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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选择一些笨拙的有口才的布衣者为伙伴呢？到头来，我表现出来的和给人留下宝贵记忆的形象，不是我的意志努力并且值得我努力去塑造的、和我本人相符的形象，而是一个非我所塑造、甚至同我毫无共同之处的形象，一个我从前一向鄙视并且设法舍弃的形象。我何苦象这样痴心地爱我这位心爱的朋友呢？到头来，他最大的乐趣是在我身上发现一种更加普遍的东西，尽管他嘴上信奉友谊，心里却不可能这样想，他寻找的快乐不是友谊方面的，而是精神的，无私的，可以说是一种艺术的快乐。”这就是我今天所担心的，我怕圣卢会产生这种想法。他这样想就错了。要是他没有象他所做的那样，喜爱比他身体固有的敏捷更高雅的东西，要是他没有象这样长期摆脱贵族的傲慢习气，那么他的敏捷就会显得吃力和笨拙，他的举止就会显得粗俗和不雅。正如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需要严肃的态度才能使她的谈话和回忆录给人以一种轻薄而有才华的印象那样，圣卢为使自己的身躯具有高度的贵族气派，从不考虑怎样显示，而是寻求更高的目标，使贵族气派作为无意识的和高雅的线条溶于他的身体中。因此，对他来说，思想的高贵离不开身体的高雅，但是，如果没有思想的高贵，身体的高雅也就残缺不全。一个艺术家要在作品中反映自己的思想，无需把思想直接表达出来；甚至可以说，对上帝的最高赞扬存在于无神论对上帝的否定中，无神论者认为天地万物已经十全十美了，无需再有一个造物主。我也清楚地知道，这个沿墙奔跑、做出和教堂柱子中楣上的骑士一样动作的年轻人，我在他身上所赞赏的不只是一件艺术品；刚才，他为了我而离开了那位年轻的亲王，离开了查理七世的孙女纳瓦尔王后卡特琳娜·德·富瓦克斯的后裔，他在我面前从不炫耀他的高贵出身和巨大财富，他在把骆马毛大衣披在我怕冷的身上时显得那样自信，那样灵活，那样文雅，而这些恰恰是他傲慢、敏捷的祖先传给他的特征；然而，所有这些——富瓦克斯亲王，高贵的出身和巨大的财富，傲慢而敏捷的祖先——难道不是他生活中的比我资格更老的朋友吗？我原以为他这些朋友会把我和圣卢永远隔开，然而相反，圣卢作出了只有绝顶聪明的人才能作出的选择，毫无拘束地为我抛弃了这些朋友，他身体的动作正是他这种自由的写照，完美无缺的友谊就在这自由中实现。
盖尔芒特家族的这种不拘礼节——不是指罗贝身上表现出来的高雅脱俗的不拘礼节，因为祖传的傲慢在罗贝身上只是一件无意识的高雅的外衣，掩盖了真正的高尚的谦虚——可能会露出庸俗的傲气，这一点，我不是在德·夏吕斯先生，而是在德·盖尔芒特公爵身上发现的。德·夏吕斯先生性格上的缺点与贵族的习性相重迭，至今他对我仍是个谜。盖尔芒特公爵尽管从整体上说也很粗俗（从前，我外祖母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里遇见他时，对他的粗俗举止甚为反感），但他身上仍有不少旧贵族的特点。对于这一点，我去他家吃晚饭的那一天，也就是我和圣卢共进晚餐的第二天就有所感觉。
我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家第一次见到公爵和公爵夫人时，我并没有发现他们有旧贵族的特点，正如我第一次观看贝玛演出没有发现她和她的同事们有什么差别一样，况且在贝玛身上表现出来的特征比在上流社会人士身上显示的特征要明显得多，因为她的特征随着观众注意的目标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容易理解而变得越来越清晰。但是，尽管上流社会人士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以致当一个象圣伯夫①那样诚实的作家想把德·乔夫兰夫人、雷加米埃和德·布瓦厄夫人的沙龙细腻入微地一一描绘出来时，我们感到这些沙龙几乎如出一辙，毫无二致，我们从作者的研究中可以得出沙龙生活毫无意义的结论，这是作者始料未及的），然而，根据我对贝玛改变看法的原理，既然盖尔芒特一家现在对我已变得无足轻重，他们独特的风格已不再被我的想象力化成雾珠蒸发掉，我就可以把雾珠收集起来，尽管它们轻得没有份量。
①圣伯夫（1804—1869），法国文学批评家，作家。早期拥护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倾向，在文艺批评方向上强调研究作家生平经历和心理状态。主要文艺批评著作有《文学家画像》、《当代人物画像》等。
那天，在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晚会上，公爵夫人没有同我谈起她的丈夫，再说，他们离婚的消息已传得满城风雨，因此我不知道公爵会不会出席他妻子的晚宴。但我很快就清楚了，因为我看见德·盖尔芒特先生溜到候见厅，混入伫立在那里的仆人中间，窥视我的到来，准备到门口迎接我，亲自帮我脱大衣。仆人看到公爵对我的态度和从前大不一样，很可能感到纳闷，因为他们一直几乎把我当作细木匠的孩子看待，换句话说，他们对我的态度比起他们的主人来可能要好一些，但绝不会相信我能在公爵家里受到接待。
“德·盖尔芒特夫人一定会感到非常荣幸，”公爵用一种颇有说服力的口吻对我说，“请允许我把您的外套脱掉（他认为讲老百姓语言既显出他脾气随和，也能显得他幽默风趣）。我妻子怕您变卦，尽管您说好今天要来。从早晨起，我们就开始念叨：‘您瞧着吧，他不会来的。’我应该对您说，德·盖尔芒特夫人比我看问题准。您不是一个轻易就能结交的人，我还以为您会失约呢。”
据说公爵是一个非常糟糕，甚至是非常粗暴的丈夫，因此，当他用“德·盖尔芒特夫人”称呼他妻子时，人们会感激他，就象感激坏人难得的仁慈一样，因为这个称呼使人感到，他好象向公爵夫人张开了保护的翅膀，同她浑然一体，不可分离。盖尔芒特公爵亲热地抓住我的手，准备领我到客厅去。有些日常用语，出自农民之口，会使人耳目一新，只要它们反映出某种地方传统的残余，或某个历史事件的痕迹，即使说话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传统和事件；同样，德·盖尔芒特先生那种彬彬有礼的神态——整个晚上都对我这样——就象一种延续了数百年的风俗习惯，尤其象十七世纪遗留下来的习俗，使我着迷。旧时代的人离我们似乎十分遥远。我们总认为他们表达的思想都是表面的，不敢认为他们有深邃的思想；当我们发现荷马史诗中的一个英雄和我们有相近的感情，发现汉尼拔在卡纳埃战役中巧用佯攻战术，引诱敌人攻击侧翼，然后突然包围敌人时，我们会大吃一惊；我们似乎把这位诗人和这位将军想象成动物园中的动物，同我们有天壤之别。甚至在路易十四宫廷中的某些显贵身上，我们也会有意外的发现：当我们阅读他们给一个地位比他们卑微、对他们毫无用处的人写的信时，发现他们用词非常谦恭，我们会不胜惊讶，因为这些词骤然向我们泄露了这些达官显贵内心的一套信仰，他们从不公开说出他们的信仰，但却受其支配，他们尤其相信，出于礼貌，他们必须装出动感情的样子，一丝不苟地发挥礼貌的作用。
这种想象出来的、过去距我们十分遥远的看法，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作家，甚至是大作家，会在莪相①那样平庸而故弄玄虚的诗人的作品中发现非凡的美。如果说我们在看到古代抒情诗人具有现代思想时，会大吃一惊的话，那么，当我们在一篇被认为是古老的盖耳语②的诗歌中，发现有一个我们认为只有当代人才有的巧妙思想时，就会赞不绝口了。一个有才华的翻译家翻译一位古代诗人的作品时，只要加进几段当代的一位作家在什么地方发表过的诗，虽然不很忠实原著，但却趣味盎然，这就能使这位诗人立刻具有一种沁人心脾的魅力，因而能流传百世。这本书如果作为译者的原著发表，那只能算是一部平庸之作；如果作为译作发表，也许就能成为一部杰作。过去不会转瞬即逝，而会留在原地。一场战争开始几个月后，从容地通过的法律条文仍能对它起作用，一个罪行不清不楚十五年后，法官仍能找到澄清罪行的材料；同样，几个世纪后，一个研究某遥远地区的地名和居民习俗的学者，仍然能发现一个早在基督教前就存在的希罗多德③时代的传说，这个传说已变得难以理解，甚至已被人遗忘，但它作为一种更浓密、更古远、更稳定的气味，存在于现在，存在于一块岩石的名称或一种宗教仪式中。在德·盖尔芒特先生的举止言谈中，也存在着一种传说，没有上面提到的传说悠久，是宫廷生活散发的气味。过一会儿，当我在客厅里（因为我没有马上去）又遇见他时，我将再一次闻到这个传说的气味，就象闻到一种古老的气味一样。
①莪相是苏格兰传说中的诗人，相传生活在三世纪，他的诗是口头传下来的，受到后人的模仿和崇拜。
②盖耳语是苏格兰北部居民的语言。莪相的史诗是从盖耳语翻译成英语的。
③希罗多德（约前484—425），古希腊历史学家。在西方史学中有历史之父之称。所著《历史》以记载希波战争为主，也叙述了希腊、波斯、埃及与西亚各国的历史、地理和风俗习惯。
在离开前厅时，我对德·盖尔芒特先生说，我很想看看他收藏的埃尔斯蒂尔的画。“愿意为您效劳。这么说，埃尔斯蒂尔先生是您的朋友罗？我感到很抱歉，一直不知道您对他这样感兴趣。因为我同他有点认识，他很讨人喜欢，用我们父辈的话来说，他是一个老实人。我不知道您喜欢他，否则我可以请他赏光来这里吃晚饭了。今晚有您作伴，他肯定会很高兴的。”当他象这样竭力想发扬旧制度①的传统时，他身上反而很少有旧制度的气息，但当他没有这个愿望时，他又成了旧制度的化身。他问我要不要他陪我去看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