，都径直走向男爵，仿佛他是主人负责接待似的。这些人还近在离维尔迪兰夫人一步远的地方问我：“告诉我，维尔迪兰妈妈在哪儿。您认为有必要叫人介绍我认识她吗？我至少希望她别在明天的报上刊登我的名字，这会叫全家人跟我闹翻的。什么？就是这个白发女人？她的模样不是还可以嘛。”这些话一字不漏地钻进了维尔迪兰夫人的耳膜。凡德伊小姐不在，听到谈起她，好几个人都说：“啊！奏鸣曲的女儿吗？带过来让我瞧瞧。”她们在此遇到了许多老朋友，一下便三五成群围成一堆，闪烁着好奇与嘲讽的目光，窥视着走进门来的维尔迪兰夫人圈内的门客。她们老老实实，最多只是用手指指点点，表示某人的发型有些奇特——若干年以后，这种发型便在一等的上流社会中蔚然成风了。总之，她们十分遗憾地发现，这个沙龙与她们熟悉和想象中的沙龙没有什么不同，为此不禁大失所望。就象有些上流人士到布吕昂②夜总会去，本来满怀希望，能被歌唱家痛骂一顿，不料进门时受到的却是礼貌的致意，而不是预想中的迭唱：“啊！瞧这嘴脸，瞧这丑相。啊！瞧她这副嘴脸。”
①可能是维尔迪兰夫妇贡蒂河滨公馆的门号，也有可能是莫雷尔第二次音乐会举行的日期。
②阿里斯蒂德·布吕昂（1851—1921），法国通俗歌曲作者与演唱者。在蒙马特高地自办米里通夜总会，以通俗、口语化歌曲讽刺社会。
德·夏吕斯先生在巴尔贝克的时候，曾经当着我的面，敏锐地批评过德·福古贝夫人，说她尽管聪颖超人，但是意外的发迹升迁，却酿成她丈夫彻底的失宠。德·福古贝先生被委派在狄奥多西国王和欧多克西王后的国度里任外交使节。两位君王再度来到巴黎，不过这一次逗留时间较长，因此每日要为他们举行宴庆。王后与德·福古贝夫人早已结识，十年来在自己首都常与她见面，而且在此既不认识总统夫人也不认识部长夫人，所以跟大使夫人结了缘。大使夫人认为德·福古贝先生是狄奥多西王国和法国两国关系的开创者，觉得自己地位稳固，不会受到任何损害。从此，仗着王后对她的偏爱，有恃无恐，得意忘形，丝毫没有担心会有危险临头。结果几个月以后，这一危险演化成重大事件，德·福古贝先生突然被宣布退休离职。夫妇俩先前过于自信，错误地认为这事绝对不可能发生。德·夏吕斯先生在“小火车”里评论着他儿提时代朋友的倒台，惊奇地认为，这样一个聪明女子在当时的情况下竟没有利用她对君王的影响，说服国王和王后，设法让别人觉得她对国王和王后没有任何影响，教国王和王后把情谊转到共和国总统夫人和部长夫人们身上。当这些夫人们以为这份情谊是出自国王和王后本人而不是福古贝夫妇一手操纵的话，她们就会无比得意，也就是说，欣喜之余，对福古贝夫妇充满感激之情。但是凡是发现别人错误的人，只要稍遇时机，春风得意，便会重蹈覆辙。客人们拨开一条通道前来向德·夏吕斯先生恭贺道谢，把他当作主人看待，这时他就没有想到应该劝他们去跟维尔迪兰夫人寒暄几句。只有与伊丽莎白皇后和德·阿朗松公爵夫人具有同样高贵血统的那不勒斯王后①一人跟维尔迪兰夫人聊起天来。她仿佛是专程前来拜访维尔迪兰夫人的，而不是为了来欣赏音乐和看望德·夏吕斯先生。她对老板娘畅叙衷肠，滔滔不绝地说她久已盼望能够跟她拜识，对她的公馆竭尽恭维，然后又象正式访问一样，跟她交换了许多话题。她说，她非常遗憾，本来多么希望把她的侄女伊丽莎白（不久前跟比利时阿尔贝王子②结婚的那个）也带来。看到乐师们坐到了台上，她收住了话语，叫人指给她看，哪位是莫雷尔。德·夏吕斯先生希望别人对这位演技精湛的小伙子给了如此巨大的荣誉，对其真正动机，她大概不会有什么错觉。但是这位君主体内流淌着有史以来最高贵、最富有阅厉，凝聚着怀疑与傲慢的血液：她那君王特有的古老智慧。使她把表亲夏吕斯（两人均为巴伐利亚一位公爵夫人的后裔）这类她爱不胜爱的人的缺陷仅仅看作是一种不幸。夏吕斯一类人的这种不幸在她这里得到的支持弥足珍贵，因而她也尤为乐意向他们提供援助。她知道，连这样的场合，她都屈驾亲临，他会双倍感动的。只是，这位妇人目下的心地善良，正如她以往的勇猛顽强。她是一位勇士王后，曾经亲手向加埃特③的城墙射击过④，至今充满着骑士精神，一见到弱者被欺，便准备拔刀相助。她现在看到的是维尔迪兰夫人孤单一人，受人冷落，殊不知是维尔迪兰夫人本人未敢离开王后一步。她拼命摆出样子，向来客显示，对她——那不勒斯王后来说，这次晚会的中心以及吸引她光顾的引力中心是维尔迪兰夫人。她不停地表示歉意，说她不能呆到晚会结束，还要有另一个晚会需要光顾——尽管她足不出户。她特别强调，她告辞的时候，请在座的千万不要为她送行，这样，可以免了叫大家向她表示敬意。其实，维尔迪兰夫人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
①玛丽－索菲－阿美丽（1841－1925），奥地利皇后和阿朗松公爵夫人的妹妹，于1859年嫁于弗朗索瓦二世，双西西里王国的末代国王。
②比利时的阿尔贝（1875—1934），自1909年至死为比利时国王。1900年娶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为妻。
③意大利一港口，位于地中海边上。
④那不勒斯王后确实于1861年参加过围攻加埃特的战役。加埃特的陷落宣布了双西西里王国的寿终正寝。
但是有一点需要为德·夏吕斯先生辩护。虽然他把维尔迪兰夫人忘得一干二净，并且听凭他邀请来的“他的圈子”里的人把她忘得叫她出了丑，可是他却明白，他不能听任这批人用对老板娘同样的恶劣态度来对待“音乐演出”。莫雷尔早已登上演台，艺术家们也已聚拢，可是交谈声甚至于笑声仍不绝于耳，还有那些“据说必须是内行才能听懂”的话在嗡嗡作响。德·夏吕斯先生立刻挺起胸膛，仰起脖子，跟我刚才他来维尔迪兰夫人家时看到的他那疲沓的样子相比，他似乎换了一个身躯。他摆出一付先知的样子，环顾四周，那严肃的神情似乎在说，现在不该再是说说笑笑的时候了。一时只见许多客人的脸突然发红，犹如当堂受到教师训斥的学生一样。在我看来，尽管德·夏吕斯先生神态十分高贵，但是难免带有几份滑稽。因为他时而双目喷火，对客人大发雷霆，时而又现身说法，把戴着白手套的手举到漂亮的额前，显出肃穆庄重、乃至出神入化的样子（大家都必须照此模仿）。他借此象一本随身携带的规则手册一样，向来客指出，必须严格遵守宗教般的静默，抛弃一切社交杂念。为此，姗姗来迟者向他致意，他一律不予理睬：这些人太失礼了，一点儿都不明白，此时此刻，时间已完全属于伟大的艺术。在场所有的人都象施了催眠术那样全都入了迷，不敢移动半张椅子，发出丁点声响。一批虽无修养，但衣冠楚楚的人，受到帕拉梅德名望的感化，对音乐肃然起敬。
我看见，在演台上排开阵势的，不仅有莫雷尔和一名钢琴师，而且还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