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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红色一定深藏在她的思想中。当然，我曾听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和圣卢以及一些并不绝顶聪明的人随口说出盖尔芒特这个名字，就象随口说出一个将要来访或将同我们共进晚餐的人的名字一样，仿佛没有感到这个名字具有黄色树林的外观和外省某个角落的神秘色彩。但是，他们也许在装模作样，就和古典诗人一样，尽管有深邃的意图，却故弄玄虚，不告诉我们。我也一样。我竭力模仿他们，装出极其自然的声调喊着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仿佛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况且，谁都说她是一个极端聪明的女人，谈吐诙谐幽默，生活在最有趣味的小圈子里：这些话使我的梦想长起了翅膀。因为当我听到他们说聪明的小圈子幽默的谈吐等话时，我想象的聪明绝对不是我平时所熟悉的，也不是那些最有才华人的聪明，这个小圈子的成员也绝对不是贝戈特那号人。不！我想象的聪明应该指一种金光灿烂而且充满森林气息的不可名状的机能。我殷切期待的正是这种非常特殊的机能，因此，即使德·盖尔芒特夫人说出最聪明的话（指一个哲学家或评论家的聪明），我仍然会感到失望，倒不如只说一些无聊的事，谈一点烹饪法或城堡的家具，举几个她的女邻居或亲戚的名字，这固然也会使我失望，但却向我展现了她的生活。
“我以为在这里能看见巴赞，他说要来看您的，”德·盖尔芒特夫人对她婶母说。
“我有好几天没看见你丈夫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回答说，听上去有些不高兴。“我没看见他，或者说见过他一次吧，他给我开了一个可爱的玩笑，让仆人进来通报说瑞典王后驾到。”
德·盖尔芒特夫人抿了抿嘴，就算是笑了，倒象是在咬她的小面罩。
“昨天，我们和她一起在布朗施·勒鲁瓦府上吃晚饭。您可能认不出她了，她胖得不象样子，我敢肯定她有病。”
“我刚才恰好同这些先生说，你发现她象一只青蛙。”
德·盖尔芒特夫人发出一个嘶哑的冷笑，以表明她问心无愧。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打过这个可爱的比喻。不过，假如把她比做青蛙，那么，这只青蛙又大大前进了一步，变成一头牛了。这样比还不大确切，因为她的肉全堆在肚子上，不如把她比做一只怀孕的青蛙。”
“啊！我觉得你这个比喻太荒唐了，”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其实，她心里很为她的客人能听到她侄女的幽默而自豪。
“这个比喻太武断了，”德·盖尔芒特夫人回答说，嘲笑般地把这个精选的形容词读得很重，就象斯万说话那样。“因为我承认，我从没见过怀孕的青蛙。不管怎么说，这只青蛙（她其实并不要国王，因为我看她在丈夫死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乐）下星期要来家里作客。我说了，无论如何我会提前告诉您的。”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小声地咕哝了一句，没听清她说什么。
“我知道她前天是在德·梅克伦堡夫人那里吃晚饭的，”她补充说，“汉尼拔·德·布雷奥代也去了。他来给我讲过这件事，应该说，他讲得相当风趣。”
“在这次晚宴上，有一个人比拔拔尔还要聪明，”德·盖尔芒特夫人说，她和布雷奥代—贡萨维关系十分亲密，因此坚持用昵称称呼他，“是贝戈特先生。”
我从没有想过会有人认为贝戈特聪明。再说，我认为他是混到聪明人中间去的。也就是说，他同我隐约看见过的那个楼下包厢绛红色帷幔下的神秘王国相隔着十万八千里。在这个王国中，德·布雷奥代先生为了使公爵夫人开颜，用神的语言同她进行令人难以想象的谈话——圣日耳曼区的人之间的谈话。平衡被打破了，贝戈特竟比德·布雷奥代还要聪明，我感到心里不是滋味。但我更感到懊丧，因为看《费德尔》的那天晚上，我故意躲开贝戈特，没有上前同他打招呼。就在这时，我又听见德·盖尔芒特夫人对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说：
“这是我唯一渴望认识的人，”公爵夫人又说，她的精神也有涨潮和落潮的时候，每当她对文人名士的好奇心高涨之日，就是她崇尚时髦的贵族派头低落之时，“要是我能认识他，我会很高兴！”
在看《费德尔》的那天晚上，我本来是有机会同贝戈特呆在一起的，但我以为德·盖尔芒特夫人会因此而对我印象不好。其实相反，他在我身边也许会给我带来好运气，德·盖尔芒特夫人也许会乐意要我到她的包厢去，请求我哪天带这个大作家到她府上吃饭。
“据说他不大平易近人。有人把他介绍给德·科布格先生，可他一句话也没同他说。”德·盖尔芒特夫人接着说，她在指出这个不可思议的行为时，就好象在讲一个中国人用纸擤鼻涕一样。“他一次也没有称他为‘阁下’，”她又说，看上去很高兴。在她看来，这个细节和耶稣教徒在受罗马教皇接见时，拒绝向教皇陛下下跪一样有趣。
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兴致勃勃地谈着贝戈特的特点，而且，她似乎并不认为他的这些特点应该受到谴责，相反，倒认为这是他的优点似的，但她自己也不清楚这是什么类型的优点。尽管德·盖尔芒特夫人对贝戈特的独特风格理解得颇有些古怪，但我后来却感到，她使许多人大吃一惊的认为贝戈特比德·布雷奥代先生聪明的看法不无道理。就这样，这些独特而带破坏性的却又是正确的看法，被一些超群非凡的人带进了社交界。这些看法是上流社会新价值观念的雏形，下一代会摒弃旧的观念，使这个新观念臻于完善。
阿让古尔伯爵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他是比利时代办，是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小表兄。伯爵后面紧跟着两个年轻人，盖尔芒特男爵和夏特勒罗公爵。德·盖尔芒特夫人对夏特勒罗公爵说：“你好，我的小夏特勒罗。”她说话时漫不经心，没有从她的圆垫式矮凳上站起来，因为她是他母亲的好友，而这位年轻的公爵从小就十分敬重她。盖尔芒特男爵和夏特勒罗公爵正当青春，身材颀长，肌肤和头发都是金黄色，是典型的盖尔芒特家族中的人。他们进来后，仿佛把漫溢在整个大厅里的春天落日的余辉都凝聚到他们身上了。按照时下流行的风俗，他们把大礼帽放在脚边。投石党历史学家心想，他们就和农民进市政府一样，局促不安，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把帽子放在哪里好。他认为应该发发善心，帮助他们消除拘束和胆怯的心理：
“不，不，”他对他们说，“别放在地上，会弄脏的。”
盖尔芒特男爵朝他瞟了一眼，眼珠斜着，从里面射出一道强烈而鲜明的蓝光，使这位好心的历史学家吓得一时不知所措。
“这个先生叫什么？”男爵问我。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刚才已把我介绍给他了。
“比埃尔先生，”我小声答道。
“姓什么？”
“就姓比埃尔，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历史学家。”
“哦！……是这样！”
“不，这些先生习惯把帽子放在地上，时下流行这个，”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解释说，“我跟您一样，对这很不习惯。但我觉得这比我侄孙罗贝的做法要好一些。他总喜欢把帽子放在前厅。我看见他光着脑袋进来，就说他象个钟表匠，问他是不是来给挂钟上发条的。”
“侯爵夫人，您刚才讲到了莫莱先生的帽子，我们可以象亚里士多德那样，立刻对这个问题作一番假想的考证，”投石党历史学家说。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的一席话使他放下了心，然而他说话的声音仍然很微弱，除了我，谁也没有听见。
“这位可爱的公爵夫人，确实了不起，”德·阿让古尔先生指着正在同G……聊天的德·盖尔芒特夫人说，“不管在哪个沙龙，名人一来总坐到她身边。当然罗，只有风头人物才能这样。不可能每天都是博雷利，施伦伯格①，或阿弗内尔②。不过，不是他们，也会有比埃尔·洛蒂先生③或埃德蒙·罗斯当先生④。昨晚，在杜多维尔府上（顺便提一句，她头上戴着祖母绿冠冕形发饰，身上穿着有长拖裙的玫瑰色晚礼服，显得光彩照人），她的一边坐着德沙涅尔先生⑤，另一边坐着德国大使。她同他们激烈地争论着中国问题。客人大多离他们有一段距离，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以为要爆发战争了。说真的，她俨然象小圈子的王后。”
①施伦伯格（1877—1968），法国作家，擅长心理分析。
②阿弗内尔（1823—1902），法国文学家，著有《政治之歌》，叙述帝国时代的主要事件。
③洛蒂（1850—1923），法国作家，著有《冰岛渔夫》。
④罗斯当（1868—1918），法国诗人和剧作家。名著有《西哈诺》。
⑤德沙涅尔（1855—1922），法国政界人物。
大家都围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身边看她画画。
“这些花的颜色真象天空玫瑰色，”勒格朗丹说。“我是说玫瑰色的天空。因为既然有天空蓝色，也就有天空的玫瑰色。不过，”他压低嗓门，想只让侯爵夫人听见，“我相信我更喜欢您这画上的肉红色，丝一般的光亮，就象真的一样。啊！皮萨内罗①和扬·范·赫伊絮姆②画的花卉虽然精致，但是缺乏生气，比起你的画来真是望尘莫及。”
①皮萨内罗（1395—1455），意大利画家。
②扬·范·赫伊絮姆（1659—1716），荷兰画家，擅长画风景和花卉。
不管多么谦逊的艺术家，都愿意人家说喜欢他甚于他的同行，不过他也会随便为他们说几句公道话。
“您所以有这个印象，是因为他们画的全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花卉，我们并不熟悉。不过，他们的艺术造诣还是很高的。”
“啊！那个时代的花卉！妙极了！”勒格朗丹惊叹道。
“您是在画美丽的樱花吧……要不就是五月的玫瑰，”�