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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在海滩读书时，我便独自呆在房间。我回想起外祖母一生中的最后时刻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回想起她最后一次出外漫步，我们陪伴她一起走过的楼梯门，这扇门一直保持原样，始终大敞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间的其他东西仿佛并不真实存在，我内心的痛苦象毒剂一般，将它们全都毒死了。后来，我母亲硬要我出门走走。当初的第一个夜晚，我等候着外祖母到来，曾独自沿街走到迪盖—特鲁安纪念碑，然而，如今在这条街上，我每次举步，娱乐场某一早已忘却的情景便象一阵难以抵拦的逆风，阻拦着我向前迈进；我垂下眼帘，不看任何东西。等我恢复了几分体力，便返身向旅馆走去，我心里清楚，不论我等待多久，从此再也不可能在旅馆与外祖母重逢，想当初我抵达的第一天夜里便与外祖母相见了。由于我到旅馆后才初次出门，有许多我尚未见过面的陌生仆人好奇地盯着我看。一位年轻的服务员站立在旅馆门口，摘下帽子向我致意，继而又很快戴到头上，动作灵巧利索。我想准是埃梅有过吩咐，拿他的话说，早已“下令”，对我要倍加敬重。可就在这同一时刻，我发现服务员又向另一位进门的客人脱帽致意。事实是，这位年轻小伙子在生活中只知脱帽，戴帽，动作无懈可击。一旦明白了自己别无能耐，唯在这方面出类拔萃，他每天便忠于职守，尽量多多脱帽，为此赢得了客人不便表露，但却普遍存在的好感，也引起了门房的特别喜欢，门房负有雇用服务员的重任，迄此为止，除了这位难得的小伙子，还未能找到一位适应的，谁来干不了一星期，准被撵走，埃梅对此大惑不解，吃惊地说：“可是，干这等差使，只要让他们有礼貌就行，不该这么难呀。”经理也严格要求他们务必“到职到位”，意思是要他们必须呆在岗位上，说不定是想要他们保持“堂堂仪表”，只是不会运用这一词语而已。旅馆后面那片开阔的草坪，旧貌已经改观，新修了几个花坛，鲜花盛开，但原先的一丛异域小灌木被移走了，连第一年守着草坪入口处的那位小厮也不见了踪影，他曾以柔如幼茎的身躯、颜色稀奇的秀发，在外观上为入口处增添了光彩。他终于效法两位哥哥和一位当打字员的姐姐，跟波兰的一个伯爵夫人走了，当了她的私人秘书，他哥哥和姐姐都是因为魅力不凡，在旅馆被来自不同国度的男女名流迷上后挖走的。他们走后，只有小弟弟孤单单一人留在旅馆，因为他斜眼，谁也不想要他。适逢那位波兰伯爵夫人和他两个哥哥的保护人来到巴尔贝克，在旅馆下榻，小住一段时日，他喜气洋洋。尽管他打心眼里嫉妒两位哥哥，但也爱着他俩，尽可好好利用这几个星期，培养培养骨肉之情。丰特弗洛尔特女修道院院长不是这样经常离开修女们，去分享路易十四给她胞妹莫特马尔的盛情招待吗？女修道院院长的胞妹是德·蒙代斯邦夫人，是路易十四的情妇。那时，小伙子到巴尔贝克才不到一年，对我尚不熟悉，可听到比他老一些的服务员招呼我时在先生两字之前加上我的姓氏，便立即模仿他们的样子，第一次称呼我时就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或许是因为向一位他认定知名的人士显示了自己的学识，或许是因为遵循了五分种前尚不知晓，但在他看来无论如何不得违反的惯用礼节。这家大旅馆对某些人可能会产生诱惑力，对此我完全明白。它就象是一个高高搭起的大舞台，众多的角色纷纷粉墨登场，甚至连置景处也热闹非凡。虽然旅客只不过是某种观众，但无时无刻不加入到表演中去，仿佛观众的生活展现在舞台豪华的场景中，而不象在剧院，只有演员在台上演戏。打网球的尽可身著白色法兰绒上装回旅馆，门房却非要穿上绣有银饰带的蓝色制服才能把信交给他。倘若这位打网球的不愿爬楼，那也仍然离不开演员，身边就有那么一位衣着同样华丽的司机开电梯。楼层的走廊掩护着贴身侍女与报信女仆，躲避纠缠，在海上时，她们就象雅典娜女神节舞台上的沿幕一般美丽，热衷于与漂亮的女仆厮混的人总是七弯八拐，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她们的小房间来，楼下，占统治地位的是男性，由于有那一帮子无所事事、年纪过小的男仆，整个旅馆活脱脱象一部已经成形、永远重复演出的犹太基督教悲剧。因此，一见到他们，我往往情不自禁地在心底默诵起拉辛的诗句，这一回，不再是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邸，德·福古贝盯着向德·夏吕斯先生致意的大使馆秘书时，浮现在我脑际的《爱丝苔尔》剧中那几句话，而是《阿达莉》剧中的诗行，因为一踏进在十七世纪被称为门厅的大厅，便见熙熙攘攘立着“一大群”年轻服务员，尤其在用点心的时刻，活象拉辛剧中合唱队的年轻的犹太人。当阿达莉问小王子“您到底做何事”时，如果若阿斯虽含糊其辞，但总算也作了回答的话，我可不相信这帮服务员中有谁能够作答，因为他们实在无所事事。若有人象年迈的王后询问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所有关闭在这个场所的人们，
一个个到底在忙些什么事情？”
他最多只能回答：
“我在观看礼仪的豪华场面，
同时，我也在为此作点奉献。”
有时，年轻演员中走出一位漂亮的小伙子，向更为重要的某个人物迎去，继又回到合唱队中，除非在静思松弛的时刻，不然，一个个无不在共同变换着各种姿态，显得毕恭毕敬，日复一日地在装扮门面，但纯属徒劳无益。除“假日”外，他们对“上流社会总是敬而远之”，从不踏入教堂广场一步，平时，过的是苦行僧般的日子，与《阿达莉》中的利末人别无二致。看着这“一群忠实的年轻人”披丽毯踢踏起舞，我不禁自问踏入的是巴尔贝克大旅馆还是所罗门殿堂。
我径自上楼回到房间。象往常一样，我的思绪从外祖母重病染身、弥留人间的日子，从我重新经受、不断加剧的痛苦中挣脱了出来。之所以说不断加剧，是因为当我们以为仅仅在再现一位亲人的痛苦时，实际上，我们的怜悯心已经夸大了这份痛苦；但是，也许真正可靠的的正是这种恻隐之心，它比经受痛苦的人们对痛苦的意识更为可靠，因为他们一直被蒙在鼓里，看不见自己的生活之苦，而恻隐之心却看得一清二楚，为他们的凄苦而悲痛绝望。然而，如果我当时就清楚长时间来我一直不了解的一切，知道外祖母在临终前夕，神志完全清醒，确信我不在场的时刻，曾握住妈妈的手，贴上自己滚烫的双唇，对她说：“永别了，我的女儿，永别了，”那么，一时冲动之下，我的怜悯之心准会超脱外祖母的悲痛。我母亲从不松懈，一直死死盯着不放的也许正是这段往事。于是，我脑中浮现出愉快的记忆。她是我外祖母，我是她外孙。她脸庞的神情仿佛用专为我创造的语言写成；她是我生活中的一切，任何他人只是与她相比较而存在，只是根据她传授给我的对他们的是非判断而存在；然而，不，我们的关系昙花一现，不可能不是偶然结成的。她再也认不出我了。我将永远见不到她。我们并不是相依为命，互为创造的，她是一个陌路人。我正在看圣卢为她这位陌路人拍摄的照片。妈妈与阿尔贝蒂娜见面后，坚持要我去看看她，因为阿尔贝蒂娜娓娓动听，跟她谈起了许多有关外祖母，有关我的往事。我与阿尔贝蒂娜约定了时间。我事先通知经理，让她在客厅等候。经理回答我说，他早就认识阿尔贝蒂娜及其女友，那时，她们还远远不足“贞洁的年岁”，对她们议论旅馆的闲言乱语，他至今耿耿于怀。她们除非“无闻”，才会如此恶言恶语。要么有谁恶意中伤了她们。我不难理解，“贞洁”指的是“青春期”。可是“无闻”两字，就让我大惑不解了。也许与“无文化”混淆了，而“无文化”又有可能与“有文化”混为一谈。我一边等着与阿尔贝蒂娜会面的时刻，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圣卢拍的照片，似乎因为双眼直盯着不放，最后竟一点也看不见眼前的像片，正在这时，我猛又想到：“这是我外祖母，我是她外孙”，犹如一位健忘症患者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名字，又恰似一位病人倏然改变了性格。弗朗索瓦丝进屋向我禀报阿尔贝蒂娜已在楼下，她一眼看见了照片，说道：“可怜的太太，就是她，连她脸颊上的美人痣都一模一样；侯爵给她拍照的那一天，她病她一直瞒着大家，聚会时，总是乐呵呵的。只有我发现她头脑有时有点儿迟钝。可那一下就消失了。后来，她对我这样说：‘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怎么也得留下我一幅像。我还从来没有单独照过相呢。’说罢，她派我去找侯爵先生，问他能否给她照张像，并关照他千万不要告诉先生是她自己提出照相的。可是，等我回家禀报她可以拍照时，她却又死活不肯，因为她觉得自己脸色太难看了。她对我说：‘要是留不下影，就更糟了。’她本来就不笨，最后还是好好修饰了一番，戴上了一只大大的垂边帽，平时不遇到大晴天，那帽子一般是不戴的。她对自己的相片十分满意，她对我说，她不相信还能从巴尔贝克活着回去。尽管我对她直说：‘老太太，不该这样讲，我不喜欢听到老太太说这种话，’可白搭，她就是这个死念头。天哪！她连饭都吃不进了，一连就是好几天。正是这个原因，她才催促先生离得远远的，去跟侯爵先生一起用餐。她自己不上餐桌，装着在看书，可侯爵的马车一走，便上楼去睡觉。可后来，她害怕事前什么也没有跟太太说，会惊坏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