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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言，可他的价值却比她大一千倍。公爵夫人作此宣布时，会产生一种清新适意的感觉，这和一个批评家不顾舆论界七十年来一致赞赏《欧那尼》①，偏要公开表明自己更喜欢《恋爱的狮子》②时的感觉是一样的。再比如，从她年轻时代起，人们就对一个堪为楷模的女人，一个真正的女圣人嫁给一个无赖表示同情，可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出于同样的追求新奇的病态需要，不知哪天会声言，这个无赖虽然轻薄，却有一副好心肠，是他妻子的冷酷无情导致他干荒唐事的。我知道，文艺批评能使长久以来一直是光彩夺目的作品重新堕入黑暗，而让那些似乎注定永无出头之日的作品放射出光芒，这种现象从古至今屡见不鲜，不仅表现在作品与作品之间，而且还表现在同一部作品内部。我不仅看到贝利尼③、温特哈尔特④、犹太建筑家或王朝复辟时期的一个细木匠取代了被说成是精疲力尽的天才——所谓精疲力尽，也就是那些无所事事的批评家对他们感到厌倦了，就象神经衰弱患者永远感到厌倦，永远变化不定一样。我还看到，人们喜爱圣伯夫的理由前后也有变化，起先因为他是评论家，后来因为他是诗人。缪塞的诗（除了几首微不足道的小诗）没有得到承认，但他的小说却大受赞扬。有些短评作家单凭《撒谎者》⑤中某段长篇独白能象旧地图那样给人提供当时巴黎的情况，就说这段独白超过了《熙德》或《波里厄特》⑥中的举世闻名的场面。肯定地说，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是，他们这种偏爱——即使不能说是出于美的考虑，至少可以解释为对文献感兴趣——在疯狂的评论界看来是非常理智的。评论界可以抛弃莫里哀的全部作品，而把《冒失鬼》⑦中的一句诗奉若神明，甚至认为瓦格纳的《特里斯坦》枯燥乏味，却为该剧中猎队经过时的一个“优美的铜号音符”所倾倒。这种反常行为有助于我理解德·盖尔芒特夫人的反常行为：她会把一个属于上流社会的被公认为正直但有点傻的好人说成是自私自利的怪物，比大家想象的要精明，把另一个以慷慨闻名的善人说成是吝啬的化身；一位善良的母亲在她口中成了不爱子女的恶妇，而一位大家认为是腐化堕落的浪妇却是有最高尚的感情。德·盖尔芒特夫人的智慧和敏感性似乎受到毫无意义的社交生活的损害，而变得摇摆不定，以致于她对一个人的迷恋不可能不很快转变成厌恶（哪怕她始而寻找、继而抛弃的精神对她又产生吸引力），她在一个心地善良的男人身上发现的魅力——如果这个人找她的次数过于频繁，过于想得到她的引导而她又不能给予的话——不可能不转变为一种引起她厌烦的东西，她认为这种厌烦情绪是她的崇拜者引起的，只有一味想寻找快乐又不可能找到快乐的人才会使她产生厌烦。公爵夫人对任何人的评价都会改变，唯独对丈夫的看法一陈不变。他丈夫从来没有爱过她；她从来都认为她丈夫有铁一般的性格，对她的任性麻木不仁，对她的美貌无动于衷，性情暴烈，固执己见，和所有神经质的人一样，不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就不得安宁。此外，德·盖尔芒特先生只迷恋和追寻一种类型的女性美，但却频频更换情妇，一旦抛弃她们，就象是为了嘲笑她们似的，总有一个永久不变的合作者，她的喋喋不休常常使他恼火，但他知道，大家都认为她是贵族社会中最美貌、最贞洁、最聪明、最有学问的女人，认为他有这样一个妻子是他的造化，她掩护了他的放荡生活，她接待的方式与众不同，她使他们的沙龙保住了圣日耳曼区第一沙龙的地位。他自己很赞同这些看法。他经常对妻子不高兴，但又为她感到自豪。她向他要钱施舍穷人，接济仆人，他会一分钱都不给，但是，他却要求她穿最华丽的服装，坐最漂亮的马车。此外，他很重视让他的妻子显露才智。每当德·盖尔芒特夫人唐突地把一位朋友的优点说成缺点，把缺点说成优点，创造出一个别出心裁、妙趣横生的怪论时，总是迫不及待地想在能够领略其奥妙的人面前一试其效果，想使他们品味这些怪论在心理上的独创性，显耀言简意赅中包藏的恶意。固然，这些新看法不见得比老的更真实，甚至往往更不真实；但恰恰是它们的武断和意外使它们具有一种沁人肺腑、动人心弦、使人津津乐道的精神东西。不过，公爵夫人进行精神分析的病人通常是她的一位知己，而那些她希望把她的发现说给他们听的人却全然不知道她这位知己已开始失宠。于是，她只好等待一个搭档自告奋勇地向她进行挑衅，她装出迫不得已的样子进行辩驳，表面上是为了反驳他，使他无话可说，实际上是为了支持他。这正是德·盖尔芒特先生擅长扮演的角色。
①《欧那尼》是法国作家雨果的话剧剧本，被认为是法国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作之一。
②《恋爱的狮子》是法国剧作家邦萨（1814—1867）的剧作。邦萨被认为是戏剧上反浪漫主义的首领。
③贝利尼是意大利绘画世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的奠基人。
④温特哈尔特（1805—1873），德国画家，深受拿破仑三世宠爱和欧洲贵族的欢迎。
⑤《撒谎者》是法国剧作家高乃依的喜剧，以巴黎为叙事背景。
⑥《熙德》、《波里厄特》均系法国剧作家高乃依的剧作。
⑦《冒失鬼》是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的作品。
对于社交活动，德·盖尔芒特夫人也是武断而夸张地发表一些出乎意外的看法，这是她的又一个乐趣。这些怪论每次都使帕尔马公主惊讶不已，回味无穷。但是，公爵夫人的这个快乐，主要不是通过文学评论手段，而是借用政治生活和议会新闻专栏方式获得的。我试着讲清楚这究竟是怎样的乐趣。德·盖尔芒特夫人对不断发表前后矛盾的法令性意见，颠倒周围人的价值观念的消遣方式已感到不满足了，她还想通过自身的社交行为，通过让大家知道她作出的任何社交决定的方式，尝一尝那种人为的激动滋味，服从于那种感奋听众、左右政客的虚假责任。大家知道会有这样的事：一个部长向议会报告工作时说，他认为他所遵循的行动准则是正确的。的确，这条行动准则在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看来是非常普通的，但是，第二天，这位通情达理的人在报上读了有关报道，看到部长的报告引起听众强烈骚动，文章中不断插入一位议员诸如“太过分了”的谴责（议员的名字和称号是那样冗长，有关观众反应的描写是那样绵延起伏，相比之下，“太过分了”这几个字占据的位置还不及半句亚历山大体诗的长度），这时，他会顿然感到激动不安，开始怀疑自己赞成部长的观点是不是错了。举个例子。从前，当德·盖尔芒特先生（那时还是洛姆亲王）在议会中当议员时，有时，在巴黎的各家报纸上，能读到他象这样的插话（尽管这主要是针对贡布雷选区，为向选民表明，他们没有赞成一个死气沉沉的或不哼不哈的候选人）：
德·盖尔芒特—布永先生，洛姆亲王：“这太过分了！”（会场中央和右边的几个座位上爆发出一片叫好声，最左边的座位上欢声雷动。）
这位通情达理的读者对那位明智的部长仍有几分忠诚，但当他读到另一个发言人回答部长时说的开头几句话，他的心受到了强烈的震动：
“我毫无夸张地说，那位我假定他仍然是部长的人说的话（半圆形会场的右边举座哗然）使我不胜惊讶，目瞪口呆……（雷鸣般的掌声；有几个议员急忙向部长席走去！邮电部副部长从座位上点首赞同。）”
这“雷鸣般的掌声”把这位通情达理读者的最后一些阻力一扫而光。一种本来是无足轻重的做法，他却认为是对议会的凌辱，是极端可怕的做法。必要时，某个正常的事实，比如让富人比穷人多纳些税，揭露一桩罪行，热爱和平甚于战争，等等，他也会一反常态，认为是可耻的做法，是对某些原则的亵渎。这些原则，他过去确实没考虑过，也没把它们记在心上，就因为它们激起了欢呼，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共鸣，他也就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此外，应当承认，这个被我用来解释盖尔芒特社交圈，后来用来解释其他社交圈的政治家特有的狡猾手法，是由理解力的某种敏锐性堕落而来的，这种敏锐性常常用“领会字里行间含义”来表达。如果说议会开会时会因为这种敏锐性的堕落而出现不符合逻辑的事，那么听众会因为缺少这种敏锐性而反应迟钝。他们会从字面上理解一切；听到根据本人要求，一位达官显贵被免去职务时，他们不会想到这是撤职，而会想：“既然是他本人提出的，就不是撤职”；听到俄国人在日本人面前战略撤退，撤退到事先准备好的更坚固的阵地时，他们不会想到这是一次失败；听到德皇为满足德国某一个省的独立要求，给予该省宗教自主权时，他们不会想到这是一种拒绝。况且（现在回到议会会议上），大会开始时，议员们所处的情况和那位将要阅读会议报道的通情达理的读者所处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听说罢工工人向某部长派出过代表，当这位部长在鸦雀无声的寂静（这已经能使人尝到人为激动的滋味了）中登上讲台时，他们会天真地想：“哦！他们之间说了些什么？但愿一切都解决了。”部长第一句话就说：“我无需对议会说，我高度意识到政府的责任，不可能接见这个代表团。根据我的职责，我没有必要认识他们。”这个开场白无疑是戏剧性的变化，因为这是议员们的常识唯一不可能作出的假设。但是，正因为这是戏剧性的变化，人们才报之以那样热烈的掌声，几分钟后，掌声才停止，部长才能继续往下讲。他回到座位后，受到同事们的热烈祝贺。听众激动的情绪不亚于那天他忘记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