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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远门；不管春夏，还是秋冬，”
公主对对我说。
“噢！这一点，殿下尽管放心，”伴妇狡猾地插话，“不会再下雪了。”
“您怎么会知道，夫人？”善良的帕尔马公主尖刻地发问。
只有在她的伴妇说了蠢话时，她才会生气。
“我可以向殿下保证，不会再下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不可能再下了，已采取了必要措施：撒过盐了。”
头脑简单的伴妇没有发觉公主在生气，别人在乐，因为她不仅没有住口，反而亲切地微笑着对我说（尽管我一再否定我和絮利安·德·拉格拉维埃尔海军上将有亲戚关系）：“况且，下雪又有什么关系呢？先生在船上如走平地。龙生龙，凤生凤嘛。”
德·盖尔芒特先生送走帕尔马公主后，拿起我的大衣，对我说：“我帮您套外套。”他在使用这个字眼时，甚至不再微笑了，因为最粗俗的表达方式，就因为其粗俗，就因为盖尔芒特一家人的故作谦卑，已变得高雅无比了。
激奋只会导致伤感，因为它不是自然产生的。当我终于离开盖尔芒特府，坐在送我去德·夏吕斯先生家的马车上时，我也产生了兴奋的感觉，尽管和德·盖尔芒特夫人产生这种感觉的方式不一样。前两种兴奋力可供我们任意选择。一种发自我们内心，来自我们深刻的印象；另一种来自外部。前者自身就包含着一种快乐，那是生活带给人的快乐。后者试图把别人的兴奋传导给我们，它本身并不伴随快乐，我们可以通过反作用，给它加进一种快乐，得到一种极其虚假的兴奋，但很快就会变成烦闷和忧愁。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上流社会中有那么多人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经常处在烦躁不安的状态中，甚至可能自杀。然而，当我坐车去德·夏吕斯先生家的路上，正被这第二种兴奋折磨得坐立不安。这种兴奋不是由我们切身感受引起的，和我从前几次坐马车产生的兴奋完全不一样：一次是在贡布雷，我坐在贝斯比埃医生的皮篷式双轮车上，看见马丹维尔教堂的钟楼画在夕阳上；还有一次是在巴尔贝克，我坐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四轮轻便马车上，看见一条栽有绿树的路，竭力想回忆起这条路使我模糊感觉到的一件往事。可是，在这第三辆马车上，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在盖尔芒特夫人的餐桌上进行的我当时感到无聊透顶的谈话，如德国亲王对德皇，对布达将军和英国军队的议论。刚才，我把它们塞进我内心的立体镜中了，一旦我们不再是自己，一旦我们有了社交界人士的灵魂，只从别人那里接受生命，那么，我们就会通过这面立体镜，把别人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突出出来，使它们变得轮廓分明。喝醉了酒的人会对侍候他的咖啡馆侍者表现出好感，此刻我的心情和喝醉了酒毫无两样，尽管在吃晚饭时，我对那位非常熟悉威廉二世、大讲其轶事趣闻的冯亲王无甚好感，而现在我却为能和他共进晚餐而感到幸福，认为他讲的那些事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想起他讲的关于布达将军的故事，想起他那浓重的德国口音，不禁放声大笑，仿佛这笑声对证实他讲的故事滑稽可笑是必不可少的，就象有时候用双手鼓掌可以增强内心的赞美一样。就连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有些看法（例如她说弗兰茨·哈尔斯的画应该站在电车上看才有意思），当时我感到十分愚蠢，但在这面立体镜后，却变得生气勃勃，深刻透彻。不过，我应该说，即使这种兴奋旋踵即逝，却不能说它绝对荒唐。对于有些人，平时我们也许不屑一顾，但不知哪天，我们会很高兴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和我们喜欢的一个女孩子有来往，可以把我们介绍给她，这样，他们就变得对我们有用和有趣味了，而这些在以前我们认为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同样，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关系我们可以肯定将来派不上用场。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说，哈尔斯的画即使从电车上看也十分有趣，这句话是错的，但却包含着部分真理，日后对我很有用处。
同样，她为我引用的维克多·雨果的诗，应该承认，这是他脱胎换骨以前那个时期的作品，他还在演变中，还没有发表他那别开生面、具有更复杂机件的作品。在这些早期诗作中，维克多·雨果还在思考，而不是象大自然那样，仅仅满足于引人思考。那时候，他是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思想”，和盖尔芒特公爵对这个词理解的意思几乎一样：德·盖尔芒特先生常在盖尔芒特城堡举办盛大宴会，宾客们在纪念簿上签字后，总要再写一条富有哲理和诗意的感想，他觉得这种做法太陈腐，太罗唆，就用恳求的语气提醒后来的人：“签上名字，亲爱的朋友，不要写思想！”然而，德·盖尔芒特夫人恰恰喜欢雨果早期诗作中的这些“思想”，这在他的《历代传说》诗集中几乎是没有的，正如瓦格纳的第二期作品中缺少“乐曲”和“旋律”一样。德·盖尔芒特夫人的这种爱好不是绝无道理的。雨果的思想确实沁人心脾，尽管形式暂时还缺乏力度，但在思想周围，已经凶涌澎湃着无数的词汇和丰富的韵脚，这使它们独具一格，和别人的诗，例如和高乃依的诗迥然不同。别人的诗不时地闪烁着朴素的浪漫主义思想，更能激动人心，但却没有深入生命的物质根源，没有改变思想赖以存在的无意识的可笼统化的机体。因此，我从前那种只读雨果后期诗集的做法是错误的。诚然，德·盖尔芒特夫人只用了雨果前期诗作中的很少几句诗来点缀她的谈话。但是，正因为她孤立地引用一句诗，才使这句诗的吸引力大大增加。我在德·盖尔芒特夫人的餐桌上初次听到或再次听到的诗句，使那些琳琅满目地镶嵌着诗句的诗篇也变成了磁铁，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把我的手拉向《东方集》和《暮歌集》。我的心变得焦虑不安，非要在两天之内得到这本书不可。我诅咒弗朗索瓦丝的听差不该把我那本《秋叶集》赠送给他的家乡。我立即叫他去给我买了一本。我把这些诗集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只有当我突然发现德·盖尔芒特夫人引用过的、沐浴在她所给予的光辉中的那些诗句时，我才得到安宁。和公爵夫人闲谈，就好比从一个古城堡的藏书室里汲取知识，虽然都是些古书，残缺不全，没有我们喜欢的书，也不能使人增长才智，但有时能为我们提供宝贵资料，甚至能让我们看到一段我们闻所未闻的优美文章，以后，每当我们想起多亏那座美丽的城堡，我们才能知道这段文章时，会感到高兴。我们会因为在那里发现了巴尔扎克为《巴马修道院》作的序言或未曾发表过的儒贝①的书信，而夸大我们在那里度过的那种生活的价值，会由于一个晚上的意外收获，而忘记那是轻薄无聊的生活。
从这个观点来看，即使这个贵族沙龙不是我想象中的沙龙，一上来就以它与其他沙龙的共性，而不是以它的特性使我感到震惊，但渐渐地，它的形象在我面前变得越来越清晰。贵族领主几乎是唯一能象农民那样向我们提供知识的人；他们的谈话总点缀着土地、依然如故的城堡和古老的习俗，而对这一切，银行家是一无所知的。即使一个渴望跟上时代的最温和的贵族最终跟上了时代，但只要他回忆起他的童年，他的父母亲、叔伯父或姑姨婆，就会把他同现在无人知道的一种生活联系在一起。今天如果有人死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在灵堂上一眼就会看出哪些做法违犯了惯例，尽管不会当面指出来。在葬礼上，当她看见有的女人撇开女人们应该参加的仪式，却混在男人中间，就会感到不快。至于罩在灵柩外的黑纱，布洛克可能以为只有丧礼上才能看见，因为丧礼报告上写着引棺索②，而德·盖尔芒特先生却记得小时候，在德·马伊—内斯尔先生的婚礼上，看见新郎新娘头上也蒙着黑纱。当圣卢卖掉珍贵的“系谱树”——布永家族的旧画像和路易十三的亲笔信，买回卡里埃③的画和新式家具时，德·盖尔芒特先生和夫人却因为受到一种狭隘的不完全是出于对艺术热爱的情感驱使，保留了布尔④制作的对艺术家有着巨大吸引力的绝妙无双的家具。同样，一个文学家也会兴致勃勃地聆听他们的谈话，会把他们当作活字典看待（饿汉不需要饿汉作伴），那些日益被人遗忘的表达方式，如圣约瑟勋章式绶章啦，被许愿穿蓝衣服的孩子⑤啦等等，只能在那些可爱的甘当历史保管员的人那里找到。一个作家在他们中间比在其他作家中间感受到更大的快乐，但这种快乐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这会使他相信，过去的事物具有一种魅力，可以原封不动地搬进作品中，这样，作品也就成了死产儿，会使人感到厌倦，可他却自我安慰说：“这很美，因为这是真实的东西，大家都是这样讲的。”此外，在德·盖尔芒特夫人家，贵族们都是用纯正的法语交谈，故而具有特殊的魅力。正因为如此，当公爵夫人听到圣卢使用“梵蒂岗的”、“宇宙的”、“特尔斐城的”、“过分卓越的”这些别出心裁的表达方式时，完全有理由哈哈大笑，就象她看见圣卢从宾格⑥家具店买来新式家具时开怀大笑一样。
①儒贝（1754—1824），法国道学家，他的《书信集》以文体和思想的简炼而著称。
②法语中，“棺罩”（一般是黑纱）和古代天主教婚礼上新郎新娘罩在头上的“纱巾”是同一个字。引棺索是牵引灵柩的大绳，系在棺罩的两端。
③卡里埃（1849—1906），法国画家。主张重审德雷福斯案。
④布尔（1642—1732），法国著名的木器匠，是国王和王室最重要的家具供货人。
⑤被许愿穿蓝衣服的孩子，即被许给圣母的孩子，可以得到圣母的保佑。
⑥宾格（1838—1905），法国收藏家。是新艺术风格的鼓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